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科学和人文学科（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科学和人文学科

人类学被称为最具人文性的科学和最具科学性的人文学科——大多数人类学家引以为傲的称号。人类学家积极审视各个时期和地方的人类，因而积累了大量的信息——人类的成功与失败，伟大与缺陷。这些信息是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人类学家依旧信奉这一主张：一个人无法仅仅借助观察来理解另一种文化；你必须去经历它。对实地调查和系统性地收集资料的恪守，展示了人类学科学性的一面。人类学是实证性（empirical）的社会科学，它的基础是经由感知获取的与人类相关的观察结果和信息，而非直觉或信念。然而，人类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地方在于开展科学研究的形形色色的方法。

科学是精心打磨出的生产知识的方法，旨在揭露和阐释人类世界得以运转的潜在逻辑和结构过程。创造性的科学探索力图为观察到的现象寻求可验证的阐释，理想的情况便是不露于外的恒定规律或法则。两个基本要素于此是必不可少的：想象力和怀疑论。想象力尽管有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却也帮助我们辨识出现象在预料之外的组织方式，并以新方法思考旧事物。没有想象力也就不会有科学。怀疑论允许我们将事实（经由他人独立证实的观察结果）与想象相区分，去验证自己的推测，防止想象力脱缰失控。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科学家并不会假定事物总是如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毕竟，还有什么会比地球静止不动，而太阳每天围绕其运转更加显而易见。

人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常常先对观察到的特定事实或事件之间的可能关系提出假说（hypothesis，暂定解释或预感），然后再开展研究。通过收集各类似乎支持这样的假设解释的资料数据作为证据，人类学家构思出理论（theory）——为大量数据所支持的解释。理论指引我们开展探索，进而寻获可能的新知识。证明已知事实或事件之间的联系的尝试可能会催生出意想不到的事实、事件或关系。新发现的事实可能会证明某些假设（无论怎样家喻户晓或深入人心）并不成立。没有证据做支撑的假设必须舍弃。此外，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可以免受质疑，无论国际学者团体怎样广泛认可它。换言之，人类学依赖实证证据。

将科学理论和教条（doctrine）相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前者始终容许新诞生的证据或洞见的挑战。教条，或曰信条，是由权威正式宣布的对观点或信念的断言，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例如，某些人接受神创论的教条，相信宗教典籍或神话讲述的人类起源故事，而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宗教的权威。他们同时也承认这些观点也许与基因学、地质学、生物学或其他科学的解释相悖。这类教条无法被证伪或证实：它们被视为信仰问题。

尽管科学方法可能看起来直截了当，它的应用却并非始终轻而易举。例如，一旦假说被提出，提出者便会强烈地渴望去证实它，而这可能导致个体无意识地忽视反面证据或意料之外的结果。科学家也许意识不到他们的假说或演绎受到了文化的束缚。不过，借助人类学的文化塑造心智的原理，科学家将得以跳脱“文化枷锁”，无偏见地建构假说和推论。通过兼容并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类学可以利用内部的多样性来克服文化施加在科学探究上的局限性。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人类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和文化背景可能会塑造他们的研究问题，甚至影响他们的实际观察，因此，他们极为依赖一种在其他学科上大获成功的技巧：最大限度地让自身沉浸于资料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家变得熟臻每一个细枝末节，进而开始注意到在其他情况下会被忽视的潜在范式。这使得人类学家能够构建有意义的假说，并在田野调查时进一步地检验或证实它们。

本论述中很早就阐述了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学所有分支学科的共有特性。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实地挖掘遗址。生物人类学家倘若想知道全球化对营养和发育的影响，就要居住在某个人类社区中以便展开研究。灵长目动物学家也许会生活在黑猩猩或狒狒中间，同样的，语言学家会为了研究某个社群的语言而和该社群一同生活。这样的沉浸要求人类学家持续意识到文化因素影响研究问题的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不断审视自身工作过程中的偏见和预设，以进行自我监督；他们将这些内省随同观察结果一同呈现出来，这中做法被称为自反性（reflexivity）。

与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会带着预先准备好的调查问卷进入实地。尽管他们会首先完成背景研究，构思出暂定的假说，但却知道保持开放的心态能够促成最佳发现。随着田野调查工作的展开，人类学家不断整理观察结果，这个过程有时需要构建和检验有局限性或低水平的假说，乃至依靠直觉。人类学家与当地社群紧密合作，以便研究过程变为协作努力。如果研究结果不能协调一致地组合在一起，研究者就会知道自己必须进一步探索。人类学家通过其他研究者的重复观察和∕或实验来确立信度和效度。倘若人类学家的同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在人类学中，让他人来证实某个人的工作可谓困难重重。进入特定的研究地点可能会遭遇种种阻碍：交通困难、无法获得准入许可、资金不足，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乱。此外，地点、人群和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出于这些原因，一位研究者无法轻易确认另一位研究者的陈述的可靠性和完备性。因此，人类学家肩负着精确记述的特殊责任。他们必须清晰地阐述研究细节：为什么这个地方被选为研究地点？研究对象是什么？实地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环境是怎样的？哪些当地个体提供了关键信息和洞见？资料是如何被收集和记录的？研究者是怎样审视自身偏见的？缺失了这些信息，他人就很难去判断陈述的有效性以及研究者结论的完备性。

在个人层面上，田野调查工作要求研究者跨出文化舒适区，进入一个陌生，有时甚至令人不安的世界。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遭遇许多挑战——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他们也许必须适应不熟悉的食物、气候、卫生状况。他们往往要与情感和心理困境相抗争，如孤独感，贯穿始终的外来者感受，在新文化背景中的社交笨拙，以及必须昼夜不停地保持警惕，因为任何正在发生或谈论的事情都可能于研究意义重大。政治挑战包括不知情地被社群中的某一派系所利用，或者政府部门对他们心存疑虑，将他们视为间谍。伦理困境同样存在：面对令人不安的文化习俗，如女性割礼，人类学家该怎么做？他们该如何应对食物、日用品和药物的需求？为获取重要信息而去欺骗他人应该被认可吗？

与此同时，实地调查常常会带来个人、专业和社会上的有意义回报——从持久的友谊，到关乎人类状况的重要知识和洞见。接下来的“原著学习”专题将会讲述考古学家安妮·詹森（Anne Jensen）和阿拉斯加州（Alaska）巴罗镇（Barrow）的因纽皮雅特（Inupiat）爱斯基摩人社群的故事，它表明了在相互合作、彼此尊重的情境下，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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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实证性：以对世界的观察而非直觉或信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假说：特定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暂定解释。

理论：为理解事物提供解释性框架的连贯陈述；大量可靠资料支持的解释或阐述。

教条：由权威正式宣布的对观点或信念的断言，它理所当然，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