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及其他垃圾论文

前言：

存在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每一个存在的个体均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可复制的特定主体，表现为一个绝对的“我”。存在主义告诫世人，上帝死后，再没有谁可以拯救人类。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直面存在、孤独、自我以及外部苦难的世界，面对充满非确定性因素和事件的生活。同时，存在主义也传达着另一种思想，即人生而自由，人即自由，每个人都构成一个完整、封闭和独立的小宇宙。人理应反抗、超越荒诞的外部世界，在荒诞的境遇中保持人的尊严与本质，进而用自由与创造的精神去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契合了俄罗斯文化的全球化焦虑和忧患意识。基于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核心理念，存在主义对个体在异化存在状态中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尤为刻骨铭心。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孤独、异己、恐惧、绝望或百无聊赖等情绪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为存在主义思想所困扰，一方面感觉对一切均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有希冀自己无所不能。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诸多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完成了其作品中理想主人公的去神化和神祗的人性化。

第一章 白银时代关于世界的人的宗教哲学观

白银时代背景

白银时代：原本是指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严格地说，现代主义文学并不是一种文学类型，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文学流派。它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学在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阶段后从近代向现代文学转轨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文学流派及其各种观点综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世界性文艺思潮，它包括象征主义文学、未来主义文学、意识流文学、意象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达达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抽象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等等。

白银时代的社会背景：1.否定理性:许多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对近代哲学中理性万能主义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作为传统信仰象征的上帝被尼采宣布“已死”，人们关注的重点由传统的理性世界转向了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转向了个人情感和意志的世界。2.自然科学的发展：19-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无线电、X光、电子质、量子理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原有的对世界结构的认识。 如果说在此之前，关于人和世界是处于截然分明的分离状态，各有其不同的使命和归宿，那么从这一时候起，人和世界均失去了各自原有的界限，获得了某种不定的状态。人的问题开始成为被关注的中心。3 社会动荡：19世纪末而过经济危机和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哲学家和作家们直视关于存在、生命的意义、死亡、永生等问题，关注道德选择、善与恶的问题，重新审视世界，重新思考自己在这一世界中的位置，重新评价人的价值。

在整整一百年的过程中，人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人类精神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变得越来越独孤，即感觉到自己单独直面令人不安的陌生世界。——犹太哲学家 马丁·布伯 Бубер, Я и ты. P303

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1988，P47

人渴望知道，他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2002，P18

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情绪。末世论的明确目的是塑造俄罗斯人的灵魂。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者都是朝圣者，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不仅有肉体的朝圣，而且还有精神的朝圣。朝圣不可能在任何有限的东西上静止，它追求的是无限。而这就是末日论的目的，是一种期望，即一切有限的东西都面临着终点，终极的真理被揭示出来了，未来将出现某种特殊的事物。——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三联，1995，P194

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罗扎诺夫等哲学家把目光聚焦在个性的精神世界上，并用一些与文学颇为接近的范畴来诠释生活，如人生与命运、良心与关爱、顿悟与困惑。他们共同努力，把人从无所不包的宿命论的假象中解救出来，帮助他去理解实践经验与精神经验的多样性。——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候，2001，P7

俄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悲剧性感受

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骤变和意识的危机，在我们的视线面前出乎意料地敞开了黑暗的深渊。悬而未决的问题重新折磨着俄罗斯人的灵魂。

在那些年代里，许多人突然顿悟出，人是形而上的生物。人在自己身上意外地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深层世界，那里常常是被黑暗笼罩的无底深渊。

——弗洛连斯基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1990, Путь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P452

俄罗斯出现了启示的情绪。这些情绪与临近世界末日的感觉和反基督的感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具有悲观主义色彩。人们期待的主要不是新基督的时代和天国的降临，而是反基督者的王国。这是对历史的道路极度失望，也是对目前还存在的历史任务丧失信心。这是俄罗斯思想的断层。——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01

俄罗斯思维类型的独特性在于，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对它来说，认识中的系统的、概念的成分虽说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却仍然是公式化的、不可与完整的生活真理相提并论的东西。——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1999 P3.4

（别尔嘉耶夫：要研究个体的人）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时代。人类在历史的阴霾之际开始总结他们所走过的路程，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认为，以往对人的研究是在社会的层面中进行的，忽视了人在世界中的崇高使命。要证明世界和人的价值，实现其独一无二的完整的存在，首先应证明个性的超验性及其在世界上应承担的独特使命。（《Бердяев, 1994, Филосо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искусства,1994，P77》）

（罗扎洛夫：从平面观察转为立体审视）哲学家兼神秘主义者罗扎诺夫认为，上一代人的不足在于人、人的外部世界和道德的定向参照仅仅被置于社会的层面上，透过社会关系的三棱镜来研究，而作为理念的范畴或精神的世界常常被置于次要的位置或者干脆视而不见。未来的哲学将建立在关于内在的、理性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从平面观察转为立体审视。(Розанов В. В.,1911, Темный лик，P99)。平面方向研究的是人与社会、国家。文化等关系，立体方向则研究人同存在的包罗万象的关系。

（索洛维约夫：反实证主义、纯理性主义）索洛维约夫在《西方哲学的危机》一书中，对实证主义和纯理性主义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他认为实证主义和纯理性主义是一种纯抽象的、有局限性的认识。而认识应该是一种由内在向外在的活动，它不仅能使人综观到人之外的生活，而且还能洞察到人内在世界的精神实质。（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2000，P46-50）

（舍斯托夫）宗教存在主义的代表舍斯托夫则认为，世界的荒诞在于上帝本身：成为荒诞、失去意义的不只是创世主，还包括其整个创造，由此产生人对上帝疏远的基本倾向。对舍斯托夫来说，地下室人是失去了上帝的人。丧失上帝是一切悲剧的根源，自此人类开始感到绝望和恐惧、孤独和被抛弃的悲哀。舍斯托夫之所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契诃夫、索洛古勃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在充满恶的世界中人类完全的孤独。他写道：“有一种悲剧的领域，曾经置身于其中的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感受和企望。对所有人来说珍贵与亲近的东西对他来说成为无用的、陌生的。”舍斯托夫所指的就是荒诞的人，荒诞在这里以受苦受难的灵魂无限绝望的形式表现出来。《罪与罚》中的马尔梅拉多夫将此归纳为：“人已经无处可去”。地下室人无路可走，因为人同世界的联系已被破坏，在人与周围世界之间耸立着一堵陌生的墙。这样的荒诞我们在安德烈耶夫、索洛古勃等作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们的主人公们注定生存在恶的世界中，无路可走，被封闭在必然性的桎梏中，从而失去自由。恶的意志始终没有停息，恶无处不在，无法逃避。舍斯托夫看到的也正是这样的地狱：“在大自然的法则中，在秩序中，在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埋藏着不幸的祸根，在对生活的恐惧中有未来的保证。这就是悲剧哲学的基础。”（Шестов Л.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цше，1993，P171）

对舍斯托夫来说，必然性或者客体化属残酷的恶。这一观点的形而上的基础是：创世主同时兼有恶的意志，他把世界纳入到善与恶的永恒法则的框架中。他认为，真理远在善与恶的界限之外，确切地说在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彼岸。舍斯托夫的真理属非理性范畴，真正的信仰是受难者的信仰，是真理的显现。饱受折磨是地下室人的典型特征，生活的恐惧在这里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即受苦受难的基督的秘密。正是在基督身上包含了存在主义理念中的真正存在。

存在与上帝是一体的，上帝是一切，一切是上帝。上帝与存在不是两种东西，它们是同一的：存在是上帝的意志、思想和行为；上帝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和生命。凡有存在的地方就有上帝驻守，凡上帝驻守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存在。——柏拉图《斐多篇·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P239

基督是反抗的先知，他起来反对伪善的真理，他站到了虚伪的道德原则的彼岸，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蒙受被钉上十字架苦难的基督。十字架的痛苦构成了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的中枢，人的存在是用痛苦和屈辱来衡量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指出了舍斯托夫哲学的这一特征：“舍斯托夫领悟并且接受生活的主观事理......人在这里应该经受住煎熬，应该在痛苦与磨砺的熔炉中变得纯净、受到锤炼，这样的痛苦和磨难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让人们认识到生活的主观意义就在悲剧的意义中。（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 Р. В., 1908, О смысле жизни，P191）”痛苦和死亡是自由的先决条件，只有付出疯狂和死亡的代价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舍斯托夫认为，在恐惧的状态下，人得以揭示永恒，其中既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然而，单独面对“自我”，看到非存在的深渊时，人明白的只是此在，正是在这个时刻基督的痛苦对人来说是现实的，人与基督共存，与基督共同经历磨难并最终在基督身上领悟到真理。

在死亡的经验和深渊里，地下室人寻找着生活的源泉。舍斯托夫对此写道：“他们试图在从来没有人寻找并被公认为除了永恒的黑暗和混乱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找到所需要的东西的地方搜寻着......在那里，也许每一个地下室人的意义同整个世界一样，这样，也许悲剧的人们能找到他们曾经寻找的东西......（Шестов Л. И., 1993，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цше, P326）” 即受苦受难的基督的真理。这样的真理来自于绝望，但在基督身上真理获得了正面的意义。只有凭借信仰，哪怕有时是残酷和荒诞的信仰，人才能获得自由。舍斯托夫为我们揭示了悲剧的实质。

（舍斯托夫分析索洛古勃）在分析索洛古勃的作品时，他在这位作家的创作中看到的是一个个完全绝望了的地下室人。舍斯托夫由此认为索洛古勃是一位天才，他不得不去做无人敢做、大家都回避的事情。在索洛古勃的身后有一股永恒、神秘的力量——劫难、命运（Шестов Л. И., 1911, 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 Ф. Сологуба，P44）。他的主人公的另类性质来自于对生活的恐惧，后者蕴含在作家的世界观中，这就是地下室人的真理。在舍斯托夫看来，索洛古勃的创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揭示了悲剧的哲学。应该指出，尽管与舍斯托夫的世界观十分接近，索洛古勃的地下室人所反抗和否定的不只是世界，还有基督。基督对他来说不是神，他所经受的苦难证实了上帝的恶。舍斯托夫在上帝身上最终看到的是善并为善作辩护，在这一点上他同索洛维约夫相接近。而索洛古勃正相反，我们没有看到作家为上帝的善所作的辩护。对索洛古勃来说，上帝依然是“恶的意志”、“恶的存在”：

Упрекай меня в чем хочешь,我的泪水不会为你而流。 Слез моих Ты не источишь, 随你如何谴责我。И в последний, грозный час 我会迎面走向你 Я пойду Тебе навстречу 在可怕的最终一刻 И на смертный зов отвечу: 我要对死亡的召唤回答："Зло от Бога, не от нас!" “恶来自上帝，而非我辈之过错！”

在否认上帝的同时，索洛古勃相应地还否定了作为神人的基督：

Что же, смейся надо мною! 你就尽情地嘲笑我吧！Я слезы Твоей не стою, 一个脆弱的幻想制造者 Хрупкий делатель мечты. 不值得你怜爱。Только знаю, Царь Небесный, 我知道，在各各他十字架上 Что голгофской мукой крестной 蒙受苦难的是人，Человек страдал, не Ты.而不是你——上天的主宰。

索洛古勃对世界悲剧性的感受代表着当时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感受，这样一种感受无疑加速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复兴。这一复兴尤为明显地反映在俄罗斯存在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中。

（两种存在主义意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的存在主义意识：

①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因素早在古希腊荷马、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已初见端倪，后来又为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继承和演绎；——具有较后者更为悠久的发展历程，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本文所谈到的“存在主义”更多指前者。

②哲学上的存在主义意识则是指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最终形成于40~5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它标志着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完成。——以提出问题的尖锐性、论述的辩证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更为引人注目。

人的意识中的存在主义成分是人在世界上个性的自我意识个性中最稳定的因素之一。应该说，这一成分的出现是在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世界并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时刻。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和境遇是存在主义文学用于揭示人存在的实质的最基本的方法。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俄罗斯社会对世界悲剧性的感受主要源于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两位哲学家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别探讨了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其哲学涵盖了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思想：最终要面临死亡的生活是否有价值？人的苦难是否会因未来天堂的无上幸福得以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从来就是美好的，而世界上所有的恶都来自于人的有罪的意志。叔本华把这些问题的重心从基督教伦理方面转移到了本体论方面，世界的不完善导致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完美。

1818，《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基本论点：世界“仅为主体而存在”，它是纯粹的表象。（奥德尔 《叔本华》，2003，中华书局，P44）：

在书中将世界确定为“意志世界”，世界由表象和意志两种因素构成。“这世界的一面自始至终是表象，而另一面自始至终是意志。”客观事物皆是意志的“客体化”。认识的对象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它是认识者的表象，世界只是因为表象的需要而存在。作为表象，世界就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态度。世界是梦，是幻觉，世界上没有真理性和客观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认识表象背后的任何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想了解世界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意志bad）人被置于存在的恒流中，生存于忙碌、虚幻的世界里，感受到经常出现的愿望。人希望能感受到某种力量、某种可稳定立于其上的基础。这个愿望对他来说是某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即意志。换言之，意志就是连接主、客观的扭结，它是所有生存的最高、也是最本初的原则。意志显现在大自然每一个盲目行为的力量中，同时也表现在人经过缜密思考的实践中。意志作为自身中的唯一，位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之外，位于必然性的范畴之外，因此对于其根本无基础可言。我们所有的存在均取决于意志的行为，因为人通过意志与世界发生联系。但是意志不会把人引向光明，而是导致黑暗、凶恶力量的出现。世界之恶源于其所注定的黑暗的、盲目的、消灭一切力量的意志。世界和人所有的存在严格地为这种力量所左右，意志的行为显现在存在的所有层面上，从无机世界到有机自然界均是如此。疯狂，欲拥有消灭一切的权力，这就是意志的基本特征。根据意志的行为，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均逃脱不了毁灭、死亡和堕落的命运。任何一个个体、所有的生物都力求在世界上证实自己，为此只好消灭其他的生物。只要世界上有意志，就有为了生存的盲目的争斗，就有弱肉强食。这种斗争既发生于自然界，也发生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在“对生活意志”的追求过程中，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存在和自由。而意志处于时空之外，自由、无根基的属性也决定它不能给予人类以完整的存在。从这一种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是：人的生存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从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人就身不由己地注定要遭受痛苦。人生浸透着不幸，“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着。”生命从一开始就受制于意志。个体是意志的表象，世界归根结底是“无”。在现实中，人的种种动机的背后都有意志在起作用。不仅如此，由于意志是虚无的，则人无穷尽的欲望就难以得到满足。人生之所以充满痛苦，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欲望无穷而造成的。充满欲望的人犹如一场噩梦，由此产生出种种痛苦和纷扰。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法是禁欲和杜绝一切享乐念头，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对一切持清心寡欲的态度。

（自由 艺术）叔本华不仅为人的自由作了辩解，而且还确定了自由的理念实质。这种基于否定性世界观之上的观点使人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上的存在，认识人的内心精神实质，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引起了西欧和俄罗斯善于进行哲理性思维的思想家们的关注。叔本华的存在主义观点受到普遍赞同。在采取无为的否定的态度的同时，这位哲学家把艺术和创作的作用提高到神的思维的高度。艺术由此成为理智与精神的范畴，既不同生活的意志相关联，也不同现实的实际相联系。

（对俄影响）叔本华关于文化艺术哲学的思想如同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在当时俄罗斯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叔本华的思想同样也反映到象征主义理论家明斯基的“非存在论”（меонизм）学说中，同时在梅列日可夫斯基的早期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叔本华的美学观还决定了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索洛维约夫本人曾多次指出叔本华的否定性世界观对其否定性伦理美学观的影响（Соловьев В. С., 1992,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对俄罗斯象征派和颓废派作家的创作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安德烈耶夫和索洛古勃早期的作品中，每每可发现叔本华思想对他们的重大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成为推动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化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他的美学观为俄罗斯哲学走向宗教神秘主义认知世界的方法、走向实证哲学的象征主义和万物一统（всеединство）提供了理论前提。

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基本上接受了叔本华把意志作为本体的观点，但他不赞同叔本华对生命意志的否定，而是肯定了生命意志的作用。尼采认为，当生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面对痛苦无需悲观，英雄人物、伟大人物、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就是在没有希望中去对抗不可避免的痛苦之命运。

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切行为都完全是他自己的。——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P456

（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法遏制的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欲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任何变化的事物，无论大小或等级高低，均体现出权力意志的本能倾向，如原子间的碰撞、化学物的分解与化合、动物对食物的获取、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乞求与占有、人对人的统治和支配等等，无不是权力意志在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上的实现。维持生存、追求发展和渴望控制异体是权力意志的两种本质。（海赛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1991，P217）权力意志体现了尼采对生命的态度。尼采认为，人始终具有两种本能冲动。在基本冲动受到抑制后，另一种冲动追求力量的扩展，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也是意识的本质，权力意志是一种强化力量的意志。

（生命）尼采从生命的角度概括提出了狄奥尼索斯精神。这种精神提倡超越个人的局限，立足于宇宙的生命，肯定全部生命过程，包括个人的痛苦与毁灭。人生虽然注定要永远地痛苦，但却是有价值的。在尼采看来，意识到人生的痛苦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存在，而应该肯定生命，享受人生，在痛苦中求欢乐，在死亡中求生存。（海德格尔《尼采十讲》，中国言实，2004，P111）

（超人说）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尼采提出了“真实的自我”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总是以一个虚伪的我或社会意义上的“超我”生存着，所以必须找回迷失的真实的自我。当“自我”实现真实价值之后，个体便会上升成为“超人”。在“上帝已死”、价值世界出现了一片真空之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尘世的精英”——“超人”来填补并取代上帝的位置，希望他教给人们生存的意义。“超人说”强调个体生命的自我超越，使自我变得强大，并创造出新的价值，为无意义的生存注入独特的意义。生命本身即是创造之源，因此生命力量的提升也就意味着自我精神境界的超越。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漓江，2000，P124）“超人”肯定生命，追求此岸，善于发现世界的潜在意义，在创造行为中赶超在前，不断克服自我，不断完善自已。这样的人已经不再是叔本华的屈服于命运安排的消极被动的人，而是一个通过个人积极创造而肯定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积极主动的人。通过对道德价值的基础、标准及目标的重新设定，尼采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生命道德学说，其实质是一种非道德意义上的生命意义哲学。这是一种以生命的意义和道德的实质为内容的哲学，它剥离了道德价值对生命价值的遮蔽，生命价值由此获得了澄明。尼采这样一种关于个性创造的超人学说，在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得到了极大的反响。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P306.

（艺术）在尼采那里，生活的意义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本身，在于作为崇高价值载体的人的自身。由此，存在的开端、世界的统一内涵于生活和世界之中，内涵于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中。人的出路仅在于回归崇高价值和找回已丧失的理念，回归自我与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创造的因素使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并且为新的统一和综合提供了契机。艺术在这里起着主导作用，它渗透到存在的各个领域。对尼采来说，艺术的内容具有通灵论的性质。在艺术的魔法世界中，在把自己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在认知和揭示世界深刻意义的过程中，人表现了自己创造的“我”。尼采关于艺术是生活创造的特殊形式的论题潜在地表明，艺术是天才的认识。别雷：“新的艺术任务不在于形式上的和谐，在于对精神深处的深刻的阐明。（Бродский Н. Л., 2001, Литераи=тураный манифест P72）”

第二章 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存在主义创作经验

托尔斯泰

（一）托尔斯泰的死亡意识和永生意识

P075 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中，死亡主题以其特殊的普遍性越来越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关于死亡的问题和生存意义的问题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吸引着众多现代诗人。——Сологуб,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етаний, 439”

P077 托尔斯泰以一种罕见的历史主义态度指出，对于“生活目的何在”这一问题，“无论是精确的科学还是沉思的哲学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1989,42-45》）”

（二）《三死》中的死亡情境

（三）《战争与和平》中的死亡与永生的主题

（四）《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死亡与再生的主题

论文：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意识 ———谈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死亡”主题 戴卓萌 （主要批判它）

摘要：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以其天才的感悟力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先于其他作家完成了从个别主人公的命运向人的存在化理念的转变（从《三死》到《伊万·伊里奇之死》、从《战争与和平》到晚期的《疯人日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谢尔基神父》乃至《复活》）。

白银时代背景：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是俄罗斯思想复兴、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全面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时代”——金亚娜.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P271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为存在主义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材料——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P333

（批判此观点：背景）对以往价值的重新定位,要求作家用与现实相适应的新的创作手法对文学描写的现象进行诠释。描述和揭露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中人的个性的丧失（明明是人开始意识到个性是自我造就而不是被赋予的）、人的自由的被剥夺（明明是人开始意识到人即自由）、人之受制于物（明明是人不不受制于任何外在事物）和一切异己力量促成了文学中存在主义思想的出现。

（批判此观点：存在主义一词的时代特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和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因素早在古希腊荷马、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后来又为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继承和发展;而哲学上的存在主义意识则是指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明明是：存在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思想家例如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但其真正诞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和战后 ）、最终形成于40—5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思潮流派,它标志着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完成（这个观点也值得推敲）。前者具有较后者更为悠久的发展历程,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就算能分离，文学和哲学谁更深刻？）,而后者则以提出问题的尖锐性、论述的思辨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更为引人注目。本文所谈到的“存在主义”更多的是用于前一个意义上,但也不排除为了说明问题而不时借用哲学中“存在主义”的内涵（文学和哲学相生相依何能分离？存在主义文学必定包含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人意识到自身存在问题）人的意识中的存在主义成分是人在世界上自我意识个性中最稳定的因素之一。应该说,这一成分的出现是在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世界并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时刻。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和“情境”,是存在主义文学用于揭示人的存在的实质的最基本的方法。（问题和情境是方法？）托尔斯泰的创作经验为俄罗斯文学中解决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意义的途径。

托尔斯泰：

充满内心冲突和矛盾的列夫·托尔斯泰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许多传记没有一部是完满的。——叶夫多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学林出版社,1999.P81

（托尔斯泰的思想历程）列夫·托尔斯泰毕生都在进行不倦的人生之路的精神探索,他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哲学学说,其中心是对生活意义和死亡本质的追问,对普遍的爱、善和非暴力的“真正宗教”的寻求。他的精神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始终伴随着他自身形成的怀疑论。作家的世界观大约形成于19世纪的40—60年代（此观点值得推敲）。当时,他对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诸如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它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个体中神与人的统一、这种统一得以实现的理想和手段、艺术的本质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答案。他早期的哲学观受卢梭、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哲学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以后接受了东方哲学。这对他哲学观和世界观的转变有很大作用。托尔斯泰曾自称是虚无主义者,直到50岁才成为东正教教徒,而老年又被教会革出教门。托尔斯泰信仰上帝,但却用理性的思考追问上帝是否存在。对于他来说,上帝是对生活的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是一切和永恒的完整性。同时,托尔斯泰否定上帝的三位一体性,认为它不符合健全的理性,是基督教中存在的多神教观念的表现。对于托尔斯泰,基督不是永生的神人,而是具有神的属性的凡人的形象,他替人类承担了罪过,是人类的英雄,为人类指出了应走的道路。伟大作家的这些观念都与东正教相悖,并且,他没有基督教中“救赎”的观念,而主张人类自救。他的生命观和死亡观与此密切相关。

（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接触）托尔斯泰很早就接触到了死亡意识。①1860年,他痛苦地目睹了长兄尼古拉———这个从童年起就部分地取代了父亲而明显地影响他世界观的人的死亡过程。这时,他已经触摸到了实际上也横亘于自己面前的、毁灭一切的死神。②1869年,托尔斯泰体验了几乎导致他精神崩溃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死亡意识突然的、猛烈的袭击。生命再一次裸露出了残酷、悲凉的真面目。“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使托尔斯泰陷入了一场深深的精神危机中。“他所深刻感受的不是肉体死亡上的恐惧,而是死之在形而上的恐惧,同时他对把他变成某种物的盲目的、非人格的东西感到痛恨”(叶夫多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学林出版社，1999:82)。在陷入了极度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惶恐之后,作家的整个身心充满了对生命和生的权利的渴求。如何能摆脱死亡,或者说为了寻找“我为什么活着”的答案,托尔斯泰开始了浮士德式的人类知识海洋中的探索。然而,所有有关人生哲理的书籍只是使他徒增烦恼,因为所有这些书都毫无例外地重复着苏格拉底的那句令人心碎的名言:“我们接近真理的程度仅仅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生命”(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8)。“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死亡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种对死亡的畏惧来自于面对上帝所产生的灵魂深处对自身的忏悔。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意识使托尔斯泰醒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人存在的本体论价值,不断追问人生的意义。

（托尔斯泰的宗教思维方式）托尔斯泰对信仰的把握却不是通过宗教历史纷繁复杂的形式,而是通过对人类(尤其是人类发展史中占时间跨度最长的原始人类)天生就会把握自然的最单纯方式的沉思,到达了一种直觉的、统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宗教性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宗教直观的、统摄的思维方式不仅承担了解释人类探索尚未把握的未知现象和范畴,而且在人类洞察未来和象征性的表述未来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托尔斯泰本人对此写道:“当我相信有限时,我用理性去检验它,结果理性的回答是毫无结果。当我相信无限时,我发现人是永恒的一部分。于是我回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了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传统的信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P345）

（托尔斯泰的存在主义：走向上帝）但是,如果说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是从死亡领会生存,从畏惧领会自由,从而揭示人的真正的存在,以恢复受到社会和外部世界制约的人的个性的自由,使人摆脱沉沦和被异化的境况,那么,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拯救之路只在于对“上帝”的信仰,在于人的无我、谦逊、真诚和爱,在于灵魂的自我完善。依然是浮士德对生活本身的赞美给了托尔斯泰以启发,尽管对同时代人生活方式的考察曾使作家感到困惑不解。托尔斯泰发现,可以根据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将周围的人分为4种类型:浑浑噩噩型、寻欢作乐型、无所作为型和绝望自裁型。所有的类型都在否定着生命,并且无一例外地在肯定着苏格拉底前面的话。但是幸运的是,作家登上了一个比浮士德更高的阶梯,赋予了生命更广延的时间属性,从人民创造历史中找到了关于生活意义的答案,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作家对生活的信心,找到了作家自己的“上帝”(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P42—45)。这时的“上帝”已经不再是教会人士所宣称的东正教意义上的“上帝”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和“爱”,乃至于“生活”属于同义词。信仰“上帝”,就是要以博爱的精神去为大家服务,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劳动,创造生命的价值,通过“道德自我完善”将个人的有限融入到上帝的无限之中。用存在主义哲学来讲,就是要“自由地去展开自己最本己的能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P349),“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03)。不同的是,在托尔斯泰那里,存在主义的“自由”变成了上帝信仰中的“我为人人”,从而达到了作家意识中的宗教与存在主义的统一。在《谢尔基神父》中卡萨基最终选择的帕申卡的信仰方式就是明证。托尔斯泰以一种罕见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指出,对于生活的目的何在这一问题。

无论是精确的科学还是沉思的哲学都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J.E.海克尔，托尔斯泰宗教哲学思想综述〔J〕.宗教学研究,1994,（1），P1。

（托尔斯泰心中的“永生”）伴随着上述的思想,作家开始意识到了肉体幸福的虚假,认为人的理性的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它是超时空的现象,因此这个生命没有死亡。这里,托尔斯泰接受了基督教“永生”的观念。所以,当他经历人的死亡,包括最亲近的人,如他的爱女玛莎的死亡时,他十分平静,因为他所感受到的是人肉身的消亡和新的生命的开端,这令他感到欣慰。作家确信,只要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它便会在人的肉体死亡以后继续存在。这种观念完全符合基督教对永生的理念:人的物质生命是暂时的,只有灵魂得到基督教的拯救,升入天堂同上帝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永恒生命。这里所说的“永生”并非仅指时间上的恒长,同时也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在此可横向对比庄子“击鼓而歌”）

（19c末俄罗斯文学中的死亡主题）死亡主题成了俄罗斯存在主义传统的首批作品之一———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的中心,这并非偶然。托尔斯泰先前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一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三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中,死亡主题以其特殊的普遍性越来越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简陋地概括“掩盖死亡”“向死而生”）在我们意识到的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中,死亡属于人的最“内在”、最“本真”、最极端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不是在生命终结时才出现的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从生命一产生就蕴含于其中的一种标志着其具有终结性的可能性。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死。于是,就产生了人间普遍的拒斥死亡、掩盖死亡、努力忘却死亡、“常人不知有死”的现象。另一方面,死亡永远是“个人”的,对所有人来说均是不可知的,永远是唯一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换言之,即“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只有在面对行将到来的死亡时,才能将其终生碌碌无为之“烦”的一切当作过眼云烟,从而真正关注自我的“生”(存在),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并由此得到超越（怎么就超越了？）。

（俄罗斯习惯在生活中探索存在（谁不是？谁会在空中阁楼里说生死？））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这一思想由于俄罗斯人固有的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而大大地强化了。“俄罗斯人具有的常常被称为`末世品质'的东西,与寻求世界末日之日的好奇心无涉;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琐事中转向终极的存在方式,是一种首先在终极光明中提出存在整体意义的天生习惯。”(叶夫多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学林出版社，1999，P32)。于是,在作家艺术构思的“死”的情境下,不同的“生活”被平等地考察、比较,以便从中感悟出人生的真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本真生存的存在论建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P302)。对死的思考转为对生活真谛的思考,转为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并促成了俄罗斯文学部分的存在主义化过程。

（《三死》中的死亡主题）对于托尔斯泰,贵族地主太太的生存与死亡所代表的是一种虚伪与琐屑,她的语言与行为矫揉造作,内心缺乏信仰和宁静。与这种生存对立的是一个庄稼汉深刻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与死亡。后者对生活与死亡均要求不高,并且在关于生活的内容和伦理方面思路清晰,内心宁静。在小说中,有两种伦理层面的道德标准。第一种是关于上帝的信仰,它体现着“全人类的精神”。小说结尾处的圣诗显示出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真理。庄稼汉的生与死都是处于对上帝的信仰之中。而贵族地主太太的生存中没有上帝。......小说中另一条道德标准是自然。生存的真实性取决于对自然的态度,因为生活的真实性必须经过自然的检验。一个垂死的人滞留在这个世界上,耽搁了一会儿,这是自然的真实。庄稼汉临终前说了一句“我的死期到了”,同样体现着自然的真实。简单的话语充满哲理、平静自然,使人能感觉到他内心宽慰的恬静。以劳动为内容的健康的生活同样是真实自然的,因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和真实的再现。从这个角度出发,地主太太的一生都是在欺骗、谎言和幻想中度过,她早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托尔斯泰的自然观和宗教性思维方式）应该指出,托尔斯泰一生都崇尚简单的自然、真实。这里也许不无作家童年对卢梭的崇拜(参见陈鹤鸣.美好而难解的“小绿棒”情结〔J〕.外国文学研究,1997(3).)。作家对信仰的把握却不是通过宗教历史纷繁复杂的形式,而是通过对人类(尤其是人类发展史中占时间跨度最长的原始人类)天生就会把握自然的最单纯方式的沉思,到达了一种直觉的、统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宗教性思维方式。托尔斯泰本人对此写道:“当我相信有限时,我用理性去检验它,结果理性的回答是毫无结果。当我相信无限时,我发现人是永恒的一部分。于是我回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了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传统的信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P345）

（《战争与和平》中的死亡主题）相比之下,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的死亡的描写则更深入了一步,成为了作者对死亡过程的研究。在作者的笔下,主人公的这一死亡最终获得了一种纯朴和庄严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看来是尘世的生者(包括作者在内)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就在他死去的一刹那,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在睡觉;在他死去的一刹那,他作了一次努力,醒过来了。`是的,这是死神。我死去———又醒了。是的,死是觉醒,这想法忽然在他心灵中明朗起来了,先前遮蔽着未知物的幕,现在,在他心灵的幻境中揭开了。他似乎觉得,先前他身上受束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觉得身上一直有一种奇怪的轻飘之感（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P1394-1396）”从梦中醒来后,安德烈公爵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即从生活中觉醒了的状态。这同时也是作家本人亲身经历的两次梦境的翻版,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醒了,我为苏醒感到幸福”（Толстой Л.Н. Полн. соб.в90т. М.,2000, т.46. P75）......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存在主义的黑洞(即死亡)。这一黑洞处于小说的画面之外,以庄严神秘的形式旋入到小说中,并被神秘地拟人化为“它”。

（托尔斯泰的死亡观）应该指出,中年的托尔斯泰对待死亡的态度正如《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一样,先是惧怕死亡,拼命与死神抗争,在实在抵挡不住时（？？？）,便沉入了对基督教永恒生命的幻想,通过死亡的到来肯定生的意义。依照作家的观念,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正在死亡的生命的无价值。托尔斯泰终于认识到,由于人一获得生命就开始走向死亡,最终变成骸骨、蛆虫,可见,人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生命原来是“某种靠不住的、令人难受的东西。”托尔斯泰由此得出了一些具有存在主义哲学内核的结论:“我这个人身的生命是恶,是荒谬”(陈琛.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天国就在你们心中〔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P37)。“不管我干什么,不管我获得什么成果,结果总是一样:痛苦、死亡和毁灭。我想要幸福,我想要生命,我想要理性,而我身上以及我周围的一切只有恶、死亡、荒谬。怎么办?如何生活?该做什么?”（P38）与此相关,托尔斯泰还看到:“人活得越久越清楚地看到,欢乐越来越少,而苦闷、厌烦、操劳、痛苦却越来越多… …同时他发现,自己的生存每时每刻,每动一动都在接近虚弱、衰老和死亡。他的生命,除了遇到有可能被与他搏斗的其他生物消灭的千万次意外情况并陷入越来越大的痛苦以外,按照自己的属性也只能是不断地接近死亡”（P35-36）......安德烈公爵之死是个性走向无生界的过程。他的死是平静的、崇高的。托尔斯泰叙述上的最高真实(从心灵辩证法角度而言)与艺术上的最高非真实(从死亡过程的角度而言)在这里交错在一起。当托尔斯泰采用得以描绘出真实的透视聚焦法,但不是心灵辩证法,而是死亡辩证法时,他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什么狗屎？？？）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观点显现出来:死去的不是个性,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死亡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本体的、心理的和生理的过程,这一过程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情节(行为)。早在1813年,歌德在与法尔克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绝不能把死看作简单的被击溃,死的本质乃是生命体本身赴死的行为(舍勒舍勒.死·永生·上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21)。死亡的场面不应该被放在情境的周围来描写,而应该被当作情境本身,即死亡本身来描写;死亡不是社会、伦理、心理、神学层面上的对话,而具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它永远只是“我”的、唯一的、永远同人是一对一的事件;生存的最高真理亦是死亡的最高真理。依照存在主义的理念,人正是通过死亡,走到自己本身的存在,人为死亡而生。

（《伊万》的存在主义意识）托尔斯泰在写《伊万·伊里奇之死》时,已经开始思考人的死亡情境。在这篇被符·纳博科夫称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短篇小说”(НабоковВ.Лекциипо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 Москв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2001.P223)中第一次记录了死亡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像在《三死》中那样只记录下死亡的缘故。这一新的主题体现形式说明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中开始凸现出存在主义的因素。

（西方的灵与肉的矛盾传统）从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阐述了人类关于摆脱肉体以寻觅心灵的最古老的梦想以来(柏拉图.斐多篇∥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物质的人和精神的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数百年来乃至数千年来,在欧洲的世界观中就形成了认为死亡是一种在劫难逃的归宿的信念。在非基督教的理念中,死亡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而基督教的理解中,死亡则是失去尘世的生活和肉体。然而,死亡在劫难逃的意义同样表现为它是一次对人的是非功过盖棺论定的决定性事件”Манн Ю.ПоэтикаГоголяВариацииктеме〔M〕.Москва: Coda,1996. P405)。 ......（伊万开始怜悯）临死前,伊万·伊里奇终于做得“像回事”了。妻子、儿子过来看他时,他开始可怜他们,认为自己连累了他们,使他们痛苦,自己死后他们会更好些。而在这之前,他只是怜悯他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怜悯个人的人只是一个动物意义上的人、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人,而怜悯他人的人,才是神性在一个人身上复活的标记。在临死前的一小时,伊万·伊里奇恰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神性”。

人的心灵走向神,走向最终的和谐和幸福的道路,必定要经过死。——弗兰克С.Л.实在与人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P279

以下全是抄袭：

（书名的变更）小说最初的书名是《法官之死!讲述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死亡》。后来作家放弃了原拟的名称。托尔斯泰的这一自我否定反映了他在修订小说题目时已经掺入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先前的小说名称更具有社会学的特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作家重新修改小说名称这一事实,而是他有意识地走向已经察觉到了的新的艺术思维。

（侧重死亡的形而上意义）《伊万·伊里奇之死》将传统的对凡人的描写与作品自身特有的存在主义关注的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托尔斯泰创作上的一个新特色。小说中对死亡的描写侧重在其形而上的实质与意义上。伊万·伊里奇的死并不表明主人公在尘世的生存已走到了尽头。小说中的死亡获得了独特的实质意义,并得到拟人化的处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死亡结束了… …它再也不会有了”(Толстой Л.Н.Повестиирассказы〔M〕.Москва:Слово,1999.P434)。伊万·伊里奇在世时,生命和死亡的界线完全是变幻无常、捉摸不定的。在这里,作家把对人的研究放到了生理和心理、有意识和无意识交界的层面上来进行。作家对存在的实质———生存与死亡的认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在死亡面前看清非真实生活，死亡可能是虚假生活的解脱）在存在主义问题的影响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动摇。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从社会伦理的平面隐秘地转移到了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的层面:人在生存中是一个人,在死亡时也是一个人。生存时得到的一切(职位、家庭、朋友)全都是欺骗、幻觉、谎言、虚荣、不真实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是一对一地面对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伊万·伊里奇和其他所有的人身处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行将就木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迸发着生命的活力。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没能弄明白生存和死亡的实质。在托尔斯泰看来,“伊万·伊里奇所体现的是19世纪下半叶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ЛинковВ.Я.Исторо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 видеях〔M〕.Изд.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2.P125)。死亡可能是更好的出路,它将人引向真理,使人安息,死亡就是世俗生命转入永恒生命,而生活中有的只是虚伪。

（盖拉西姆）小说中还留有托尔斯泰由来已久的民众真理信仰的痕迹。书中人物盖拉西姆是一位青年庄稼汉,他是唯一理解和可怜伊万·伊里奇的人。他知道当他自己的大限来临之时,也有人会这样可怜他———看上去简单明了的逻辑道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与以往的作品一样,小说也表现出了作家的道德中的人民性思想,但它已不再是本篇小说的主基调。作家视野中最主要的是有关生与死的问题。从这一点看,托尔斯泰的思想意识中的确出现了某种新的、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他间或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探索人生与世界的秘密。

（托尔斯泰：死亡是解脱）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托尔斯泰既是一个道德说教者,真实的现实主义者,寻找上帝者,又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作为存在主义者的托尔斯泰竭力捕捉并描绘出生存的实质,努力要弄清生存与死亡的根本性问题。伊万·伊里奇没有在对基督教的顺从中死去,而是在近乎是魔鬼般的反抗中死去,是在怀疑(同时也是作家的怀疑)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主人公不知道什么是生存,为什么要生存,怎样度过一生。他临终前痛苦的思考也仅仅是弄清楚了以前的生活“不是那么回事”,而仍然没有参悟出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最终目的)。整个小说最终仍然是“一个蘸着浓浓的墨汁划出的有力的问号。这一问号从托尔斯泰力图使我们忘记以往的一切疑问的全部甜蜜的说教中浸透了出来”(ШестовЛ.Философиятрагедии〔M〕. Москва:ФОЛИО, 2001.90)。（伊万最后究竟有没有觉悟？？？）既然以前的生活已“不是那么回事”,不再有什么可留恋的,那么,摆脱疑问的出路就一条:到不存在肉体的无生界中去;死亡将给人以解脱,使人轻松。托尔斯泰用简单得令人惊异的句子结束了这一切:“死亡结束了。”它蕴含着丰富的存在主义内涵:不是生存结束了(生是否有过,或有的只是生的幻影?),而是死亡结束了。

（托尔斯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轨迹）应该指出,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构成了托尔斯泰所有创作活动的内容。①早在喀山大学读法律系的时候,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写道:“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Толстой Л.Н.Полн.соб.в90т.М.,2000,т.46.P30)当时的托尔斯泰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伊里奇一样,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经营、耕耘土地和人的其他有益于社会的作为。因为人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P354)。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黑格尔主义,视个体为公共的组成部分,个体的幸福在于严格地克制和约束个人的物质欲望、在于个人的忘我和不断的作为之中。②5年后的1852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已24岁,但什么还都没有做。我觉得8年来我一直在同怀疑和欲望斗争着。我的使命究竟在那里?只有未来能告诉我”(Толстой Л.Н.Полн.соб.в90т.М.,2000,т.46.P140)。但是,这一观点从其一产生就带有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对个人的物欲的克制和约束,只能通过个人的自我完善来实现,而后者仅仅并只是个人长期自我内在修炼的结果。托尔斯泰用了40年的时间,通过社会的、家庭的各个方面的探索,最终发现他无法得出问题的答案。既然所有的生命,哪怕是最高尚的人生最终都通向死亡,那么,生命就不会是终极目标。对终极目标的探索应该从死亡入手,而这却是任何活着的人所无法做到的。（存在因素）“作为一种世界观,终极目标论经常被谴责为有决定论和宿命论的色彩。托尔斯泰的终极目标论与此不同。它仅以自身为满足,而并非要解释世界第一动力,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扮演神喻的角色。托尔斯泰的主人公是自我目的的规定者,并通过精神上的探索决定自我的选择成为自身的第一动力。作为目的的上帝是隐性的、无法看到的,处于托尔斯泰的不断寻找之下”(Меджибовская И.Критика телеоло и ческ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уждения в«Смерти Ивана Ильича» «Толстой и о Толстом».Выпуск2-й〔M〕.Москва:ИМЛИ РАН,2002.P254)。

可以说,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早按存在主义意识规律写就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作家在长期求索之后,在以往的关于生与死的观念动摇破灭之后,试图从精神的角度所进行的新的创作手法的尝试。作家用一种更完整的、存在主义化的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人与生活,从物质世界的幸福观中摆脱出来,将一种新的追求“永恒”之路展示给读者。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率先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了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思考。

论文：生与死的维度：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毁灭》王丽欣 （次品）

批判点：将“存在意识”等同于“生死观”（好像也不无道理），“存在主义”“存在意识”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俄罗斯的存在主义背景）笔者认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隐藏着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如果说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具有存在主义的意识，那么到了20 世纪的苏联早期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中则拥有了存在主义的内涵。这种存在主义观念之产生与 19 世纪俄国盛行的虚无主义和 20 世纪初期的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国内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动乱频仍的时代中死亡与人如影随形，几乎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在面对历史现实时表现出选择上的混乱失序，很多作家试图通过文学表达人在这种选择中的状态，并指出人在历史中选择的重要性，托尔斯泰思想对此也有相似的观念。

（向死而生？？？）人类的生在向死存在中获得了自由。向死而在使人思考自身的存在状态，努力克服时间性存在带来的局限，当人以死亡为前提去面对生命、面对存在的本真状态，可以更加明确人的生存的意义就在当下：

本真生存的存在论建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之中去的具体结构找出来才弄得明白。——[ 德 ]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M]，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P302

（托尔斯泰的存在意识以宗教意识为基础：唯上帝可救赎）托尔斯泰的存在意识的产生是处于宗教认识基础之上，是在对真正上帝的追寻之中，他发现“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时候，我才活着；只要我忘记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亡，”“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托尔斯泰：忏悔录 [M]，刘季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P54）在《论生命》中托尔斯泰对生命和死亡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扩大的爱”，即博爱应是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只有确立了这种新的态度，才能消除死亡的恐惧。人们对死亡的畏惧来自于面对上帝所产生的灵魂深处对自身的忏悔，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救赎之路只在于对上帝的信仰，在于人的无我、谦逊、真诚和爱，在于灵魂的自我完善。（接受上帝之后就接受了死亡→对女儿死亡的坦然）由此托尔斯泰从对死亡的恐惧转而对其从容接受，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说“安详地死亡，没有恐怖和绝望的死亡”，爱女玛莎去世时，他十分平静地接受了死亡，因为他相信人的肉身的消亡并非永远的死亡，人的精神将伴随着新的生命开始，而人死后的灵魂与上帝结合才将获得永生。

（《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之死）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心灵辩证法从容不迫地展现了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他试图通过个人内省的方式解决艰难面对的同时也很难找到答案的生死疑问。《战争与和平》中始终围绕一个存在主义的叙事对象，即“死亡”，对于死亡来临的心理描写与思考在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它也一直伴随着安德烈公爵，作家正是通过安德烈心理流变表现自身对死亡的抗拒。他从一开始抗拒死神—“一种非人类的东西”，到无法抗拒地接受死亡，再到“他作了一次努力，醒过来了”，表现安德列公爵由死亡所进入的全新状态，苏醒的状态。依照存在主义的观念，人正是通过死亡，走到自己最本己的存在。（Сухин И. Н. 20 книг ХХ века [M]，Москва，Эссе. Сиб.Паритет， 2004.P109）

论文：存在主义意识: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重评 王丽欣（次品）

（俄国存在主义与西欧之不同）当存在主义在西欧还没有成为主要运动前的二三十年，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就已表达了存在主义观点（马寅卯: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思想路向和主要贡献，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P29）。西方与俄罗斯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一定差异: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首先推倒了神的座席（同上），以理性代替信仰，提出尊重个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精神自由; 俄罗斯的存在主义哲学却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认为可以在信仰中找到自由。它们更多体现于舍斯托夫的著作和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之中。

论文：高尔基对西方和俄国“存在主义”的接受 杜 蕊（次品）

（what存在主义）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亦称“实存主义”、“生存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和思潮之一。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它可以指任何以孤立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我国《哲学大辞典》中对“存在主义”的解释: “它( 存在主义) 从揭示人的本真的存在( 生存) 出发来揭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结构和意义，以及人与世界( 自然界、社会) 的关系。存在主义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或从属于人的存在问题。（金柄华，等 哲学大辞典［K］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P194-195）”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人生是“此在”的自我表现，人生无法回避焦虑、担忧、耽溺与最终的归宿死亡，人生最向往的处境是“绝对自由”。这种思想倾向，在西方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完善，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形成一个思想流派。

（克尔凯郭尔：人是孤独的，死亡）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具有孤独性: “生存的个人是摆脱了对自然、社会、他人的依赖的孤独的个人，个人是和群众对立的。作为孤独的个人，他有独特的情感，痛苦、热情、欲望、背谬、动摇、恐惧、死亡等这一切都要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主观体验才能领悟到。"（美］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沙特［M］ 陈鼓应，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P2-18）

（俄国的存在主义是基督式的、反理性的）俄罗斯的“存在主义”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这在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的著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具有宗教色彩的俄罗斯哲学希望是存在主义的，它进行认识和思考哲理本身是存在主义的，表现了自己的精神体验和道德体验，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体验。（尼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P156-231）。俄国哲学表明:“理性并非是一种解放人的力量，而是钳制和压迫人的思想工具。理性并不是还人自由和尊严，而是限制和扼杀了人的自由。"（马寅卯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思想路向和主要贡献［J］浙江学刊，1999（6）P25-32）

论文：拉斯普京与存在主义 孙玉华　王丽丹（次品）

（萨特）

萨特：一切存在物都是偶然的,人生也是偶然的、无谓的、没有根据的,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我们远远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

——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戴上镣铐》[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31、54页。

（加缪）存在主义者加缪认为,荒诞感来自对日常生活、对世界、人及其命运的思考,即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世界不可理解及死亡不可避免。（常增志,《加缪的荒诞》[J],摘自《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28页。）

（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出路唯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认为,要摆脱由于人与生存环境脱节带来的孤独和痛苦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死亡,要么皈依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