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悼金庸引申出来的一些八卦

先贴李泽厚悼金庸的全文（来自友邻刘学浩）：

这篇悼念说白了也就三个功能：1）回忆了6000美金这件事，2）评述了下金庸的地位（不过与其说金庸，不如说通俗小说的文学地位），3）吹捧自己。在引申开来之前，我们先依次说这几件事。

1）6000美金事件

首先，李泽厚为什么不高兴？毫无疑问，导火索是钱给少了。这一点李泽厚在短短篇幅中提及了三次，“如此巨人，为何出手如此小气”，“我既应约登门拜访，岂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以及“因虽出手不太大方，但他毕竟也是一番好意啊”。三次提及，其中两次还有言外之意，第二句表明出的钱够不上自己的身价地位。言外之意大概是，我都亲自登门拜访，而不是让你来拜访我，难道我就是为了这6000美金吗?对李泽厚来说，正确的做法是要么不给，要么多给，要么以合适的方式给。如果是某所学校邀请李泽厚去讲座，然后给6000美金的辛苦费，并声明这是学校的惯例，李泽厚应该还是会拿这笔钱的，即便只是一千两千美金。我相信李泽厚嫌钱少这个事情上，也真不是在意钱多还是钱少，其实还是觉得伤了自尊。

这里先说一个额外的问题，6000美金算不算多？美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大概在4%左右，这件事距现在大概是25年左右，那么6000美金相当于如今的(6000 * 1.04^25) = 16,000美金。李泽厚当时是在科罗拉多学院当visiting professor，这笔钱相当于如今两三个月工资的购买力总是有的。所以这笔钱，别说在当时的大陆，就算在美国也不算少。

那么金庸为什么要给这笔钱呢？因为他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去拜访他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么一个红包。其实也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目的，完全就是觉得大家是血浓于水的同胞，给个红包聊表心意而已（略类似于原先央视要拍《笑傲江湖》，金庸以一块钱的价格象征性地卖了版权，就是尽个类似的心意。金庸一直都是个家国情怀非常深重的人）。那么金庸能多给吗？站在金庸的角度来说，给多了也有问题。6000美金虽然说少不少，但说很多也说不上，总也可以看作在香港稍微好一些的住宿、出行、交际加上往返美国的车旅费，就是尽一尽地主之谊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数差不多是当时香港顶级会所潇洒一晚的费用），或者说就当是金庸主动邀请应该承担的费用。如果金庸无缘无故拿出六万六十万美金，拿钱的人（尤其是很有傲气的知识分子）会怎么想？这算是收买吗？毕竟钱太多了，拿了总要帮忙办事的。换一批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也会伤了自尊心。金庸这种在社会上各个圈子摸爬滚打多年，也能写出很社会的小说的人，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李泽厚知道金庸的好意吗？表面上是知道的，因为第三句话就这么了，但实际上却又未必。至少在他眼里，这好意毕竟吝啬地很。如果李泽厚真知道金庸的好意，又觉得这只是一桩不打不相识的趣事，李泽厚压根不会这么写，无论是悼念还是回忆。这事不是不能提，但真的没往心里去的提法会是：当时我们有了这个误会（发生了啥，我当时怎么想的），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误会，真是“不打不相识”。

这事最后也是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一段话（来自友邻 维舟）：“鲍千灵连连拱手，和各诸英雄招呼。他可真还不敢大意，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迈的固多，气量狭窄的可也着实不少，一个不小心向谁少点了一下头，没笑上一笑答话，说不定无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无穷后患，甚至酿成杀身之祸，那也不是奇事。”

所以对6000美金事件的总结是什么呢，这件事要说误会还真是个误会，但要说李泽厚完全没有耿耿于怀或自尊心没有受伤也是不可能的，至少他对这件事的解读是金庸太小气。换句话说，这个误会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现实中有误会再正常不过），即便当时金庸有惊讶（且大概也觉察到自己事情做的有些不妥），即便李泽厚刚开始看到金额觉得受辱，但倘若李泽厚气量大那么一些，稍稍微换位思考一下，也就是真的把善意看成善意，那么婉拒掉红包以后这事也就翻篇了，不至于如此耿耿。另一方，出现了这事，金庸察觉到了问题也还真不能主动提，直接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六千美金如何如何，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那个意思”，这么挑明了说大概率会变得越描越黑。所以后来请吃饭聚会也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扬李泽厚也好，金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完全没有不尊重李泽厚的意思。这里还是再强调一遍，我想叙述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有没有因为种种原因发生误会，而在于李泽厚有没有一耿耿了几十年。

2）金庸地位（或者说通俗小说的地位）

其实李泽厚没怎么提金庸的地位，他想说地更多的是，通俗小说不应该被排除在严肃文学之外，也能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起到作用。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对金庸或武侠小说的评价中还是有一些言外之意。首先，读福尔摩斯和金庸的人比读托尔斯泰、老舍、矛盾、张爱玲的人多，并不能从“艺术层面的意义上”来解读，这表明前者的艺术成就的确没有后者高。其次，自己射雕英雄传读了大半就读不下去了，至于篇幅短小的连城诀虽然挺好看，不过是“等汽车时赶紧读毕的”。除此之外李泽厚也再没看过金庸的其他书了。所以李泽厚对金庸的真正看法如何，就不需要多说了。当然，李泽厚对金庸的艺术或者思想成就如何的评价，其实本身也是他的看法，所以倒也不必强求他一定要喜欢金庸或者一定要觉得金庸很有思想。其实也是因为朋友的强求，才写了这么一篇非常奇怪的“悼念”。

不过重点是，大家记住这种评述风格。等引申到另外事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种名赞暗贬的评述风格在当时真是常态。

3）吹捧自己

这种对自己的吹捧在文章中其实也随处可见。比如“九十年代初我出国，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得一美国客座教席”，比如“有朋友寄来某省报纸报道他[金庸]称赞我的思想史论”。

和上一条一样，这种吹捧风格在当时也是很常见。

这种自尊心和敏感度，以及评述他人以及吹捧自己的手法，在李泽厚那一代人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很典型的一例就是和李泽厚有过撕逼史的另一人：李幼蒸。

先说一下两人之间非常“敏感”的撕逼流程。

Step 1：按照友邻 刘康康 的的总结，即是（我引用广播原文）：看到大家转发的李泽厚悼念金庸文，莫名想到李幼蒸在《忆往叙实》里回忆李泽厚。说当时李幼蒸翻译了罗兰·巴特的《历史的话语》，把译稿送去给李泽厚拜读，李泽厚看完，送李幼蒸离开时，说了一句“我应该送你到院子大门口吧”。当时让李幼蒸感觉不舒服，觉得李泽厚传达的意思是：以你的地位，我本不必礼遇如此，但还是让我尽个礼数，以示对你的破格善意。

Step 2：后来那本《历史的话语》没有被出版，李幼蒸说liubinyan告诉他没有出版是因为李泽厚说“ “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于是李幼蒸很生气，因为李泽厚给他说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李幼蒸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不忘各种贬低李泽厚（包括对待他时，有人和没人时态度截然不同）并赞扬自己，虽然在总结处还不忘赞扬一下李泽厚“作为五、六十年代出身的学者能够一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品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Step 3：李泽厚看到文章后当然很不爽，接受了一次访谈作为回应，后来李幼蒸看到访谈后又回应了一篇。其中有件事情很有趣。李泽厚和李幼蒸互相指责对方到处说自己坏话，责怪对方太过敏感，中间还有刘再复当搅屎棍。比如，李泽厚说自己从来没指名道姓说“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这样的话，只是常说些译文不如原文好懂，根本没指李幼蒸。是李幼蒸瞎想，又认为李幼蒸“自我感觉异常良好，文章却实在不佳”。之后又说刘再复告诉自己说李幼蒸在美国大量说自己坏话。而李幼蒸又矢口否认，说指示在哈佛举办的一次哲学会议上让杜维明不要突然离题万里地介绍起和会议内容不相关的李泽厚，后来又私下和在场的刘再复说了说关于《历史的话语》没有出版的事情之类。其它就再也没有说过关于李泽厚的任何坏话。继而指责李泽厚太敏感把别人正当的批评都当做坏话。

这里摘抄一点两人的相互指责：

李泽厚：

使我感慨的是，我自认直道待人，也帮过一些“不得意”的人的忙（其中包括多次建议杜任之重用李，等等），到头来，却落得个我乃一两面派小人的“叙实”和嘲讽，真是人心险恶，可怕之至。但不实也不止是李了，例如不久前，邢小群“记述”郑惠讲我的话（郑是好人，但我和他不熟，一共见过两次面），也属不实，已有人提出异议（见《明报月刊》）。其他不属实的口头传闻就更多了，或无中生有，或极度夸张，有的离奇到难以想像的地步。但我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一律不予理睬。在1999年《己卯五说》的后记中，我倒发了一通牢骚，其中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刘再复转告我李幼蒸先生在美国说我的大量坏话，但我没有点李的名。一位朋友告诫我，积毁销骨，说我如果一直不做任何反应，那些话就会被认为是事实。所以这次才做此回应。但我实在没有能力和兴趣对付这种事情。人生愁恨何能免，只好关门自读书。我之所以长期以来极少与人交往和只与极少数人交往，也不喜欢到处开会、讲演等等，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人奋斗”，其苦无穷。因此，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仍将关起门来，一切不予理会，以后再有这种种“叙实”或评议，我便不做回答了。但愿读者不轻信就好。

另外一点使我感触的是，我不理解李幼蒸先生大肆指责他人、极力夸扬自己，说自己的外文、见解和人格如何高超、优越，自己的书“在电影理论界产生不少影响”，如何被邀参加国际会议等等，但为何硬要把我拉上，并作为标题。他的标题是说他和我谈孔子，但这“叙实”中却“叙”不出谈孔子的任何一点实质性的内容。老实讲，我根本想不起八十年代初我和他谈过什么孔子和孔学。

李幼蒸：

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论李泽厚学术”一类文字的，因为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李幼蒸是不可能有兴趣看李泽厚的任何文章书藉的（除了序跋一类，因可借以了解其“心术”）。而我敢说：李泽厚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偷偷）研读李幼蒸的著译文字的。他在回应文初、二稿中以他一贯伎俩故意“占便宜”（他通过故意“居高临下”姿态企图在广大不识真相的读者面前制造和歪曲信息。但我不愿意花时间卷进他那些故意误导性的编造和歪曲言辞，如他在新稿中加上“虚构、编造”等字样以为其初稿弥缝，于是在他这篇“补记”中他选择了干脆撒谎。），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在80年代以其落伍知识和油滑文字，利用文革甫过、青黄不接时期，确曾奏效于一时，倒也为时代留下了印迹。当前读者大概不会像80年代青年那样易于受他这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修辞学”所诱吧？他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残余而已。

李当初不通英文，却站出来批朱光潜，从此确立了他勇于“批判”的作风。以后还有20年时间补修英文（即使当时学英文也不犯法），但李不愿费此力气，而是在wen-ge后又一马当先出来“批康德”。这是一种严肃态度么？（关于此书资料来源，当然也有说法）李就不能先学好外语，多看几本原文书，再去批判么？李还在该书中，大言不惭，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逐一“批判”一番，惹得法国懂中文的哲学家致信胡乔木，指责李没搞懂就乱批。这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是学风问题。至于其他著述中的作风问题，他自己一清二楚，哲学所也一清二楚，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背景，两种目标，两种风格），他现在选择用继续漫骂姿态以“坐实”我的“对立面”，但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进我的思想视野之内呢？我如把他这样一个时代弄潮ㄦ当成了我的“对立面”，那才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嘲讽呢！不过，他是一个时代之典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制造出了他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少左中右青年曾经受其影响！）也未免太大了吧？

至于原文都太长太琐碎，只贴链接，有兴趣自己看：

李幼蒸的Step 1：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5.html

李泽厚的Step 2：http://bbs.tianya.cn/post-no01-243664-1.shtml （其中包含了回复以及增补回复）

李幼蒸的Step 3：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1.html

当然，这中间的谁是谁非谁也不知道，但仔细读一读他们写的东西，往往不忘吹捧自己并明里暗里贬损别人，有时候对人对事极度敏感而且自尊心又极强。并不是说要在李幼蒸和李泽厚之间站队。相对而言李幼蒸是个更加奇葩的人。他的回忆里面叙述的很多事情也真的非常让人咋舌。比如普林斯顿的王浩在一个女生面前说李幼蒸英语很好，李幼蒸认为王浩在讽刺自己。当然说甘阳的时候也是（甘阳算是他的小辈了），前面说了一堆甘阳坏话，最后却要加一段“ 从历史现实角度看，甘阳编辑部不仅对于推动80年代人文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实质性贡献，而且集中、有力地代表了时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倾向：这就是对理论化思维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49年前和当代海外华人学术界。这一事实将成为1980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突出表徵之一。在此学术思想运动中，甘阳本人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思想领导才能。 ” 看到这种话是不是会感到有那么点熟悉呢？

其实大家去看看80年代（以及很多90年代）那些当红炸子鸡们，这种一地鸡毛的事情还真是不少见，自认老子天下第一的一抓一大把。所以还是重复一下广播里说过的话，那个年代吧，大家恰好从精神、身体和信息上的一穷二白过来，稍微占个坑就够功成名就。那时候自由辩论归自由辩论，但这些人之间相互瞧不起的事情也是多了去了，很多人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如今怀念同辈来也必先明里暗里吹嘘自己一番。 既然如此认知了自己的身价地位，又把别人都想成人格和知识上的侏儒，那即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件，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自然也常常受到伤害。

另外再补充一点，你们看李幼蒸写的那些事，去掉情感、去掉他自己的揣测，去掉那些碎碎念的diss，有一点绝对可以确定的是（包括从李泽厚的回应里可以看出），就李幼蒸和李泽厚的撕逼（以及和别人的撕逼）就牵扯了一大帮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以那个年代啊，表面上大家对学术争论是放得很开，但在背后还不是相互diss来diss去，各种大道小道消息传得不亦乐乎。所以啊，也没要美化那个年代。

再再加一句，如果一定有人要把这个人那个人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再来论证这撕逼那撕逼、这误会那误会谁对谁错，那真是没法奉陪（本来一笑了之的事情，搞得各种决裂各种斯不也就是这里来的么）。在学术上自知之明还是要有的；旧文人把戏还没烦够么（本来就是同辈人，非要搞出个谁地位更高谁该更尊重谁是何必呢），平等相处不好么；退一万步讲即便学术做得再好，气量小了、给别人写东西或说事情明里暗里不忘吹捧下自己等等等等这类事情这就是应该的？何况“我仍然尊敬这位长我六岁的名人”里“尊敬”这个词可不是我写的。另外，就我以前在哲学系时的经验，“思想”这种词，往往就是其他地方实在没有东西好讲了，于是开始套起这个词来。算了，反正也脱圈了，本来也就是想说说无关学术本身的事情，最后总有人还是要回到论资排辈。这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某学校委员会投票选系主任，某著名康德专家（倒不是邓晓芒）在发现自己票数不高没法当选时却突然反悔要重新确立选举新规则（如此不康德）。反正讲自由的是同一批人，讲平等的是同一批人，可讲论资排辈时还是同一批人。如果真是扫地僧那种人物，人家看到武功不如自己的乔峰仍然会说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掌法、看到萧远山慕容博偷经书不会觉着少林武功你们不能借阅，而是会默默放一本经书在旁，更不会想着方法吹嘘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看到有人给钱给武功，婉拒了也不会再人家死后再来抱怨别人小气，收下了也会说一句虽然老衲用不着，但愿意拿此前此物行善，为施主添德。回到现实，王阳明又是何等人物？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学能立派，人家从出世到入世再到心性都是知行合一典范。粉丝硬要把这人那人吹成和上述的人等同，也真是只能更招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