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林：把对科学的深入思考作为契机（转发的）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大科技时代以波澜壮阔之姿呈现自身的背景下，2018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以“科技发展与文明的未来”为主题，思考科技发展背景下现代文明的走向。为了迎接即将举办的论坛，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刚刚成立，也是全国首创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首任系主任张志林教授，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张老师关于这个话题有何看法？
一、科学就是在一定的、独特的社会建制中，在科学共同体中进行的活动以及形成的科学成果的集合
Q1：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很多年了，您认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哲学？
A：“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从科学哲学来看科学，有三个层次来理解：
（1）科学知识的集合。牛顿不仅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只有当这种完整的科学学说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说有科学这回事，所以科学的第一个方面是很多科学成果的大集合。科学首先作为一种研究成果的集合被我们所接受，即意味着它成为公认的知识。
（2）科学共同体的独特活动。这要求我们做第二个区分，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区分。科学家作为一类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群体出现了，而科学家这一群体是由共同的科学活动而相互联系，慢慢地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共同体之间又以特定的思考框架作为范式，也就是库恩的“paradigm”。
（3）科学共同体的活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这里所谓特定的社会环境指的就是独特的社会建制，科学家和他们的活动被纳入到社会建制中来，成为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科学方法论的存在。在科学共同体形成的同时，在共同体内部有它们共有的一套理论框架、探索方式，使科学家之间保持某种默契，这就涉及到科学方法，比如说通过严格的实验获取经验证据、针对特定问题构建科学理论、根据科学理论推导出新的预测，凭借经验证据来检验科学理论，依据一些方法论的标准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给出评价并做出选择等，当然这些科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科学在特定历史中涉及到具体的文化，比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涉及科学与文化的深层关系。
那什么是科学哲学呢？《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一书的导言中给出了关于科学哲学的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科学哲学表述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基于重要科学理论且与之相一致的世界观。根据这种看法，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详细阐述科学更广泛的含义。它可以表现为对谈到“存在本身”时所使用的本体论范畴进行思辨，比如怀特海竭力主张，物理学的新近发展要求用“过程”和“影响”等范畴代替“实体”和“属性”。
第二种看法是，科学哲学阐述的是科学得以成立的预设和倾向。一个科学哲学家也许会指出，科学家预设了自然不是反复无常的，自然之中存在着研究者可以理解的并不复杂的规律性。此外，他还可能揭示出，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偏爱决定论的定律而不是统计性的定律，或者偏爱机械论解释而不是目的论解释。这种看法倾向于同化科学哲学与社会学。
第三种看法是，科学哲学是分析哲学式的，可以使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得到分析和澄清。这门学科并不是要对最新的理论提出半通俗的讲解，而是要弄清楚“粒子”、“波”、“势”和“复合”等术语在其科学用法中的含义。
第四种看法是，科学哲学是一种二阶学科。科学哲学其实是在哲学的立场上去反思科学，比如说科学为什么能够解释事实，它是如何解释事实的，它用什么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是针对科学提问的。因此，“二阶”的含义是说，如果事实摆在那里是零阶，科学面对事实进行研究是一阶，我们对科学进行研究就处于二阶的层次了。其中，作为一种建制化的专门的学科是第四种显得最明显，但第四种如果从前面三种看的话，他当然涉及对科学的一些概念的分析，当然也得分析与科学相关的一些预设，因此它容纳了前面第二种和第三两种观念类型。
张志林教授，代表作《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技术解释研究》
二、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分离
Q2：现在有一种观点是科学与技术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包括很多高端的科学理论甚至和技术没有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或者说您认为科学和技术已经分离了吗？
A：首先这个题目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从现代科学或当代科学来说，大家公认的是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在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研究者被叫做自然哲学家，像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波义耳等人，用现在的观点看，他们只是“小科学”研究者，所从事的是业余的研究。而随着科学建制化之后，现代科学的特点是借助实验取得对世界的观察证据，那么随着实验的要求越来越强，比如器材更全备，实验室更大、人更多，它的趋势是从个人研究到团体研究，对技术手段的依赖也是从越来越弱到越来越强，比如物理学要求大型的粒子对撞机，天文观测也是如此，这样的话应该是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科学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手段才能展开它的研究。因此，科学和技术并不是越来越分离的。
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个变化。原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线性模型，比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所谓的应用研究过程中就会涉及技术及其开发，然后进一步推向市场。而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人们认为从这个线性模型来看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因此在九十年代学界提出了一个象限模型，就像数学中的四个象限。其中就强调，有的基础研究本身就是针对技术问题的，比如巴斯德，他的本意是要解决一些医学问题，结果最后提出一个可以算作是基础研究的关于细菌的研究，之后还引申出关于消毒的原理。在克林顿当政的时候，时任副总统的戈尔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性的科学技术报告书，其中就有从象限模型来看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论述。因此，不管是从社会的发展的情况还是从理论上的分析来看，科学与技术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是彼此分离。
在做了这样一个纠正之后，问题就变成：在什么意义上，大家感觉到科学与技术的分离越来越明显，甚至感觉到部分尖端理论与理论无关呢？有可能是对于这些尖端科学的成果，大家尚未发现它在技术应用上的开发潜力，但这不能说是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但这样一来，区分科学与技术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成了科学是否得到应用的问题了。
科学本身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关键在于求知本身，即为求知而求知、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由此来看，应用这件事情就不属于科学研究本身，而是技术的开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同时技术开发的潜力也没有被大家看到，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好像科学与技术是越来越远的，但其实这是正常的，说不定它还是一件好事。
三、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分十分关键
Q3：科技现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造成了科学出现之前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伦理方面的问题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然后就有些人因此而反科学，就质疑说科学带来了一系列比如说道德退化啊，就认为人类不应该去发展科学技术，那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
A：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是否应该归罪于科学。这里要做一个严格的区分，即科学不等于科学主义，后者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立场。
科学主义确实是一种随着科学发展自然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成为评价一切问题的元标准，或者把所有其他的价值，像认知的、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价值全部奠基于科学价值之上。这当然是对科学的一种独特理解，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
而就是这样的理解才造成一个问题：科学及其应用究竟有没有界限？民国时期的“科玄论战”，其争论的要点就在于究竟科学可不可以给我们提供人生观，其中持肯定意见的人就是科学主义派，他们认为科学没有界限，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反科学主义而走向反科学本身，那就过界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现代的诸多问题科学固然不能全部解决，但是许多问题离开科学能得到解决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对科学拥有更好的理解以后，再回过头来更好地、合理地运用科学，而应该抛弃那种把科学提升为一种主宰一切的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
四、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具有人的自由意志，它就有能力、义务和责任，就需要立法
Q4：人工智能问题现在比较热门，比如有一种可能是，未来很多工作都不需要人去做，而让机器人来做。您觉得这样的转变对人类社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人工智能您是什么样的看法？
A：人工智能在学术领域里面通常放在信息化时代以后，从哲学上考虑是信息哲学一个很热门的分支。这件事情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从哲学角度看，真正的要害不光是人工智能不能简单地看做一门技术，否则的话人工智能就只是一个复杂的人工机器，仅仅是区分于自然物而已，人工智能的出现也只是表明了一个人类有技术能力造出一些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
这件事被关注的原因不在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上个世纪这个事情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时，大家都会提到图灵、图灵测试。这个测试就是说在程序测试问题之后，我们无法分辨到底是人的回答还是机器的回答，那它还是不是机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追问到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说区别在于理性，能用理性进行描述的就是思想，思想里面最厉害的就是理性的推理，理性的推理最技术化的表现就是计算，霍布斯就是这么讲的。
那么，在计算上，从计算的速度和计算的容量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人怀疑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议的。而大家在哲学上真正关注的是通过人工智能能否在全面的意义上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准，如果能，人工智能就可能代替人类，甚至能够反过来消灭你。
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行家叫麦卡锡，他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因此真正值得关注是：在人所具有的那个水平、那个级别的智能，我们的人工方法能不能实现？这是要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过头去想，如果人工智能研究里面我们只有最极端的两个回答就是“yes”和“no”，那就涉及我们人类智能里面是不是只有计算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了，因为人还有情感反应、自我学习能力等。我们可以问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计算机编程的方式能否表述我们对世界的知识，这就是表达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心智都可以被表达化，但这种观点其实有预设：世界是存在的、世界是可认知的、对它的表征具有真理性，而这种真理符合论在哲学上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纷纷的学说，但人工智能运行的基础其实就是这种符合论。
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就要涉及对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和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意义上，人工智能会成为哲学、技术科学、认知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如果要具有人所具有的智能水平，那么至少要在两个角度突破所谓的计算，计算在哲学上讲就是来自于逻辑，逻辑在人工智能里面涉及两派，逻辑人工智能和非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人工智能，从分析哲学上讲，从莱布尼茨到布尔到弗雷格到图灵再到哥德尔，基于我们现在的数理逻辑基础，所有命题都能用数理逻辑来表达，它的基础是集合论、模型论等等，这是一类。现在还有一类则是模拟我们人类的大脑能力、生理性的人类思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问，人是超出纯粹形式逻辑推理的，而人工智能怎么去跨越这个界限呢？它能做的就是计算这个方面，我们说除了这个方面人类还有情感，还有行动，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信念，我们有处理具体问题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因此，这里的突破口可能有两个：一方面是人工智能要有常识，比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不一定按照逻辑形式来做，我们可以改变情况，语境是不能被忽视的，那人工智能能不能突破常识呢？这是一条进路。
另一方面就是，要把人工智能看成具有人一样的思考能力，具有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信念、意图、愿望、需求、意志，乃至于自由意志，这就代表了一种立场，叫做设计者立场，或者叫做意向性立场，也就是要把机器看成具有所有这些人类所具有的心理品质。
但这里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要赋予计算机自由意志，就要解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首先我们是设计者立场，我们要设计出它具有刚才所讲的这些心理素质的东西。从设计角度看，它是决定论的，但同时我们又赋予它一种自我学习的能力，这就是常识，在一定情境之中随机应变。
它是我们设计的，但是到了情景当中面临选择你决定不了它，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引领这个目标，它就既是决定论的又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难解决的矛盾。大概现在人工智能真正要突破的难点就在这里，就是如何赋予计算机以人所具有的常识的能力，人所具有的广义的心理属性，这和我们的逻辑、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有认知哲学，全部交融到一块，所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块。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机器通过这样的计算方式能够实现，那就马上有一个问题是，可能它们会代替我们；如果说不能实现，比如说塞尔就这一看，那就没有上面的问题。但似乎有不少人觉得这是可能实现的，于是就要回答你们刚才提到的问题。面对可能的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涉及了很多层面的东西。
我们说人工智能真的具有人的自由意志，它就有能力、有义务、有责任，我们就要立法，一种新的社会就会开始，取代我们原来基于家庭血缘的、宗族的等等的社会。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而且参照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它进行道德的约束。由于我们还是设计者，我们就要立法，规定惩罚的标准，规定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这些都设计好了，那么我们和人工智能的和平共处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不注重这个问题，技术又确实能够达到那种水平，那就太危险了。
所以，与其说我们现在有什么答案，不如说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关乎我们人类文明的未来，关乎人类未来文明的形态。
五、把对科学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契机，跳出现代性的牢笼
Q5：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您觉得在这样的趋势下人类文明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
A：从哲学上说，现代科学发展已经扮演了构成世界的重要力量，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所以科学其实已经筹划了我们现代社会的在世结构。既然已形成这样的结构，那么走回头路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拒绝科学而走回前科学时代这条路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要思考如何在接受科学存在、合理理解科学的基础上来构建、来设想未来文明的形态。根据前面的启发，科学主义是我们首先要加以拒绝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使人类处于“现代性的牢笼”之中。借用这个想法，在现代性进程中，科学作为最显著的标志，其中就有工具理性，有狭义理解的所谓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据此，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就是如何重新反思现代性，以帮助我们跳出“现代性的牢笼”。
对于这件事情，韦伯当时是很悲观的。工具理性使得我们的社会有两个最明显的标志，一个就是理性化、数字化；另一个就是官僚结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一切活动不问价值，只问手段。举个例子，当代人都想要成功，那什么是成功呢？这马上就被功利化而不是被给予价值评判，这显然是工具理性的理解方式，所以我们要以对科学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契机，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进行反思，然后跳脱出来。
于是，我们就面对一个重要的区分，即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如果说科学只管事实，不管价值的，那么科学就是处于所谓中立的位置，因此我们要观察、要客观，现在很多科学家还是持有这样的立场。
但在哲学上，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的看法以受到严厉的评判，并且不少哲学家认为科学一定要受价值影响。阿玛蒂亚森所做的一个关于印度贫穷的研究，按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的说法，就打破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展现了价值对事实的引领或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纠缠；
同时，此类研究不光是属于正统的经济学，还带有广泛的政治伦理含义。这至少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而且还有许多研究都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样态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等。
六、哲学要把现代性问题和未来发展问题转化为有效的哲学问题来进行思考
Q6：我们展望了文明的未来，那我们反观我们自身，您觉得哲学在这样的处境中应该承担起怎样的使命？我们这些年轻的哲学人可以做些什么？
A：这个题目要让我们的心情激动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闯到哲学里来。我们可以回到哲学的源头，理解哲学的本性。
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这个说法，古代的几大文明，如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还有中国文明，都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同时出现。我们要注意一个前提，当时并不存在文明之间的交流，这几个地区相互脱离，不会相互影响，但它们同时关注了一系列相同的问题，这个现象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的觉醒”，也就是对“人之为人”的思考。按西方的说法就是，大家都在集中思考哲学问题了。我们借用胡塞尔的讲法，人们开始摆脱纯粹“自然态度”，开始有“思想态度”了，因为他们开始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然后询问世界有什么结构、由什么构成、它的起源是什么，我们人在世界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做什么才有意义等等。
从经验出发，我们不可能感觉到世界这个整体，但这其实是人的概念把握能力，这就导向了反思，也就是哲学的源头，因为哲学就是一种反思的能力。所以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思考人之为人和追求世界的意义，就开始承担起思考如何过好一生的使命。回到现代，面对我们的在世结构，即整个现代化的图景，我们直接要面对的就是“现代化的牢笼”。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会反思，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这些东西赖以发生的基本前提和预设，思考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凸显出一种整体的图景。然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开哲学批判性的思考，比如我们对世界图景进行彻底的概念分析，进行严密的理性论证，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把它转化为有效的哲学的问题来进行探问。
广义地讲，这就是面对着现代性问题和未来发展问题，当然作为哲学人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专业的思考。
所以，哲学人区别于普通大众的地方就是你要有一个真正的哲学的视角，我们要能有效地问题化。年轻的学者就要首先学会做哲学，学会哲学问题化的方式。
七、胸怀理想，脚踏实地
Q7：您主要研究的领域是技术哲学，您认为技术哲学应该如何定义？技术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其实我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也已经提到了，就是要认认真真做哲学。而想要做好哲学，首先要打好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我想提倡大家要超脱一点，不要受社会的所谓“成功学”的影响，过早地功利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有理想。比如刚才讨论的那些很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们要是把这些问题有效地转换为具体的哲学问题，就可以形成一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哥德尔曾说过，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其源头就是古希腊伟大哲人柏拉图的理念论所提示的思路：存在着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这两个世界，前者是后者的分有和模仿，后者是前者的指南和标杆。引申开来，我觉得，用理想筹划现实，引领现实，评判现实，塑造现实，乃是一个哲学人的神圣使命。作为一个哲学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我希望同学们的理想一定要和哲学相关，一定要树立高远的理想，并通过切实的努力不断地接近其诱人的状态。简言之，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树大志，同时要脚踏实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