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陪甲方喝酒去

记者越来越少，正在成为一个新闻。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让记者职业曾有的光辉也在渐渐暗淡。

故事的主人公仍在媒体工作，她和同事们拼尽全力，和这个下沉的世界较劲。

故事时间：2013-2018年

故事地点：西南某市

一

在进报社前，我从不喝酒，大学时曾尝过一点啤酒，觉得难喝至极，一杯都没喝完。从此无论庆祝谁生日或嫁娶，我统统只喝饮料，对外称“酒精过敏”。

有天下班前，在单位门口碰到发行部的徐主任，他告诉我刚接到个饭局通知，对方要连定报社一个月的头版广告，我们便要请对方吃饭。洪社长已经到场，为了壮势，他想再拉点单位的人去，“谁知都走光了，只抓到你。”

在那之前，我从没参加过单位饭局，听到徐主任的说法觉得好笑，吃个饭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搞得像抓壮丁。

那晚的聚点设在竹林，环境优雅，前菜精致。我正准备拿起筷子，就看见坐主座的大客户王总，端起酒杯向全场致意：“感谢贵报的盛情邀请，无酒不成席，让我们集体先共饮三杯！”

话音刚落，王总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随后。我拿着杯子，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王总突然瞧见了我，笑着向我打趣：“你是报社新来的编辑？这酒杯一直端着也不怕手拿累了，你放心喝吧，我们都帮你试过了，没毒。”

我赶紧解释：“不是不是，我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嗨，你酒喝少了才会这样，多喝几杯体内便产生抗体了。”王总不依不饶，“我前两天感冒，医生也说不能喝酒，可这不是盛情难却嘛，咱有缘碰到一块，那是宁可伤身体也不能伤感情呀。”

话已至此，眼前就算是杯毒酒，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喝的时候只觉得一股热辣的液体从喉咙直烧到胃里，着实不舒服。

头三杯共饮后，便要单打独斗，一波又一波的人走到我跟前敬酒，我连名字都没记全，正想吃口菜缓缓，徐主任又招呼我和他一起挨个回敬。

敬到王总那，徐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又该订报了，王总你酒量如海、身家如山，撇一点零碎的分给我们小报，就够我们单位吃喝一年啦！”

王总听得高兴：“报社有难处，我们也该支持。这样吧，眼前的酒你喝一杯我就订一份，怎么样？”

“好，王总快人快语！”徐主任满口答应，补充说，“我们在座的报社同仁都有订报任务，王总可要一并提携，我这喝15杯，小唐再喝3杯！”

徐主任的话不假。我们报社上到社长，下到司机，身上都有订报指标。试用期的我，一年也有50份的订报考核。

我们报纸订一年，费用是150元，一杯酒能换150元自然划算。但白酒一杯是3钱的量，徐主任这一下，就要喝掉近半斤。他正要喝，洪社长打断：“我作为社长，应该身先士卒，王总，我这也订下5杯酒，你看如何？”

洪社长年过50，前两个月犯了肠胃炎，曾住院一周。我们纷纷劝阻，王总也说：“洪大哥，您也该多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嘛！”

“酒逢知己千杯少。”洪社长爽朗地笑笑，“承蒙王总如此抬爱，我这一杯酒抵3份报纸，王总看如何？”

王总刚答应，洪社长转头便叫徐主任递了10杯过来，把酒全倒进碗里一口闷了。王总见了，赞道：“我说做你15份的买卖，你却给我来了30份，不愧是洪大哥！”

紧接着徐主任喝了15杯，我也喝了3杯。

终于饭局结束，我陪徐主任去结账。喝得太多，他已经上头了，走路摇晃，我忍不住劝：“徐主任要注意身体，为了订点报纸，把身体喝坏了可得不偿失。”

他苦笑：“现在的报纸哪这么好订，纸媒一天比一天衰落，连社长都这么拼，我还能倒下吗？行业衰落如此，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啊。”

我愣在了原地。

二

才工作就遇到行业冰点，我感觉自己生不逢时。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转变，手机成了获得海量内容的重要途径。广告的投放，更常见于网络和户外。我们报社，位于四线小城市，在此冲击下营收锐减，业务员拉不到广告，订报量不断下滑，维持起来非常艰难。

我一进报社，便被分到新媒体部门。洪社长有远见，为扩大影响力，报社很早便开通微博和微信。我的工作，是把记者们发来的本地稿件，转换为新媒体语言后发布。

进报社不久后，洪社长便主张由我们新媒体部门，开发报社的手机APP。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40多岁的孟主任，他常年当法制记者，尤其擅长写人性的爱恨纠纷，过程详细得像他藏在人家床底一样，精彩又生动。但孟主任并不懂新媒体，当时连微信都没用过，客气地请我们多教他。

虽然我们的APP很快成型，但难的是运营，推广的条件，是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社里拿不出钱，向台里和政府申请项目资金，也总是被拒。洪社长气急，却也无法。

派不出钱，APP项目便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当地不少自媒体迅速崛起。

过去人们对新闻的获取更多是通过官方媒体，这也使我们在报道时，会竭尽所能让事实更全面、更客观地呈现。但自媒体的崛起，使人人都可能成为发声平台，即使部分自媒体发布的内容，语句不通、错误百出。同为小编，我看有些文章内容浮夸，非常鄙夷，但拉到底部看见数据，点击率却让人自愧不如。那些动辄几万的阅读量，还让我产生难以控制的嫉妒之情。

孟主任主张我们传统媒体人应摒弃高高在上的态度，多学习自媒体思路，走“接地气”的风格。他在会上说：“知道大家看不太上，但别人数据的确高。优质的内容是基础，但不再是根本了。”

一些记者虽不情愿，也只能被动地转型成街头记者。什么店新开张就去探店，哪个地儿车撞人了立马拍照，谁和谁夫妻不和，在街上打一架都能上个新闻。

有的老记者，觉得这些鸡毛小稿没有长远价值，可以产出，但不应高频，还是得多关注深度内容。恰逢市中心的一个市建工程，在短短几年拆了又修，反复折腾，便有个老记者收集资料写了篇特稿。我很兴奋，想着这篇稿子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数据，应该能冲“10w+”，而且报社说不定能就此找到转型思路，突破重围。

可惜这篇稿子发出不久后便被删除，传言从总编到记者，连带我们发布内容的新媒体小编，都要写检讨。我有些不平，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委屈。但最后这事雷声大、雨点小，没发生什么动静，我才放了心。

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件事，洪社长一人承担下来，听孟主任说，他在上边领导办公室里，和对方拍桌子争，表示稿子是他授意操作的，和他人无关。他还叫孟主任不要把负面消息传递给我们才入职的编辑，以免打消我们的积极性。

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由于转型碰壁，营收加速萎缩，报社开始节流。

第一块考虑减去的版面，便是深度调查报道，因为那是平时人员支出里最贵的一环，风险系数也最大。过去，深度报道曾是我们报纸最受欢迎的版块，减掉它，意味着报社的确很缺钱运转。

也许因为心灰意冷，又或许觉得自己年龄大，我进报社的第二年，洪社长便选择离开报社。

他走的那天，我们在会议室给洪社长开欢送会，桌上放着大家自费买的零食、瓜果。大伙静静听他讲报社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和孟主任没忍住，掉了眼泪。

我想起他在新员工培训会上，曾动员大家：“如今，纸媒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危急时刻，说不定哪天醒来，咱们报纸就停刊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办法，给报社寻找新出路！”

后来我就再没见到他。

三

洪社长走后，报社迎来一波辞职高峰。

走的多是老记者，他们才参加工作时，正是纸媒的强势期。以前他们出去采访，都有一种优越感，不仅对方积极配合，采访完后还会真挚道谢，现在除了得答应对方提的苛刻要求，有时稿子还要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酒局中挑大梁的发行部徐主任，也感觉重担难挑，离职和一些朋友转做了户外广告。

员工中出现断层，新记者没有老记者带，做不久就离开，整个报社人心惶惶。这时候得到消息，原来的总编辑蔡总编，将担任新社长。

蔡社长曾是我们市80年代的文科状元，考到了北大中文系。报社创刊之初，他便是中流砥柱，也是编辑部的首席全能王。

对于报社之前取消做深度报道的决定，蔡社长曾带头坚决反对，和时任社长的洪社长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没保住这个战地，气得他称病一周没来上班，洪社长亲自登门，才把他请回来。平日里，他对不良风气、丑恶现象更是深痛恶绝，见之便要即兴赋诗，发到QQ空间，言语无忌，从不会为面子问题，掩饰厌恶之情。

这些年来，以他的资历早该有升职机会，但因过于直爽，蔡社长一次都未遇到。

临危受命的蔡社长，对报社的未来发展也捉摸不定。随着纸媒环境愈发的恶劣，铮铮傲骨了小半辈子的他，看着社里财务吃紧，想了个主意。

他将记者按人数各自划分了行业口子，让他们去找对应行业的政府部门订报、做宣传，也给自己划分了几个过去报道中得罪过的部门，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开启新合作。

过去曲高和寡的蔡社长，开始频繁地参加饭局，身体一向硬朗的他，喝出了小小的啤酒肚。周末，他也不去下棋了，而是经常组局，邀请客户一起打麻将。

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领导，正逢领导在家中泼墨写字，他摆出来的架势像气功大师，拿着巨型毛笔一边大喝，一边随兴挥舞，纸上的墨迹歪歪扭扭，看不出是画还是字。我杵在原地不敢做声，转头看向蔡社长，他素来喜好书法，毕生精研下颇有小成，一向自负所长。只听见他开口大赞：“笔势流畅、若行若飞！”接下来他引经据典，文绉绉得我听不明白，对面的领导倒喜笑颜开。

回去路上，蔡社长嘱咐我下午赶紧把订报发票给这个领导送去，“千万别拖，万一他改主意，我的话可白说了。”

瞧着他纠结而又无奈的表情，我想起才进报社那年的团建，全社员工一起爬山，蔡社长一人当先，冲在最前面。我们还有个长梯要上时，他已经到达了最高处，站在山顶的石碑前纵情吟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那时的他，何等豪气万千。

四

订报与广告营收上不来，报社便开始接新业务，可以为企业定制宣传片视频和精美画册，同时参与线下地推。我的岗位虽是新媒体编辑，但如果报社承接布展任务，我每次也要到场帮忙。

但蔡社长夜以继日地深耕，并没能带领我们获得个好收成。随着纸媒的衰落，市里的报刊亭都不见了一些。

今年过完春节，又有八、九个人提出辞职。现在报社剩下的人，不及我才进去时的一半。蔡社长感到深深的挫败，也开始考虑退位让贤。

我们新媒体部门，最早有10多号人，现在只剩我和同事蓉蓉2个。工作五年，微信粉丝数总算达到15万，但由于定位是新闻号，不能接太多广告，同时，我们也面临钱多有趣的优质广告我们接不到，一些微商、夸大效果的产品类广告，我们又不肯接的现实问题，所以盈利并不乐观。

此前由于数据问题和发行部徐主任离职，领导孟主任已被调至发行部，但他仍保持着对新媒体的关注，单独开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内容主要是他写的都市故事，风格坚持“接地气”。前2个月，孟主任还申请了抖音账号，每天发布诸如“老婆不在家，猜猜我和邻居美女在做什么”之类的内容，还挺受欢迎。

虽然报社薪资属于中下水平，但我和父母住在一处，生活花销不大。且在报社上班，一直给我上大学的感觉，同事好、压力小，我便没想过离开。但蓉蓉告诉我，做完今年她也打算辞职，想去大城市做游戏策划。纸媒的日薄西山让她失去了年轻人的激情，她想要选择时下热门的行业。

回想起蓉蓉和我，曾一起便被派去参加过几次全国报纸联盟的研讨会，当时有上百家纸媒同仁聚集在一起讨论转型。但之后每年再去，都能听到几家报社停刊的消息。如今蓉蓉也要离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参加几年，但我仍想坚守到最后一刻。

9月份，报社又要展开明年的报纸征订工作了。我主动联系了几家单位，收效甚不明显，临睡前便郁闷地发了条朋友圈：“离人心上秋，订报急白头。”

第二天打开手机时，发现那条朋友圈下竟有近百条留言，有来自同样艰难经营的同行的勉励，还有已离开行业的朋友留下的感慨，由于大多数媒体人互相认识，干脆在我朋友圈底下展开了讨论。

在这些熟悉的头像中，我看到了徐主任的留言，他说：生存不易，聊表支持，我订15份，以全报社多年照拂之恩。

洪社长的留言紧随其后，简单有力：我订30份。

作者唐晓芙，报社编辑

编辑 | 张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