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临床导读1.4：第一个案例：安娜·O

第一个案例：安娜·O

对于经常阅读当代的案例研究的我们来说，布洛伊尔描述的安娜·0的历史似乎总是令人困惑和惊讶的。他对我们讲了2次这个22岁的病人的故事：第一次是以一种“外在的”或者“客观的”医学视角——包括作为那时的一个外科医生，从他被叫过来看她的那一刻开始，对于疾病的演变会注意到什么——第二次是从一种按时间顺序来看的治疗视角，这表明她的治疗是如何随着疾病被回溯至“第一动因”而推进的。另外让我们感到更震惊的是布洛伊尔基本上完全没有解释过这个女孩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安娜·O在她2年的患病过程重遭受如此广泛的症状之痛，以至于我很难在这里简要地一一列举出来。那就让我们代之阅读弗洛伊德（1991）对它们的简要叙述吧：

她忍受着右边胳膊和右腿的僵硬的麻痹之痛，还伴随着直觉的丧失；同样的麻烦还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左胳膊和左腿上。她的眼动受阻，视力受到诸多限制。她有调整头部姿势的困难；且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恶进食，且一度几周来不能喝水，即便她渴的要死。她讲话的能力也退化了，甚至到了不能讲或者听不懂她的母语。最终，她遭受着自己整个人格上的“欠缺”、混乱、精神失常和改变的影响。（全集标准版第六卷，P.10）

症状群——我们至少应该加上头疼，抱怨她房间的墙离她很近，几周来完全无法讲话，而且有时候只能混合着讲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即便是这样她还能够听懂德语（全集标准版第二卷，P.25）——按现代的标准来看是相当令人震惊的，而且毫不意外的是，布洛伊尔认为她得的是一种“精神病”，即使她的病例描述（明显就是）是一种癔症。（他所说的“精神病”看起来指的是一种暂时的状况，而不是一种持久的临床结构）

布洛伊尔能够帮到她的第一个症状——使用的是她自己发明的一种技术，包括讲出症状出现的每一个情境，以及从最近一次的发生回溯到症状的第一次出现，巨细无遗，顺着线索一步一步回溯——主要是不管她有多么的渴她都不能喝水（全集标准版第二卷，PP.34-35）。结果证明是症状的产生源于一件看似琐碎的事情：她看到她的英国“同伴夫人”的狗喝了主人卧室里的杯子中的水。我们先前对此事所知甚少，只知道安娜·O“不怎么关心”这位“同伴夫人”，以及她想让自己“礼貌”点而对此什么也没有跟她说（P.34）。我们得知的仅仅是她压制了震惊和厌恶的一切表现，而且当她在大约六周之后，在催眠状态下告诉布洛伊尔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之后，“困扰消失了，不再复返”（P.35）[1]

后面并没有说，并非我们压制了自己的惊讶以及/或者厌恶的每一种情境都会导致一个症状，因为我们经常会在事后自己在脑海子琢磨那些事（比如，嘲笑自己，谴责那个出现在我们脑海子的那个人，或者搜寻一些安慰我们自己的优越感的想法）或者迫切地想跟别人讲这件事，因此会清除那时可能产生的任何“兴奋”。事实上，安娜·O并未采取过类似的行动，而是将这件事的记忆和其他的分离开来，这暗示了好几种可能性：她听说过通过狗传播的可怕的疾病；她真的很憎恨这个英国同伴夫人，但是却被某个家庭成员（可能是她的母亲，但也可能是她的父亲）告知必须忍受这一点，甚至要假装喜欢这个人；如果不是直白的死亡期望的话，她也是在暗中希望这个同伴夫人因这种和狗的不加区分的接触而感染疾病；她把这位夫人和自己的母亲联系在一起了，反抗这位让她可能有着诸多怨恨的人，正如我们后来会看到的那样；而且/或者在那之后每当她要和杯子里面的水的时候，她就会想起自己的那种传染病的想法，或者想起她对这位夫人和/或者自己的母亲的憎恨。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中还有其他的成分，但是在我们所知甚少的情况下，也只能做这些推测了。

似乎明显的是，一些下流的想法或愿望肯定在她看到夫人的狗喝水的那一幕时被唤醒了——这些想法或愿望是她觉得太应该受到谴责的，以至于她想彻底抛诸脑后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需要在那之后彻底避免和水杯有接触，因为它们可能因为某种联系而让她想到那些不可原谅的想法和愿望。用当代的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她不想“触及自己对她朋友和/或母亲的愤怒”——事实上，她想对此一无所知！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都没有评论过这种强大的心理力量——这在那时肯定在她身上运作而产生了这样妨碍生活的症状。而且鉴于那些力量从未得到真正的阐明，它们携带的暂时的情绪负载经过她和布洛伊尔两人“清扫烟囱”而卸除，那些力量能而且确实在诸多其他时候继续创造新的症状。我认为这样推论并不荒唐：她19世纪末的一家人是那种认为子女的孝敬和义务是格外重要的，而且个人的反应或者情感很少是能够得到表达、鼓励或者容忍的。

当这样的反应和情感被堵住或者咽回去时，它们倾向去腐蚀和困扰它们的镇压者，使得后者“遭受主要是源自回忆之痛”（全集标准版第二卷，P.7）——即，遭受回想和反刍令其后悔的过去痛苦处境之痛。为什么那些抑制自己的人会有这样的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在那痛苦的处境中说其想说或做其想做的。我们很多人大体上在某一刻都有抑制自己过，但是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后悔和沉思——源自于我们放弃了自己表达或者采取行动的欲望。我们经常在大脑里重演自己做过的事或者没有说的话没有做的事，事后诸葛亮想着我们觉得自己本来因该或者本来能够说的话或做的事，觉得那样我们才会好受些。弗洛伊德在这里假设，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后悔和反刍——即，对一个特殊事件以及那时他们是怎么做的或者是如何没有做的追忆，但不是以一种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不是在意识层面，而是在意识领域之外，继续在他们身上“运作”，可以说是蚕食他们，甚至是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梦中、白日梦中，以及其他所谓的变化转台。

当弗洛伊德宣称，“癔症患者主要遭受回忆之痛”（全集标准版第二卷，P.7），他不是说他们在恋旧地追忆过去，想着那时多么的光辉；而是说，他们被困在遗憾中，内疚于放弃了自己想说或者想做的欲望。而且当拉康说，当我们放弃自己的欲望时我们会感到内疚，他只是在概括弗洛伊德此处已经向我们表露了的话。[2]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在这种语境中通常使用的词是Versagung,这个词意味颇多，包括匮乏（缺乏某些东西），否认，拒绝，以及驳回（不被允许拥有某物或者做某事）；拉康把这个词翻译为renunciation(弃绝)，这可能是基于动词Versagen的各种用法（在某些情况下，指失败、笨手笨脚、奔溃，或者拙劣地修补），而不是受挫（frustration），后者是该词在英语中通常的翻译（德语中对应的词是Frustration）。“弃绝”意味着，某人想要做什么，而且放弃了，经常像是某人屈服于他人的愿望（比如在自我否认中，就像屈服于某个说了类似这样的话的人：“闭上你的嘴，姑娘”）。换句话说，这暗示了这样一种处境：某人允许别人想要说服自己的意愿（或者允许某人想象中的别人将要或者想要说服自己的意志）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对此遗憾。简而言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似乎也包括了安娜·O，弃绝是灾难的处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