拉达克行03·古今闲谈
拉达克本来偏僻的与世隔绝，二战之后，和印度先是靠航空联系在一起，之后才修起了能跑汽车的公路。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首次视察列城，一行人下了飞机就骑马进城。
上面这张照片，经常被解说为印度空军飞机首次降落在列城，其实有错。因为印军的C47运输机飞抵列城，是在1948年，第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开通是在1952年，那之前的列城不会有吉普车（C47不是后掀门，也拉不了吉普车）。1948年的列城还没水泥，是一条临时修建的土跑道，而照片中的机场地面都做了硬化，这应该是1960年代拍摄的。机型倒没错，二战中美军最常用的达科它C47，曾经飞跃驼峰（喜马拉雅）航线，给中国运送军火。
拉达克人很少，算是个小地方，中国人对这块儿了解很少，现在开始有些背包客游历这里，但对这里的历史背景、深层的东西也不够了解。个别人爱咋呼“拉达克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还有人听说那里是藏文化区，就觉得他们都是藏族，藏族都应该是中国人……其实“民族”这个概念是斯大林发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印度各种人都没有“民族”的观念。而且在现代国家观念传入以前，内亚地区的政治模式大多是“封建制”的，一层又一层的贵族世袭统治，用现代意义的主权归属根本说不清楚，跟中原汉地古代那种编户齐民也不一样。 （其实关于西藏历史上的归属问题也是，从各种立场出发的人，都在用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去套古代内亚政治，那是缘木求鱼。这次在印度的时候，时而有人跟我聊这个，要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的国家”；我说“独立的国家”这概念，是欧洲人五百年以来才开始有的，传到亚洲沿海是一百多年前，进入亚洲内陆就更晚了，把它用到古代不是越说越乱吗？谈内亚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不要扯历史，根据现行的国际法就足够了。我就是搞历史的，更知道在哪些问题上用不着求助历史，历史也帮不上忙。） 这里就先聊聊拉达克怎么就成了印度的，不涉及太远的古代。把这么个小地方说清也不容易。
先看看拉达克所处的地方，它在印度的最西北角，往北、往西都是巴基斯坦（巴控克什米尔，印巴争议地区），往东是中国，新疆和西藏的连接处。地形图上看都是疙疙瘩瘩的高原山地。 在公元183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拉达克是向拉萨政权称臣纳贡的，但拉达克也一直有自己世袭的王室，它和拉萨之间是封建的从属关系；当时拉萨和北京之间也是这种封建从属关系（但现在的拉达克人，不知道历史上拉萨跟北京的这层关系，他们被杜宇王带领的流亡藏人洗脑久了，也被印度官方的反华冷战宣传洗脑久了）。 就在1830年代，拉达克旁边的一个土邦小王，查谟王，带兵打过来，把拉达克吞并了，从那时起，拉达克政治上就跟拉萨断了关系了，按说时间离现在也不太久，但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几年，也算是古代了。 查谟王这个小土邦也很复杂，他的王室是印度教的，但国境内人口最多的是克什米尔穆斯林；再加上拉达克的一丁点佛教徒，拉达克人虽然少，但荒山野岭的地方很大。查谟王治下，拉达克还有着自己的小王室，但基本不管事了。 查谟土王也不是老大，他上面还有个封建主子，就是锡克帝国，也叫道格拉王朝（别看名字吓人，统治的地盘也不太大，接近今天的巴基斯坦吧）……复杂的事儿还没完。再后来，锡克王朝又被英国殖民政府打服了，这上面又增加了一层封建主子，而且锡克王朝后来就不行了，没有存在感。 欧洲中世纪有个封建原则，“我的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爸爸的爸爸不是爷爷，是路人甲），内亚封建时代也是如此，未必是出于封建法理，更多是没出门见过世面，天高封主远，封主的封主我就不管了。所以拉达克人不认中国当过他们的封主，也不认英印政府或者锡克帝国，只认查谟土王。 查谟土王虽然土，但毕竟离着英国殖民当局不远，能学点新东西，比如，它征服拉达克就签了书面条约，这本来不是东方政治的习惯；进入20世纪，查谟王也学着英国搞了点近代化军队。 这点也是中印边境争端中国经常吃亏的地方，印度那边动不动就把一两百年以前的什么条约翻出来了，白纸黑字，内容都是狮子大张口的要价，北京或拉萨这边根本就没人听说过，再查查，是谁代表这边在上面签字盖章的？最后查出来，可能是当年的一个乡长小头人……
查谟土王本来不是英国殖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到二战之后的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独立，同时印巴分治，成了两个国家。这时的查谟土王也想独立建国，但他境内的臣民多数是克什米尔穆斯林，自然想加入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以伊斯兰为国教的，印度是世俗政府，不支持特定宗教）。这时，有些穆斯林士兵为主的连队开始反水，巴基斯坦的边境部落武装也赶来支援，占领了查谟王的北部领土，还在南下进攻。查谟王看到自己的国家保不住了，只好向印度政府求援（还是印度教自己人一家亲啊），把自己的王国统治权交给印度，又签了一份条约。 巴基斯坦军队深入拉达克地区，兵临列城，这里和外界的交通被切断了。查谟王在列城的驻军很少，也很没战斗力，但列城的佛教徒绝对不想被并入巴基斯坦（那他们就不能拜佛祖只能拜胡大了）。情急之下，他们在列城郊外修了条临时跑道，印度空军的C47运输机成群而至，运来了两个廓尔喀步兵连和武器装备，再加上克什米尔河谷方向对巴军的反击，才把巴军赶回去了一段，形成了今天印巴两国的“实际控制线”，列城和拉达克的大部分，才这样并入了印度。
网上借一张别人的图。 实际控制线分割开的，是昔日查谟土王的疆域，其中克什米尔只是一块面积很小的河谷，但人口最密集，所以国际上慢慢把整个印巴争议地区（昔日的查谟土邦）都叫克什米尔，让克什米尔有了大小两个范畴，这一点必须注意。 印度在它控制下的查谟旧疆设了个邦（省级），叫“查谟与克什米尔邦”，查谟指老查谟王室龙兴的那一小块地方，印度教为主；克什米尔主要是穆斯林聚居的河谷，也默认包括了拉达克。 印巴两国一直都不知足，都想把整块昔日查谟土邦地盘抢过来。印度自称有土王授权的条约，但联合国给出的决议对巴基斯坦有利：争议地区应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归属巴基斯坦还是印度（没有公投独立的选择），这里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公投结果肯定会倒向巴基斯坦，所以印度不敢在自己控制的这部分搞公投，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于归属印度，拉达克人（其中的藏传佛教徒）由衷感到庆幸，联合国决议又让他们很恐慌，万一哪天搞了公投，他们就像嫁妆一样被带到巴基斯坦去了，所以他们准备抵制公投结果，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留在印度。 中印巴的三角关系里面，中国长期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拉达克人对中国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 印度方面说，拉达克应该还包含“阿克赛钦地区”，这里是无人区，新藏公路从这里经过，印度想从中国手里把它抢过去是不现实的。 笔者个人的判断，别管是中印还是印巴之间的领土纠纷，以后如果不发生大的战争变动，也就是维持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正式合法化了。外交上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也是“尊重实际控制线”。有人说藏南还让印度占着啊，中国岂不是吃亏了？但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当年都没抢回来的，今天就更没戏了，两边都有导弹核武器了，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估计还是实控线原则来解决。 下图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是中方对中印边界西段提出的划界方案，里面的黑粗虚线是中方方案，小点是印度方案，可见区别不大，都把拉达克划到印度方面了，争议主要在阿克赛钦地区。
但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划界工作就搞不下去了，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声称对包括拉达克在内的整个克什米尔地区享有主权，中国两边不得罪，只能说它是印巴争议地区，处在印度实际控制之下。 印巴后来还打过大大小小好几次仗，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自己控制区煽动叛乱、恐怖袭击，所以印度在克什米尔、拉达克的驻军越来越多，还修了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从印度政府的财力和动员能力来说，这也算不容易了。
印度的现代化与莫迪新政
拉达克是印度的一部分，它二战之后经历的社会变迁，很大程度上都是和印度同步的，这又涉及印度内政很多错综复杂的层面，中国人了解的少，这里也适当介绍一点儿。这不是我的老本行，是临时补课，包括在印度买的一些英文书，回来以后在慢慢看，抽着重要的做一点翻译，也是希望尽量对这个隔着喜马拉雅的体量巨大的邻居多一点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在印度闹独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主要是国大党，代表人物是甘地、尼赫鲁，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长期执政，直到近几年才被人民党的莫迪换庄。 国大党上层人物的特征： 一是比较西化，年轻时都曾在欧美留学，甚至和欧美人通婚； 二是比较文化多元，除了印度教，还有锡克教、穆斯林甚至稀有的拜火教徒，这些人都是西化的上层阶级，他们对社会等级的认同往往高于教派，也在阶层内互相通婚； 三是家族政治，国大党的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尼赫鲁家族手里，尼赫鲁的子孙后代都以甘地为姓，其实没有血缘关系，自己罩一层圣人光环而已，这个家族已经传到第四代了，还在掌控着国大党，第五代眼看也要登场； 第四是腐败，这是家族政治、阶层小圈子政治的必然产物，不稀奇。 印度从英国治下独立后，建立了一套西式民主、联邦政体，但外界了解不多的是，印度（国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有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色彩，因为他们闹独立的时候，欧美国家都不支持，他们只好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寻找一点理论资源。印度刚独立后，搞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比如搞土改，平均地权，试图消灭大封建土地所有制。 前面说过，印度刚独立后，拉达克地区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巴库拉活佛，他当时三十来岁，也被吸纳到了国大党上层圈子里，当土改法案在查谟-克什米尔邦推行时，触犯了拉达克地区佛教寺院的利益，于是巴库拉活佛为此游说奔走。在巴库拉活佛的传记里，有一章专门记载此事。
《巴库拉仁波切：现代拉达克的缔造者》。作者长期担任活佛的个人助理，我在拉达克的时候没机会结识这位作者。 我把刚翻译的这章内容附在这里，因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个案，可以了解拉达克在所属的查谟-克什米尔邦、在印度政治地位，了解印度的政治运作过程，还可以了解独立初期国大党改造印度社会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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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寺院地产的斗争
1950年7月13日，在西柯·阿卜杜拉和他的国民会议党的社会主义领导下，查谟-克什米尔邦政府通过了一份影响极大的土地改革计划，“废除大地产法案”。法案的目的是终结所谓大地主和宗教团体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普通民众。在当时尼赫鲁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印度其他邦都颁布了类似法律。
查-克邦的法律规定，佃农应当获得租种土地上70%的收获物；更严重的是，法案规定了单个家庭或机构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182“课”（约22英亩），多余部分将被政府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农民。按照这个标准，查-克邦内将有8万英亩土地被没收，并分配给24.7万户小农。但邦内情况不尽相同：在克什米尔山谷地区（穆斯林聚居区），这个标准很受欢迎；在查谟地区，地主主要是印度教徒，而佃农主要是穆斯林，所以就变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论；在藏传佛教为主的拉达克地区，这个法律则被视为对佛教的攻击。
拉达克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单位产量低，无地农民的数量也比较少，这和克什米尔河谷很不一样。但邦政府完全不考虑这些，他们从斯利那加（邦首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拉达克，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法律。工作组进行了调查，发现只有21家超出了土地限额，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寺院，他们要求立即执行土地没收和再分配计划，这在拉达克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传统时代的拉达克，还没有学校、医院这些现代设施，佛教寺院发挥着各种社会功能，它不仅提供识字教育和藏医治疗，也保存着各种手工技艺，甚至从事商业贸易。寺院是社区生活的中心，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寺院，人们的生老病死、各种礼节庆典都离不开寺院。而且，和克什米尔、查谟地区的清真寺、印度教寺院不同，佛教寺院里生活着大量出家的僧人、尼姑，他们只能靠寺院农田（地租）维生，如果地产被剥夺，这些僧尼就完全衣食无着了，拉达克的佛教文化也同时面临灭绝。
在巴库拉仁波切建议下，各寺院联名向中央和邦政府递送了请愿书，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邦政府对推进法案极为坚决。在拉达克佛教徒看来，克什米尔的主体是穆斯林，邦政府显然在扬彼抑此，试图根除佛教。各寺院的抵制只能提供一段缓刑期，但大限终将来临，所以巴库拉仁波切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带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到斯利那加，直接向邦领导请愿。
1950年9月10日，仁波切从列城出发，陪同他的有拉达克主要寺院的总管，比如Pethub寺院的Rigdol，黑米寺的白玛才让，Phyang寺的贡楚索南（拉达克寺院协会-LGA-的前任主席）。索南旺家担任仁波切的私人助理。在几个星期的徒步旅程之后，他们抵达了斯利那加，在那里遇到了仁波切的老朋友、导师——济师傅，他从政府公职退休之后就住在斯利那加，此时帮助仁波切把请愿书翻译成英文，并安排他们和查克邦首席部长（最高长官）西柯·阿卜杜拉的会面。
西柯·阿卜杜拉是个自视甚高而又繁忙的政治人物，要见到他并不容易，仁波切的团队为此等待了几个星期。当最终见面时，这位首席部长对他们陈情完全不感兴趣，他对仁波切表现得相当恼火，斥责仁波切把事情闹大了。西柯·阿卜杜拉说，事情完全不是请愿团描述的那样，新法案完全是为了穷人的福祉，为了社会进步。
代表团还拜见了邦其他高官，但他们的陈情都落到了聋子的耳朵里。邦里最后的答复是：关于他们反映的意见，可以等到邦立法会开幕的时候讨论。
请愿团内部开会商讨对策，最后济师傅建议他们去德里向中央政府反映，如果邦领导人不愿听仁波切的，他们总应该听从尼赫鲁总理本人。请愿团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向德里进发了。
在德里，巴库拉仁波切再次见到了尼赫鲁总理，并向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请愿书。尼赫鲁答应尽力帮忙，并建议仁波切和当时的中央法务部长Bhim Rao Ambedkar博士会见一次。于是请愿团拜访了法务部长，部长耐心听取了陈述，答应此事会得到妥善解决。在首都期间，他们还拜会了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内务部长Sardar Patel，以及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
拉达克请愿团在德里停留了一个月之后，查-克邦官方终于答应对拉达克寺院地产进行赦免。请愿团兴高采烈回到了克什米尔，在那里停留了约十天，在收到邦政府的官方许可后返回了拉达克，把好消息带回了各自的寺院。
这是一个显著的胜利，是拉达克各团体团结一致的成果。然而麻烦还没到头。邦里的一些官员不想轻易放过黑米寺，因为它是拉达克最大的寺院，按照贡楚索南的说法，官员们想彻底拆分黑米寺的庞大地产。巴库拉仁波切再次与邦领导们交涉，终于使黑米寺也获得了赦免。为了报答仁波切的鼎力相助，黑米寺把列城内临近Karzoo的一块土地送给了巴库拉仁波切的拉章（寺院衙门）。
对仁波切来说，土地法案事件显示了拉达克所有佛教寺院团结起来捍卫自己权利的重要性，就像他的前世（18世巴库拉仁波切）从查谟土王手里争取到所有寺庙的免税权一样，19世仁波切也不分教派地帮助所有佛教寺院。为了使拉达克不同佛教团体形成一个共同代表，仁波切领头建立了一个协会，就是后来的“全拉达克寺院协会”（ALGA）。从1949到1991年的42年间，巴库拉仁波切一直担任它的创始主席。
黑米寺赠送给巴库拉仁波切的那块土地，被仁波切用作了“全拉达克寺院协会”（ALGA）总部的办公地点。拉达克另外两个重要的教育机构，佛学研究中心（CIBS）和朗顿中高级学校，最初也在这里成立，后来才搬到了现在的地点。
然而近两年来，因为一些内部纠纷，“全拉达克寺院协会”已经关闭了（传记完稿的2017年）。有些人甚至质疑它的意义和功用。人们应当了解仁波切创立它时的环境，以及它曾经做出的成就。拉达克人、尤其是年轻人应当为了后代而投身保卫这些机构，否则将是拉达克佛教文化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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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故事能看出来，国大党本来有平均地权的初心，但他们领导人都是一个上层圈子的，稍微在邦里或中央有点关系，游说勾兑一下，就能逃过去。所以国大党初期搞的那些“社会主义”举措都相对浮浅，对底层的贫困状况改变有限，上层则加速聚敛富起来。 印度人都知道他们政府腐败，包括拉达克人或藏人移民，聊起来都叹息颇多，但印度腐败又有它的特点，因为它毕竟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有个宪治的框架、基本游戏规则，所以当权的也就是发点财、混个日子而已，缺少主动为非作歹的能力，像大规模强拆、掌控舆论、消灭异议分子，他们还没修炼到这层次。
查-克邦的首位领导人西柯·阿卜杜拉也值得说说，此人是克什米尔穆斯林，1930年代就和尼赫鲁交好，一起推动国民大会运动，到1950年代，尼赫鲁怀疑他有带领查-克邦闹独立的嫌疑，判刑关了十多年，后来落实政策放出来，继续当查-克邦一把手，死了以后由儿子继续当，但家族内部又有斗争，他的侄女婿借机搞掉了他儿子，自己来管查-克邦……这就是国大党地方精英家族的一个缩影。 客观说，在印度独立初期，国大党确实搞了很多进步举措，对印度发展有贡献，但这个党迅速变得腐败和阶层封闭，所以近年来才会被莫迪的人民党取代。莫迪几乎是国大党的反面镜子：出身印度教下层，没有西方教育背景，清廉不治家产（他好像都没成家，至少目口碑廉洁，掌权时间长了也许会变），鼓吹印度教的主体地位，重视对印度教社会下层的动员和改造。
人民党有个姊妹机构：国民志愿团，专门从事对印度教基层的动员工作，莫迪早年一直在国民志愿团里工作，有些西方左派媒体说他们是极右政治势力，描述的跟纳粹党卫军差不多。其实懂点印度的人知道，印度的贫困人口主要是印度教的底层，这些人数量极多，不仅穷，也是一团散沙，别人不关注，自己人也没有什么认同感，几乎是自生自灭，其他的锡克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徒日子都相对好一点（但有些特例，就是有些印度低等种姓实在受不了印度教内部的歧视，已经成批改宗了其他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佛教，但名义上改个宗并没什么用，他们的生活境况照旧，佛教、伊斯兰教里面继续排斥和歧视他们，等于把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又扩散开来了。） 印度要改变落后的境况，对印度教底层的动员改造这一环肯定绕不过去，主要是普及教育，不仅是提供教育机会，也要让这些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其次还要有就业、社会权利方面的诸多问题，不是简单给点优惠政策，而是让他们做到勤奋、敬业，这真的很困难，所以莫迪和他的党肯定会运用一些国家主义、宗教本位立场的鸡血甚至狗血式宣传鼓动，所谓连哄带吓，让这些底层生活态度变得积极有为，这些层面，只靠普世价值的心灵鸡汤改变不了太多。 当然，宗教鼓动和国家主义煽动搞过头了，就是纳粹运动，不过印度底层的贫困、涣散程度实在太高，他们政府对社会的动员控制能力又比较弱，变成纳粹式狂热的可能性应该不高。 （对照一下中国，抗日战争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国民动员、国家主义普及的作用，代价不可谓不大，而中国自古以来阶层还是比较流动的，先天上比印度条件好得多。再看欧洲列强，是打了几百年仗才打出了民族主义动员的一套，死的人更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此之谓也。面对贫弱、涣散、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能入手改良的办法真不多，现在城市精英对此基本不了解，超出他生活圈子和理解能力之外了，所以只能是无视，就当那个世界不存在。） 莫迪在印度这这番动作倒不是特例，据说当今世界政坛都在朝右转，因为这一轮全球化被利益集团、政治家族主导的弊端正在显露出来，那些数量庞大的被遗忘的人群早晚会发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