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不开心，要不要跟爸妈说？
最近一期奇葩说的辩题是：“生活在外地，我过的不开心，要不要跟爸妈说？”
个人较喜欢董小姐的观点：
对于这个辩题，无论是从亲密关系角度看，还是从心理健康角度看，或是从利益最大化角度看，我都是支持正方观点的。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所遭遇问题的不开心程度越来越大，使得倾诉困难、寻找支持与帮助的需求愈发强烈。与此同时，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各自艰难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让人不忍心随便打扰。所以我越来越渴望、也不得不更多地向自己的家人倾诉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父母也在变老，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往往比我们更加孤独，如果能与儿女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对他们来说，可以很大程度地排解孤独感、获得存在感。我们心里都明白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在遭受各种病痛的困扰，如果能把互相倾诉变为自然而然的行为，我们就能及时发现他们的问题，并及时给予最大的帮助。
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过的不开心，要跟爸妈说”。
故事一：
我曾经在怀孕初期被检查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疾病，这个疾病虽然不十分严重，但有的医生说有可能在怀孕过程中出现急性的危险情况；而有的医生说问题不大，不需要终止妊娠。就是这种莫衷一是的诊断，让我和老公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是应该流产并处理疾病，还是应该试着继续带“雷”怀孕。
当时的我，觉得怀孕这件事是我们两口子的事，自己拿主意就好，不需要牵扯父母，免得让他们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煎熬。但是当我知道老公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的时候，我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心里更加有底了。这时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根本没有长大，内心压抑着对父母的那份依赖，其实从来没有消失。
经过多家医院的诊断、检查，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刻，我们四个人站在医院大厅里，周围的嘈杂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这时，我那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以一种决绝地态度对心里慌得一比的我妈、我老公和我说：“先流产，后治病，把身体调养好再考虑之后要孩子的事。”
我鼻子一酸，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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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是难免遇到那几件糟心事。除了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越来越多，婚姻生活也逐渐行驶到红灯更加密集的闹市区。
一天，好友小Y来我家上自习（是的，就只这么天天向上，上了班也总有考不完的试）。忽然，这个一向性格开朗的姑娘眼圈开始泛红，我多番询问，总算道出实情，原来是夫妻感情发生了问题，她抓到了一些男方出轨的蛛丝马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轨的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和多数出轨的男人一样，她老公也希望“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一方面在外面继续偷吃，一方面又不同意和小Y离婚。
此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和这个渣男一刀两断，当然是可行的。但毕竟多年青春浪费在他身上，离婚反到可以让渣男全身而退，女方总是心有不甘。于是，小Y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利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然而经过向专业人士咨询，发现想要从婚姻过错方获得补偿，远没有那么容易。具体需要什么证据，参考王宝强的案例就知道了，总之，仅以普通人的能力和精力是很难取得那种“实质性证据”的。于是小Y陷入了两难。
我建议小Y向其父母求助，因为其父母从事法律工作，或许能帮得上忙。即便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至少可以以长辈的姿态帮她争取更多的权益。再不济，父母阅历比我们丰富得多，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开导，也能帮助涉世未深的小Y度过难关。
但小Y坚决不和父母说这件事。本来就瘦弱的她那段时间吃不下饭，变得像纸片人一样，每日以泪洗面。周末她独自一人回家看父母，一边向他们讲着自己老公出差所以来不了的谎言，一方面面对父母嘘寒问暖的关心强忍着心里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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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Y，父母都同样在一线城市生活，父母和我们之间不存在特别巨大的沟通障碍，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能或多或少的帮我我们，但并不代表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帮我们，我们就不可以向父母倾诉我们的不开心。
《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家里苦不苦？苦的一比。可他的父亲孙玉厚，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农民，一方面责备着自己的无能，不能供最有天分的大儿子读书，另一方面忍受着二流子女婿给家里带来的额外负担。他的生活在我来看应该是再心力交瘁不过的。可是，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苦难让他变得麻木了，但同时也让他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就算遇到天大的苦难，他也能为了自己的儿女，排除万难，支撑着、努力地继续生活。
父母真的比我们想象中坚强的多。生活带给他们的不只是佝偻的身躯和苍白的头发，更带给他们生活的智慧，和抗衡一切困难的韧性。
相比之下，年轻的我们似乎拥有很多，但却更加患得患失；面临抉择，却看不清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