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姜文学习如何写出穿透主题的对话
本文摘自王竞老师的新书《故事片创作六讲》。
王竞: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影代表作有:《方便面时代》《圣殿》《一年到头》《无形杀》《孩子那些事儿》《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大明劫》,以及2019年新作《墨多多谜境冒险》等。另著有《纪录片创作六讲》。
自从 1927年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1927)问世以来,主人公的嘴就几乎没有闭上过。从此对话就成了人物角色(包括动物角色)表情达意最主要的手段—我相信如果规定人物不许发声、所有的叙事必须靠动作完成,估计绝大部分编剧都不会干活儿了。其实早在默片时期,很多人物也是说话的,只不过是借助字幕而已。

我们从下面几个不同层面来讨论对话。首先来看生活中的对话和电影的台词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说共性的东西。第一,在生活中和电影中对话的功能都是为了传情达意,包括传递信息、表达情绪感受。第二,电影和生活一样,都能够从对话中感受到人物性格,比如说“你好!”和“遛弯儿呢?”这两种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就可能透视出不同的人物身份和状态。第三,在电影和现实中,大家都会利用对话本身的暧昧性和多义性。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想来中国学习绘画。朋友找了一位国内知名的绘画老师,让孩子先带着作品和老师见见面,顺便看看老师是否对他感兴趣。孩子从老师家回来后一脸困惑,说没听懂老师说什么。朋友问老师最后对他说的什么,孩子回答,老师说“那就这样吧”。我们都能明白,他不是汉语层面没听懂,而是没听懂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师对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类似的情形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很多话必须要放到特定的语境中,结合上下文方能理解其意。电影也有暧昧多义的台词,但相对于生活中的复杂语境,电影中的语言会显得直白多了。

那么在电影中和生活中,对话还存在哪些差异?生活中我们说话很随意,但我们知道电影中的每一段话、每句台词都是精雕细刻的。姜文要求编剧创作《让子弹飞》的时候,每句台词都“一句顶一万句”。编剧在采访时回忆,所有的台词姜文都看过无数遍,看似随意的对话,其实每一句话都经过反复推敲。这种雕琢并非是咬文嚼字,该自然的对话听起来还是要自然,但出现在电影中的台词应该是精准的。科波拉说,“写剧本就像写俳句,要简明、清楚、精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中的台词具有隽永的魅力,很多年之后还让人记忆犹新。
在美国编剧行当中,甚至有专门写对白的专家,负责让普通对话更加精彩。我遇到有些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为了掩饰在场景中的尴尬或紧张情绪,习惯临时加一些话来搪塞,行内叫“水词儿”。演员加水词儿要么是台词写得不准确,演员说起来不顺畅;要么是演员的情绪曲线与角色的曲线没有完全贴合,中间出现了游离。好的剧本绝不能随意改台词,甚至动一个字都有风险。

另一个与生活中的不同是,生活中的对话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到正题之前可能已经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而电影永远只呈现最关键的那几句。比如从天气说到大选,从大选说到政策,接着谈到医保,再问你丈夫的身体,最后才聊到外遇……电影对话通常只截取其中最有价值的片段。有些制片人,老担心观众听不明白,总把来龙去脉交代得过于清楚,但即便在生活当中,有时片段的对话也能带给你足够多的信息。
有天晚上我走过一条酒吧集中的街道,经过停在路边的一辆夏利车,车窗敞开着,里面一男一女正在对话。男的大概五十来岁,板儿寸头,一副北京爷们儿的常见状态;女的三十来岁,打扮得像“小城里的时髦人”。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似乎在吵架。那男的说:“这他妈车是我买的……”旁边女的跺着脚嚷道:“破车破车破车……”可惜我不能驻足细听,但就这么一个片段,也已经能够让你对人物关系、对他们之前的故事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猜想。
即便是擅长语言表达的人,生活中也不可能永远字字珠玑。十句话中有一两句质量够高,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人才。可是在电影中,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精准地传情表意,每句话都可能是不同寻常的。有些对话像诗,有些对话富有哲理性。总的来说,电影台词常常比生活对话更具风格化。生活对话中我们并不常用象征、隐喻,或者很夸张的修辞手法,但在一些风格化的电影中就会用到。比如在《阿飞正传》中张国荣说:“十六号,四月十六号。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我明天会再来……”生活中恐怕只有中二病患者才会这么说话,而在电影里,这样的台词却是经典。

一部电影的台词是它美学系统的一部分。对话的风格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对话本身,它影响到人物塑造,甚至反过来影响整部影片的风格。之前我曾拍过一部主旋律电影,当时制片人特别希望这部片子能用手持摄影拍摄。我和摄影师商量之后,感觉这部电影没法手持拍摄。制片人看过样片后很生气,他说我之所以找你来,就是看到你上部影片全部用手持摄影,很酷,这部片子你为什么不用手持?我说这部电影的风格已经提前决定了,比如主人公的台词是:“……请问党章没改吧?党章要求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作为一个党员执行党的要求难道错了吗?……”这是书面化的台词,因此演员的表演也会是书面化的。而手持摄影机的晃动感是生活化、口语化的,它会干扰整部影片的风格一致性。很多人不理解,以为用什么样的摄影手法只是方法不同,但其实它也是美学系统的一部分。正如有什么样的台词,就有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表演。当你写出书面化的台词,演员的表演便无法松弛下来,此时的影片风格已经有一部分被决定了。
在我看来,好的对话在三个方面具有穿透力:穿透人物、穿透情节、穿透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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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对话,对于影片主题的阐释也能润物无声。这就是我们说的穿透主题。
很多电影里面会有一段台词用来升华影片主题、阐释主旨思想。当这一段落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能看到编剧、导演、演员,甚至音乐都在帮忙使劲。这类台词直接服务于影片的主题—既不为人物服务,也不是为场景服务,有时会跟整个情节脱节,看起来比较夹生,尤其是主旋律影片(包括“美国主旋律”),比如《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1996)中美国总统义正词严的演讲。主题段落在一些影片中是有意义的,比如它可以让观众明了影片的价值诉求,但生硬的处理会让人有强加感。

所以好的处理方式是把它有机融合到人物身上,融合到场景里。比如姜文的《让子弹飞》,这片子实际上是讲土匪和恶霸之间黑吃黑的故事。周润发扮演的黄四郎是个恶霸,姜文扮演的张麻子是个山大王,但只讲黑吃黑,影片在价值上立不起来。所以姜文赋予影片一个主题,即这帮土匪要为尊严而战。当然你不要指望从一个山贼的嘴里,听到“我们为尊严而战”的话。编剧用巧妙的对话,把影片的主题诉求说出来了:
抢了官印的匪首张麻子逼着葛优扮演的买官者汤师爷来到鹅城,想用假县长的身份发一笔小财,结果发现这里是恶霸黄四郎的天下,早已没有油水可刮。
汤师爷(对众土匪):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他妈的西历2010年了,咱们来错地方了……
张麻子从外面回来,正好听到这句话,把礼帽摘下来进屋插话。
张: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汤: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
张: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
汤: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
张:谁有钱挣谁的。
汤:当过县长吗?
张:没有。
汤招手让张过来。
汤:来,我告诉你!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交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张:怎么才七成啊?
汤: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张:谁的脸色?
汤师爷指了指那顶象征豪绅的礼帽。
汤:他!
张:他?我大老远地来一趟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张麻子把帽子拖过来扔到一边。
汤:对!
张:我好不容易劫了趟火车当了县长,我还得拉拢豪绅,还得巧立名目,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汤:对!
张: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
汤:你要这么说,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
张:我问问你,我为什么要进山当土匪?我就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
汤: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那还是回山里吧……
张: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已经是县长了,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
汤:百姓眼里你是县长,可黄四郎眼里你就是跪着要饭的。挣钱嘛,生意,不寒碜……
张:寒碜!很他妈寒碜。
汤: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
张: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
“站着挣钱”让张麻子的形象立了起来。如果没有这一段,张麻子只是一个黑吃黑的土匪,现在则变成了为尊严战斗的好汉。这就是穿透主题的台词,它也让影片的主题从宣扬丛林规则变成了反抗霸权。

相比大多数中国电影,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编剧和导演在这一主题段落中的用心,看到他们尽可能用生动形象、符合人物身份的方式阐释主题。很多电影,未必都需要把主题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曾让同学把电影中有价值诉求的台词段落找出来,我们看到未必所有电影都能找到这样一个完整的主题段落,尽管所有电影都会有主题。
安东尼奥尼的影片《过客》(Professione: reporter,1975)中,杰克·尼科尔森扮演英国记者洛克,他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假借了别人的身份,于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他在途中遇到一个女孩,那女孩对他的状态产生了兴趣。两人开着车从旅馆中跑出来时,女孩问他到底在逃避什么,洛克没有告诉她,只是让她转过身去看。跟随女孩的视线,我们看见被甩在身后的路。影片用诗一般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感受到隐喻的强大力量。如果说具有穿透力的对白是好的对白,那么这种无声的、诗意的、场景化呈现的“对白”则属对白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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