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男妓生活录

作者：Tomáš Bystrý

翻译：FilipKsu

我想停下来。停止贩毒，停止践踏人生。

“我曾经一个晚上可以挣5000或6000捷克克朗（注：捷克法定货币，1人民币约等于3.3捷克克朗）。现在？不可能！”21岁的Honza说。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街头拉客。我在布拉格的中央火车站认识他，这个中央火车站一直被称为这个国家的男妓枢纽。但这个描述对有着肮脏金发的Rakovník来说并不准确。曾经年轻男妓们聚集在火车站周围，向衣着考究的男士们提供性服务来谋生的日子据说已经消失很久了。

“这里的一些男孩们一视同仁地向顾客提供服务，每次服务仅要价200克朗。就在草丛里（服务）。这就是为为什么我经常到汉堡去，那里的价格和这里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在汉堡一天大约可以挣到200欧元。”Honza说。在布拉格威尔森火车站（注：布拉格中央火车站的旧称）附近的男孩一般都来自瘾君子社群。他们认识所有的流浪汉、妓女以及她们的皮条客。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吸毒或者贩毒，就像Honza。

Honza在我给他的万宝路香烟上放了一点毒品。他说，只要300克朗，他可以告诉我他的故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踢足球踢得相当在行，直到15岁以前，我都过着相当优渥的生活，但是我的成长过程中少了我母亲的陪伴，她在我5岁的时候便过世了。我一直和我的父亲一起生活，但他现在也已经不在人世。在我16岁的时候，他死于一场车祸。”Honza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继续回忆，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他现在的生活：在他父亲死后，他被送往一家福利机构。

Honza在Tábor（注：捷克南部城市）儿童福利院的日子并不安分，他经常计划着出逃，他的第一站便是布拉格中央火车站。那时，他就在大街上生活，洗澡的话，要么在车站，要么在顾客家里。“如果你是16岁的男妓，你可以享受还算不错的生活，可是一旦你过了20岁，除非你贩毒，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因为酬劳实在低得可笑，至少在这个火车站里。”他说。他认为，只有在布拉格那些臭名昭著的顶级（或中级）Gay吧才能真正赚到钱。

同样臭名昭著的还有那些为绅士们享用年轻布拉格男孩而设计的“钟点房”。Gay产业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此；这些“钟点房”总是与Gay吧紧挨着。“”布拉格最有名Gay吧的当属Pinocchio（比诺曹），现在他们改名了，改成Temple（寺庙）。离这儿不远。“Honza指了指，同时将烟从肺部排出，这是他第六根烟。”相信我，我真的想停下来，不贩毒，不与老男人睡觉，过正常的生活，但我不得不赚钱。“

Lászlo Sümegh：不存在同性恋男妓

Honza的命运和90年代记者Cyril Valšík接触的捷克斯洛伐克男妓们的故事相差无几。

“直到1982年，我才知道未成年男性卖淫是真实存在的，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当我在拍摄有关儿童福利院和诊断机构的纪录片时，这个想法又以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蹦了出来。”Valšík在他的书中《Your Boy - A Prostitute?》(捷克语：Váš kluk prostitut?，译：你的男孩是男妓吗？)写道。除了1997年波兰导演Wiktor Grodecki拍摄的电影《Mandragora》（曼陀罗草）之外，Valšík的书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描绘男妓问题——通常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的作品之一。

“这并不是同性恋卖淫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以在街边或其他地方卖淫为生的男孩并非同性恋。”Lászlo Sümegh解释，自1995年起，他就在捷克布拉格为年轻的流浪男孩免费发放干净的注射针头和安全套。现在，他在布拉格高堡地区（捷克语：Vysočany）经营着一家机构。“给予他们机会……”在K Moravině街7号的建筑上张贴着有这样一句口号的海报。窗户上还写着另一句标签：“机会之屋”（捷克语：Dům Šance）。2008年七月以前，这个机构坐落在布拉格5区的Nepomuckého街上。然而，出于未知的原因，布拉格5区区政府中止了民间组织“机会计划”（捷克语：Projekt Šance）的租约。

要安排一个与该组织发起人Lászlo的会面并不容易。去年3月，他因代表青年开展多年活动获得了2010年Křesadlo奖。另外，他还需要为这次会面做充足的准备。这个将近2米高、行为举止女性化的男人说话起来并没有那么矫揉造作。他已经习惯面对他人的指指点点。他自己的社工服务对象不止一次抢窃并恐吓他。最初，他是一名专业的纺织艺术家，多年来，他一直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和街头工作者，帮助那些举目无亲、流落街头的儿童和年轻人。在他社工服务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是男妓。我们的见面约到了下午5点。

“那时候人会少一些，我有更多的时间给你。”Lászlo说道。刚过5点，他从平时接待社工服务对象的房间走出来。大多数的社工服务对象曾经都是性工作者，包括女性和男性，这其中还有一大部分在吸毒。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吉普赛人。这些社工服务对象可以在这个机构里下厨、打发时间、交谈他们的疑惑以及在工作室里工作。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粗俗的话语——每个脏话词语将罚款20克朗。

“大多数流落街头的儿童都来自儿童福利院。当他们18岁被丢赶出了福利院，进入了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把家庭完全抛之脑后。他们习惯了一天吃5到6餐，他们在收容机构成长，因此他们身上总带着收容机构的印记。一旦你把这些年轻人丢到大街上，会发生什么？他们开始寻找另一家收容机构。这时候，邪恶就会找上他们——他们找到一家组织让他们免费吃喝，免费洗澡，但是并不能教会他们如何独立。”Lászlo Sümegh说道，并补充社会对确保只有少数儿童在儿童福利院成长不感兴趣。“他们不断地建造更多的福利院。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他坚决地说。

一名Lászlo Sümegh的社工服务对象出现在了门口，他叫Milly。他是一名年轻的跨性别者，奥洛莫茲（注：捷克东北部城市）本地人，不久前从一家诊断机构中逃出来。这是他在布拉格的第六年。他也曾做过“拉客男妓”，最开始在中央火车站，后来去了布拉格的Gay吧。“我曾经每晚可以挣10000克朗。但在今天这已经不可能了。一些人还觉得我们用我们的金卡消费，觉得我们过着高质量的生活。”Milly说。他的脸上稍微化了点妆，眉毛也是修过的。

“你知道的，对那些年轻人来说，这真的很令人振奋。他们觉得那些肯付高价的顾客会永远存在。”Lászlo打断了Milly。当Milly意识到顾客已经习惯了只支付最高200克朗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他就不再做男妓了。有一些仅仅愿意付几碗汤的钱——但他们还算是得体的一群人。“有一些人根本不会和你交谈。你做完你的工作后，他们打得你直出血，然后拒绝向你支付费用。太耻辱了。我不希望这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他说。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还有一个吉普赛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希望保持匿名。我们称呼他Roman。他22岁。他成长于布拉格Smíchov（注：地名），和他做清洁工的母亲、妹妹、还有祖母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我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妈妈在几处地方打工，所以下午的时候她通常不在家。我和妹妹有大把的时间在街道上和我们的朋友们厮混。我11岁的时候，我开始时不时地抽烟，但我妈妈和祖母并不知情。有个人带了大麻到公园里来，我们就尝了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它让我开心大笑了多久。从那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碰毒品，但是大麻总是时不时地吸食。”Roman回忆起儿时第一次吸毒的经历。

他接着告诉我们，在这第一次经历之后，很快，他尝试了更烈的毒品：“我12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了Plzeňská大街上，那里有人贩卖海洛因。想要买它太容易了。”他能为了得到钱不择手段。有时他从家里找些值钱的玩意儿去典当，比如说他祖母的金戒指，但这个方式无法长久维持。他还时不时地对行人实施抢劫，比如在火车站抢人们的手机，后来他也试过讲悲情故事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施舍，但很快，他对此也感到厌倦。

“我一直听人说男孩们都去Podolí（注：地名，位于布拉格）广场做生意。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是那些年长的男孩付钱让年轻的男孩帮他们手淫。起初我对此很抵触，但是做这些的男孩真的很有钱。他们从来不必去偷窃。他们也不必担心钱会花完。其中有一个男孩跟我说，如果做的时候你不去想它，或者想点其他东西，那就还不至于那么糟。”Roman说道。他告诉我，他是直男，和绝大多数的男妓一样。

“年轻男孩容易兴奋。他们很多人能通过性幻想、异性恋性幻想、或者通过物理刺激的方式实现勃起。另一方面，这些男孩的顾客不需要这些男孩有勃起反应，他们毫不在意。顾客把他们当作性满足的工具而已。”捷克性学家Petr Weiss如是解释。

最后，Roman决定和他的朋友一样，去Podolí的泳池附近赚钱。那时，他12岁。“大家都夸我是个漂亮男孩，的确，我在那里赚钱没遇到什么麻烦。很快，Smíchov的人也开始谈论我，说我在做（皮肉）生意。那时，我能买得起漂亮的裤子和鞋子，有时我还给我妈买点东西。我觉得她知道，但我们从未讨论过它。”他说。

David Tišer是捷克共和国境内第一位（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吉普赛LGBT活动积家，他表示，年轻的吉普赛男妓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大受欢迎。“本质上来讲，他们代表了捷克顾客可能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异域风情。”Tišer这样认为。他说，现在越来越多曾经以卖淫为生的吉普赛男孩向他寻求帮助。

Roman后来陷入毒品陷得更深了。他的身体需要更大的剂量来满足，他需要增加自己的收入：”我开始在布拉格闲逛，前往中央火车站。在那里，我进行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肛交。体验很糟，但我得到了很多钱。那时我14岁，可我想找到顾客并不容易，因为总有比我年轻的男孩在那供人挑选。有时我也兜售信封【编辑注：内含毒品的小信封】。但是总有人要告发我，可能是他们嫉妒我比他们赚得多吧，最后警察来了。警察把我关押了起来，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老了。“（那时Roman快17岁。）“我在中央火车站附近闲逛”，他说，“那里的竞争太大了。于是我又重新操起老本行贩毒，我又一次进了监狱。现在我完全出狱了。我22岁了，我不再贩毒，但是对任何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David Tišer：吉普赛男孩，求之不得

在性服务工作者行业中，也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那些在Gay吧或者在火车站（像Honza, Milly和Roman）卖淫的男孩属于这个制度的最底端。那些在网上提供服务的男孩属于这个制度的顶端。服务可以通过一般的聊天论坛、聊天室、色情交友软件以及男同交友软件达成——最有名可能当属网站iBoys.cz。服务也可以通过那些提供男同陪护服务的特殊网站实现。比如，需要注册使用的网站www.escotboys.cz就有3000名活跃用户。一个人只需要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点注册费就可以建立一个账户，然后再填入他的身高体重、照片以及每次服务的要价。之后就会有顾客找上门来。

吉普赛LGBT活动家David Tišer表示，位于这个等级制度“顶点”的是那些在海外高端奢侈Gay吧赚钱的男妓，这些Gay吧主要位于奥地利和瑞士。“我知道很多年轻吉普赛男孩动身前往瑞士的例子。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在Gay吧工作，后来他们会找上一个瑞士老男人。他们会在老男人家里住上一周，打个比方，然后回到捷克的家里住上三周，之后再回到瑞士住一周。他们用他们在那儿挣到的钱养活了整个家庭。”Tišer说。

通过仅仅两周的瑞士“奢华男妓”之旅，他们最多可以挣到10万克朗。这些男孩向往着高质量的生活，对自己的外貌呵护非常，他们不会对奢侈品的衣物嗤之以鼻——往往相反，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不吸食海洛因，但有时会用可卡因，因为可卡因对他们外貌的伤害要小一点。

“在我第一个14天结束时，我给家里带去了9万克朗，而且我在那里也还花了很多钱。”20岁的吉普赛男孩说道，他让我叫他Tommy。15岁以前，他都生活在南波西米亚州，但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他不愿透露是具体哪一座城市。作为曾经的一个芭蕾舞演员，他本该是前途无量的，毕竟他小学毕业时就被芭蕾舞舞蹈学院录取。他的父母为他支付学费，他的家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我们曾经的生活也还过得去吧。我总是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东西。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被宠坏的那个孩子。”Tommy承认，他对奢侈品情有独钟。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视陪护工作高过芭蕾的原因。他家里人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妈知道了会杀了我的。”他笑着说。

对于衣锦还乡这一套，Tommy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他穿着最昂贵的品牌的衣服，开着崭新的汽车，有时还给父母一些钱：“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男友。”Tommy说他的确有一个男朋友，不是吉普赛人，但男朋友真的没钱挥霍。Tommy的男朋友并不十分支持他的工作，但又对这项工作向他们提供的奢侈品十分沉溺。

18岁的时候，Tommy开始在瑞士当男妓。一开始，他通过一家工作室进行工作，工作室给他提供机票、为他安排奢华的公寓入住。他工作收入的40%将流进工作室的腰包。“这并不多，因为在那里什么东西都很贵，长远来看，这比你自己找个住处要赚钱。”Tommy解释。他在当地的巧克力行业、银行业、奢侈腕表行业中都建立了自己的客户群。“主要都是我去他们的家中，而不是让他们来工作室的公寓。”他补充道，他的那些顾客，一般是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会因为性服务而付款。“有时他们只想聊聊天，有时他们想要一次按摩，一般而言，他们都会要求性服务的，包括接吻。对此我完全没有问题。当我想象着即将到手的钱时，我感觉非常好。”

杰出的捷克性学家Petr Weiss表示，大多数的性服务工作者，不论女性还是男性，都说他们可以将自己和工作分离开来，可以在私人关系中体会一场真正的性爱。“然而，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性爱中建立这样一座屏障绝非易事。在工作中体验到的性爱总是没那么好的。如果一个人想赚钱，他或她必须经受很多并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我觉得这会给他们后来的私人关系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Weiss说道。

当问到Tommy他的工作是否和他的“Romipen”（即吉普赛人的自我认同和对吉普赛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相违背时，Tommy觉得并不会：“为什么他们要扯上关系？我是吉普赛人，我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做这项工作。我挣的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钱。”

原文链接（捷克语），原文发表于201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