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家村的“白银时代”：韩城党家村元明清商业神话简史
党家村地处陕西省韩城市，2001年6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司马迁祠坐落于市区南郊，是韩城地区古代文明的象征。韩城市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河津市相望，黄河两岸民众在历史上就曾有过频繁往来和多次的群体性迁徙。从商业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党家村地处由晋商商业圈、陕商商业圈和司马迁“货殖学说”交叉覆盖下的一个三维商业文化地带。
从元末至整个明代，党家村人完成了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两件大事，为其商业在清初的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族群基础。1654年，党族人党德佩远赴河南经商，不久即获成功。又几十年之后，贾族人贾翼堂也前往河南经商。后者不仅成立了一家更大的商号，同时还模仿晋商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使党家村人开始在原籍村落大兴土木，为后人留下了123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至清末，因其在河南的生意渐趋衰败，加之时局不靖，党、贾两族的商号纷纷歇号停业，或远走他乡或回迁陕西老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曾经“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
1981年，我第一次去党家村时就对那里的一大片四合院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那时正是冬天，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党家村人沿街道两旁，或叼着烟卷三五成群地聊天，或把头枕在胳膊上一言不发地蹲在那里晒太阳，似乎描绘了一幅“穷者自穷，富者自富”的自然经济画卷。
到了1989年我再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不同。那时村里正在大搞旅游经济，不时有零星散客从我身边走过，临时招募的导游小姐用夹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向游人叙述着党家村四合院的变迁故事。另外还有一大群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的专家们正在做调查，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围着100多座四合院进进出出，不停地记录着。据说还有一位名叫本田昭四【1989年5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代表团副团长本田昭四教授在考察党家村时高兴地夸奖说：“啊！奇迹！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回到宾馆后，本田昭四先生仍激动不已，于是在宴会上多饮了几杯，不料心脏病复发，虽经全力抢救，但仍给党家村人留下了“一笑身亡”的悲壮故事。（参见吉春、雷英：《党家村趣话》，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的日本教授在现场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留在了党家村。此次访问激发了我描写党家村的最初冲动。十多年之后，应朋友之邀，我重访党家村。这一次，我更坚定了研究党家村的决心，因为多次的访问及阅读仅有的文献使我终于有了和党康琪先生一样的感觉：党家村的确不同凡响。
党康琪生在党家村、长在党家村，不仅是党家村“文革”后毕业的首届大学生，而且也是研究党家村历史的专家。他说，他自小就觉得一切就该这样——住这样的房子，走这样的巷道，爬这样的寨子坡，怎么也不会产生特殊的感觉。但等他长大后，走出了村子，走出了韩城，走出了陕西，跑的地方多了，才觉得故乡不同凡响。
虽然党先生和我都有同样的感觉，但各自的切入点不同。我不是党家村人，自小没有住四合院的感觉，也没有对党家村历史的追忆。但我有我的优势：我可以作为局外人冷静、客观地去描写，而不为满腔依恋故土的情结所淹没。更深层次的印象是，党家村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充满了商业气息，这种气息占据了四合院内的一砖一瓦，占据了党家村人的每一根神经。它沿秦岭山脉的武关道一路南下，弥漫了整个瓦店镇和赊旗镇。
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在论及小农经济时，总免不了使用“传统”“保守”“无知”“商品观念淡漠”等词语来描述农民的经济行为，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非理性经济，因为他们不懂得扩张及积累财富，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不懂得“储蓄和投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可以被纳入“理性经济人”行为分析的范畴。本书所提供的案例，相信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消除人们的这一认识误区：
首先，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变迁过程中，党家村村民根据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为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曾先后进入山区经营山庄子。这意味着，只要能发现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区域，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就会明显提高。
其次，农民的创新性行为一直在以某种速度增加。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农民为什么能够做出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择，甚至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十大商帮”能在明清之际崛起。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并非是农民的“理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以至于可供其选择的方案不同。
经过数日的走访和考察，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将党家村商业的发展变迁作为写作的突破口。尽管这是一次小范围内的考察，但我试图从其不同凡响之中找出解释中国元、明、清三朝商业演变的某些规律，因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段静止的过去，而是一段孕育着未来的历史。
我所思考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商业未兴起之前（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党家村党、贾两族形成了合族而居的村落演变形态。当时，党家村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并且这一环境当中所包含的皇族权力对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小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党族始祖党恕轩的播迁行为会发生在元末明初？党家村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党、贾两族的繁衍又有什么样的规制和约束？
（2）明朝的统治延续了近三百年。在此期间，各地商业曾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党家村为什么仍停留在农耕社会？另外，这一时期在党家村历史上为什么又显得如此漫长？
（3）早在康乾盛世之前（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党氏家族为什么能产生第一位经商者——党德佩？他为什么要远下河南经商并把瓦店镇作为其首选之地？换句话说，究竟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在这时敢于去“闯荡江湖”？
（4）又半个多世纪之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贾氏家族的贾翼堂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也离家南下，他瞄准的经商地域不是瓦店镇，而是赊旗镇。不久，党家村商业即进入了鼎盛阶段，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贾翼堂选择的时机是在乾隆盛世？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他有能力使党家村商业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迅速腾飞？
（5）至20世纪初，党家村在瓦店镇和赊旗镇的生意都已经接近尾声。此时，其商业的主要继承者们纷纷逃回党家村，有的闭门不出忧郁而终，有的甚至跪倒于祖先坟前自杀身亡。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党家村商业的结局为什么这么悲惨？似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将党家村在清初高高地举起，然后又在清末重重地摔下。
本书记述了党家村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揭露出其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书不仅填补了党家村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丰富陕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视角。
本文为黄德海《党家村的“白银时代”：韩城党家村元明清商业神话简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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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魔火飞猴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9-12-28 21:2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