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楠：700年前的方孝孺真的超过师傅宋濂？（下）
二
宋濂应朱元璋之征召后，深受朱元璋宠待。朱元璋欲让其参与政务，宋濂却加以拒绝，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记载云：“濂侍上久，多所陈说，不务文饰，上喜曰：‘卿可参大政。’对曰：‘臣少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事上，一旦受职任事不效，负陛下。’”[ 《潜溪录》卷二，第2334页。]宋濂所拒绝的，是任具体的行政职务，并不是一概不参与政务。朱元璋经常召集宋濂讲论，王鏊记载朱元璋与讲论云：“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开礼贤馆，与宋濓、刘基、章溢辈日相讲论。”[ 《震泽集》卷二十“讲学篇”，四库全书本。]宋濂与朱元璋所讲论的内容，可能与刘基等人所讲论的不同，可能主要从“道”的方面为朱元璋提供建议，而不涉及到具体事务。郑楷《行状》记朱元璋与宋濂之间事云：“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兴国孔克仁讲《春秋左氏传》毕，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归省亲，有白金文绮之赐，且曰：‘卿之诚恳，朕素知之，故有此赐耳。’……先生侍上左右，知无不言，补益甚众……上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尝侍上，语赏赉，先生曰：‘天下以人心为本，苟得人心，帑藏虽竭，无伤也。人心不固，虽有金帛，何补于国耶？’上诏丞相李公善长归江西军中所掠牛于其民，吾牛者官给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顾先生曰：‘向所言事当乎？’先生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何能独富？捐利于民，实兴邦之要道也。’”[ 《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致仕潜溪先生宋公行状》，《潜溪录》卷二，第2352－2353页。]宋濂与朱元璋的讲论大概都是如此，都是从“道”方面而言的。
宋濂以“道”辅政，也表现在对太子的教育上。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为了后世江山的稳固，下诏给自己的儿子们选择教官，选择教官的标准之一，就是道德。方孝孺在《送伴读朱君之庆府序》中提到朱元璋为太子及亲王选择教官事，云：“圣天子稽古图治，嘉惠九族，念亲王劝讲辅德之官未备，无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诏增立宾辅一人，佐讲读及书各一人，进对皆称名而不臣，坐论道德，用宾师之仪……惟昔太祖髙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万方，惩前代宗室寡弱之弊，众建支庶，罗列海内。宫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虽三公大将军皆趋拜殿庭，以至亲处权宠之隆，古莫与论，何其盛哉！然而诸藩德业可拟古之贤王者，虽间有之，而未之屡见，岂非处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故耶？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其为宗室谋，可谓远矣。”（《逊志斋集》卷之十四，458）太子关系到国家社稷，对于太子教官的选择尤其重要。朱元璋毫不犹豫地让宋濂去教授太子，此举受到了众人的认可，夏良胜说：“古者辅导太子，必选端良孝弟、博闻有道之士，若祖宗推任宫僚如宋濂、杨士奇、胡俨，及士奇之荐仪智，乃其人矣。君德，治道之本，有由然哉！”[ 《中庸衍义》卷六，四库全书本。]太子乃国家之根基，君德是治道的根本，明人认为宋濂作太子之师，能承担起教授君德这样一个重任。
宋濂以文辞事上，但是又认识到，一味致力于文辞于政治无补：“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资，操偏迫之行，虽自汉魏至于近代，凡数百家之诗无不研穷其旨趣，揣摩其声律，秋发被肩，卒不能闯其阃奥，而补于政治。”[ 《清啸后稿序》，《銮坡前集》卷之七，第490页。]因此，宋濂最终以道学家自任，不担任具体行政职事，不参与重大政事，亦不以文人示人，而是以道学家示人。
宋濂对自己政治道路的选择，是基于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宋濂知道自己没有世人或政客那般滑巧：“世之人，舌长且圆，捷若转丸，恣谈极吐，如河出昆仑而东注；适宜中理，如斧斫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圹而攫之以鹘也。其巧于言也如此，余则不能。”不能巧于言，又不识“机”：“人问以机，谢以不知；人示以秘，瞪目顾视，莫达其旨；人之所嘉，余纵欲语，舌大如杵，不可以举，闻人之言，汗流颡泚；人之所讳，余不能止，开口一发，正触禁忌，人皆骇笑，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内无二。他人有识，洞察纤微，揭首知尾，问白意缁；未入其庭，已觇其形；始瞷其貌，已尽其肺肝，而究其缊奥。福来荧荧，出身以承；祸方默默，预防而避匿，其巧于识也如此。余梦梦不知，愦愦无所思。人之笑吾，吾以为喜；人之怒吾，吾径情而直趍。网罗当前，吾以为织丝；虎豹在后，吾以为犬狸。吾识之拙，当为举世师。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余痴经戅纬，错综纷披，良、平不能策其数，游、夏不能述以辞，德敬岂有之乎？”不过，宋濂有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文辞方面超越常人：“圣人既没，千载至今，道存于经，岳海崇深，茫乎无涯，窅乎无途。众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内，舐其肤而不味其腴。吾则搜摩刮剔，视其轨而足其迹，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颜色，斯不谓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纪，离为六府，合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汉驳，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举之，爬瘍择类，取巨捐细，德修政举，礼成乐备，广厦细旃，每资之以献替。”所谓不拙者，就是自己能体会圣人之道，能为君主指明治政之根本。宋濂对“巧”与“拙”有与常人不同的认识，说：“盖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于今，必巧于古；拙于诈，必巧于智；拙于人者，必巧于天。苏、张巧于言，而拙于道；孟子拙于遇合，而巧于为圣人之徒。晁错号称智囊，而拙于谋身；万石君拙于言语，而为汉名臣。” [ 《拙庵记》，《朝京稿》卷之三，1693-1694页。]宋濂所期望于自己的，就是能以道学家的面目，为君主和国家制定发展的根本。因此，宋濂一以“道”事朱元璋，而非参与到具体政务中区。宋濂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和参与政事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极为正确的，使自己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若不是儿子和孙子卷入胡惟庸案中，宋濂可能就会全始全终而非死于流徙途中了。
方孝孺同样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与苏先生》书中云：“孝孺无所能解，特以尝出太史公门下，谬为当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实无可恃者。平居好议古今，称说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齿日长大，追览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针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圣贤所用心者而学之。……上之不能出奇策，为生民国家辅无穷之业，下之不足与荷殳执戟，捍封疆，清徼塞，宣爪牙之用。”（《逊志斋集》卷之九，276）方孝孺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上不能出奇策，下不能为爪牙之用。与宋濂稍有不同的是，方孝孺积极参与到具体政事中。如前所述，在靖难之役中，方孝孺积极为建文帝出谋划策。不过，这些策略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尤其是最后不能建文帝弃城，让建文帝死社稷，使得建文帝在南京城破后自焚而死。当然，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方孝孺主要是以“道”辅政，在前些章节对方孝孺的政治思想的叙述中，如方孝孺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实行井田制、坚持正统观等方面，就是他以“道”辅政的具体表现，这又是与宋濂相同的地方。综合起来说，方孝孺与宋濂之间，相同是主要的。在方孝孺的心中，对宋濂相当敬重，在《与郑叔度八首》书中，言从宋濂学之后方知学之道大：“求学者，舍婺无所往，故至于足下之乡，学于太史公，而后知为学之道大也。闻太史公之言，而后知天下之巨人也。”（《逊志斋集》卷之十，312）又在《传经斋记》中再次提到说：“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近年始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知古今之无二法，而世之言学者，果不足以为学也。盖太史公受诸经于闻人君梦吉、吴莱先生、黄文献公溍，出而侍从帷幄，辅导储后。虽未尝得佐治之位，以尽其设施，然所陈说，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徳阴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开淑来者为志。虽某之鄙陋，亦得与闻斯道。微之于性命之理，明之于礼乐刑政之要，茍有得者，无不以言。”（《逊志斋集》卷之十六，509-510）从学于宋濂，方孝孺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自己先人之志：“某少不通于诸事，惟于学问常若有阴督而黙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惩前事，劝其辍业。某重叹先人功名既不显于天下，苟又无人继而扬之于来世，岂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励行，从学于太史公。鄙陋之私盖将以有为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寄徐教授》，《逊志斋集》卷之九，286）从学于宋濂之后，方孝孺终生视自己为“濳溪先生之门人”，并“不敢复言他师。”（《上范先生》，《逊志斋集》卷之九，282）由此可见，方孝孺对宋濂的学术、为人和道德品质非常钦佩。
方孝孺文名亦很盛，从僧道衍称之为“读书种子”之语中就可知。与宋濂一样，方孝孺亦不以文人自任，而以道学家自任。在《与郑叔度》书之二中说：“从总角辄自誓惩，以为虽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颜、孟之事皆在所愿学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庐，乌有不至哉。复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识古人文字，故时习章句。凡有所感触，亦间发之，其意在明斯道，非为文也。而吾子猥誉其文为可观，此仆之所深惧，而不敢居者也。虽然，吾子见其可而称之，乃爱仆之至，而乐其有所成名，岂有过哉？顾失者仆耳。仆奉先人之遗体二十有二年，学虽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数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纸笔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称我也。仆今而后，其知过乎！夫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逊志斋集》卷之十，313-314）无论从语气、内容，还是所言自己学习之经历、所存之抱负与志向，与宋濂是何其相像！在《传经斋记》中再次指出专攻文辞而不重“道”无益于“世之治”：“世之称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详不可得而知。宏纲大法所以相传而不泯者，惟群经之存是赖。然安在其不泯也？经者治天下之具也，岂直文辞云尔哉。自秦火之余，老儒硕生补缉扶卫，专门殊轨，授诸其徒。所从事者止乎训解辨义，至于补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经为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顾弃去不业，而一攻乎文辞之学。帝王之道颓然坠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呜呼！圣人之经岂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经之失也，传之者无其师，受道者非其人也。”方孝孺正是通过宋濂的教导，知道京乃“道”之所在：“经之无用于世者二千余年矣，某窃尝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于世者，天也；身尊显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谓时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谓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谓诸经为不足法者，不知为学者也。某既幸知之矣。”（《逊志斋集》卷之十六，509-510）因此，方孝孺一生中都把宋濂当做自己学习的标杆。
方孝孺对师道非常重视，在《题许士修诗集后》文中论师道之重要说：“师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参乎君父之间。盖以人之有身，非父则莫能生，非君则莫能养。父既生之，君有以养之，而不闻道德礼义之教，虽苟生于世，不若无生之为愈也。是以于人为特重，视夫至尊至亲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门人视孔子犹父，及既没三年，犹哭失声，或筑室独居而不忍去，此与唐虞之世，如丧考妣者何异？”生之者父，养之者君，而教之者师。无师教则人不知道德礼义，古之道视师犹父，而后世道德沦废，师道亦沦废：“自道丧俗偷，伦理废薄，而师弟子之义尤阙，生无就养之礼，死无为丧之制，甚者雠疾其师，乘势折辱，以快其忿。”这种师道的沦丧，方孝孺认为不是民性今不如古，而是教者非其道，学者亦非其才：“岂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学者非其才故也。”假如师知教之道，学者知所以为学，则师生“有不相亲爱者邪？”（卷之十八，615）讲师道之重的还有《过宁陵县学》诗，云：“师道古所重，义与君父同。自从东汉来，节行著高风。系理或诉寃，死请代以躬。收葬与抚孤，恳恻贯苍穹。”（卷之二十三，780）在方孝孺眼里，宋濂就是一位合格的老师，在《濳溪先生像赞二首》中称赞宋濂说：“星斗之文，江海之量，优游玉堂，为天下望。名不系乎宠辱，心无与乎得丧。世何幸而见之，当求其似于三代之英，汉唐之上也。”宋濂犹如三代之士，超乎汉唐之上。为什么这样评价呢？《像赞》中接着说：“道术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则安乎命也，该博可以贯万世，而是非不违乎圣也。无求于利达，故金门玉堂而不以为荣，无取于患难，故遐陬绝域而中心未尝病也。卓然间气之挺出，粹然穷理而尽性也。事功言语传于世者，乃其绪余，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挠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盖将友千古之豪杰，待知己于后世，而非适意于俄顷也。彼外物之往来，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犹冀天道之终定也。”（卷之十九，636）即，宋濂所教学者乃为“道术”，道术可以化天下；因为重道术，宋濂之传于世之卓著事功，反而成为“绪余”。
宋濂中“道术”的教育思想，与方孝孺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方孝孺有《明教》文，论教说：“天下非无才也，聚数万之人，养之十余年，而未见有一人可称者，养之无其渐，而教之无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岂能益人以艺，增人以智哉？为之之具素备，能使人以不成才为病，不若人为耻，各思勉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时居于闾族，而闾胥族师不责之以敬敏任恤，则责之以孝弟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渐升于太学，求之以六德以观其内，试之以六艺以观其外。行完而德备，艺成而器良，然后措之于用，盖其详且慎也如此。……为治者不患乎无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择。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违其器，则才何可胜用哉！”（卷之三，85、87）即是说，教人以艺，增人以智，并不是善育才者，“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违其器”，才是真正的善育才者。从这方面来说，可以说宋濂与方孝孺的认识一致，更可以说方孝孺是受到宋濂的影响。
方孝孺多次提到对宋濂对自己的影响。在《赠郭士渊序》中，说宋濂之文能伸天地之气：“天地有至神之气，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发声，霞云电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华实，鸟兽之瑞者得之以为声音毛质。或鶱而飞，或妥而行，或五色绚耀而八音和鸣，非是气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动，水以是而不息，有时而崩隤溢涸者，是气滞而不行，郁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气，而鲜得其纯，得其至纯者圣人，养而至于纯者贤者也。是气也，养之以其道，上之和阴阳，下之育庶类。以治天下则均，以事鬼神则格，以行三军则胜。其事君则忠，临下则仁，居乎富贵而不骄，处乎患难而不慑，施诸政事秩乎其理也。发诸文章焕乎其达也。立乎朝廷，则近怀而远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枭遁迹而深逝，凤鸟来而麟龟出。……二帝三王之盛，是气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礼乐作。及周之衰，是气屈而在下，无所于用，则为孔子之《春秋》、《易》、《礼》，以诛暴乱，范伦纪。其后孟子得是气，说东方诸侯，辅以致治，而不能用，则着为七篇之书，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谓是乎？秦汉以降，是气分而不全，赋于人，或得之而不善养，或善养而不遭乎时。汉文帝、唐太宗尝用之以致治，诸葛亮尝用之以诛篡贼，韩愈尝用之以辟佛老，他若董仲舒、贾谊、司马迁、扬雄皆用之成一家言，虽不及于古，其屈而在下则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内之气，故周、程、张、邵、朱子皆以是闲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郁者使之宣，辟邪说而驱之，完群经于既坏。而司马光亦以是更弊法，欧阳修、苏轼亦以是变诡僻险怪之文。其后文天祥复以是不屈，使怀贰之臣凛知礼义之可畏。是气之有益于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气也。今天下承祸乱之余，伸而在上，发是气于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继公而复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谁也。”（《逊志斋集》卷之十四，451-452）天地之气，万物得之而生生不息，人得之则为圣贤，君得之则能治政治国。实质上，方孝孺这里所说的这个天地之气，就是圣贤之道。元末明初时，能得此天地之气，即能伸圣贤之道者只有宋濂了。宋濂将天地之气或圣贤之道用于政事，就是以“道”辅政，方孝孺说：“可名之功，众人知之，难名之功，君子知之，至于不见其功而天下阴受其利者，此非圣贤之徒不能知也。……当元之衰，国朝之始兴也，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髙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致太史金华公而宾礼之。公始见上，上问以取天下大计，公以不杀对，上甚喜，俾授太子经。每询以治道，公未尝不以仁义为言。是时群雄多嗜杀好货，独上御军有法，命将征讨，戒以勿杀。所至民欢乐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及海内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彛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而太史公实与其事，在翰林为学士，中尝为国子司业，晚为承旨，先后二十年，以道德辅导。皇太子圣德，宽大仁明，而天下归心爱戴，称颂洋洋者，公之功居多。”（《宋学士续文粹序》，《逊志斋集》卷之十二，395）方孝孺认为，朱元璋能取得天下，就是因为宾礼宋濂。
如上文所言，宋濂不仅是方孝孺的发现者，而且是真正能理解方孝孺的人。方孝孺从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到实行井田制，是对在明初兴复周制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构想，勾画这种构想的目的，还是为了能使明朝行仁义之政，民风纯朴和谐，人民能安居乐业，相救相恤。除此之外，方孝孺的政治思想还表现在诸如正统论等方面。但是不管是以《周礼》建设明初社会的政治理想，还是以正统论是非的政治思想，都受到了时人的横议，以为是迂腐而不可在当今之时行之。不过，对于方孝孺的这些见解，亦有支持者。在支持者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宋濂。在第一部分所引文献中，提到宋濂对方孝孺的赞赏和支持，方孝孺在著述中亦多次提到宋濂对他的支持与信任，如《后正统论跋》一文中云：“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其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与金华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执偏私之见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于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贤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论惟知道之人能传，而偏私者无闻焉。二公既信予，则后世之贤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称古今人不同，所见亦异，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闻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后有同予所得者，必将有取于斯也。有取无取不足较，予拳拳之心为天下生民虑。”（《逊志斋集》卷之二，60；四部从刊本）从这段话中，可知当时能理解和支持方孝孺的只有宋濂和胡翰两个人而已，其他皆以为狂。此外，王祎之子王绅也是一个支持者：“圣贤任道之心虽一，而行道之势则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见于功业，孔子孟子不得时而托于空言。其事虽殊，要其归则一也。后之学者不察其心，而离于二端。专功业者则诋立言者为空文，务立言者则谓必藉是以明道。传习之久，而弊愈甚。于乎，世有不惑于众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于圣贤者欤！天台方君希直，负精纯之资，修端洁之行，考其学术，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业，则以伊周为准，语道德，则以孔孟为宗。会其通而不泥于一，志乎大而不局于小、实有志于圣贤者也。”（《逊志斋集序》，《逊志斋集》卷首）据此可论，如宋濂等人的理解和建文帝的支持，是方孝孺践行其政治理想的动力源泉之所在。
洪武十三年（1380）冬，因为仲子宋璲与长孙宋慎卷入胡惟庸案，宋濂亦受到牵连，全家被逮入狱。同年十二月，宋璲与宋慎被杀，宋濂受到马皇后的庇护：“学士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不知情。’帝不听，会后侍帝食，不御酒食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 《明史》卷一百十三“高皇后”。]在去茂州途中，行至夔州病倒，于洪武十四年五月去世。宋濂逝后，方孝孺作悼诗，力辨其冤：“隆替存恒期，含生㑹当尽。独遭诬枉构，既往有余愍。哀彼草昧初，遗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据，未暇分牡牝。公来作蓍龟，王略见封畛。上为宗社镇，下为邦国准。旗常揭日月，钟磬罗簴簨。讽谏陆贾多，制作张华敏。格天诚密运，恤物涕潜陨。气回穷冬温，力导大川引。竭忠职调护，垂老辞疾疢。谓可乐桑榆，相从拾芝菌。安知事乖谬，玄造独何忍。颠顿万里行，流离阖门殒。所余已无几，犹受饥冻窘。自顾受深知，无能效赒赈。是非属公议，不以穷达泯。终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轸。纷纷荣辱论，百世同一哂。三叹秋风前，目送高飞隼。”（《奉怀太史公用尽字韵》，《逊志斋集》卷二十三，790）本诗以抒发宋濂之功为基调，感叹其最终却落得个死于流徙途中的结局，表达出方孝孺为宋濂辩诬与伸冤的良苦用心。在写给好友苏平仲的信中，方孝孺再次给宋濂辩诬：“吾太史公远宗孔孟以为学，高视雄通而有余。其著书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于四方，而信于当时，传于蛮夷之国，而诵于缙绅当世。虽未有发明之者，亦无害其不朽也，决矣。第其末年，遭罹飞语，一子一孙死于祸，而家迁身放，卒于异乡。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万世，暧昧之谤，人将憾之。非特忠贤受抑于无穷，且俾圣朝有知人未明之损，岂细故哉！宜乎执事有意于图之也。千载之间，士之蒙诬受诳者何限，远则司马子长以言语被刑，蔡邕以慨叹受戮，近则程叔子有贪黩之谤，涑水公遭奸党之名，其他挤于险诐之人，污于朋党之论，生不得诉冤于朝，殁不得返葬于里者，不可胜计。然其心迹卒光明于后世者，赖有明士端人断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时之私意。大者辩其诬于史策，小者表阡铭墓，以示将来。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发扬于后也。”（《与苏先生》，《逊志斋集》卷之九，279）
方孝孺还作有《祭太史公迁葬文》、《祭太史公七首》等文，抒发对宋濂的感念。在写给其他人的书信、文章中，屡屡提到宋濂对其之教诲，情感之真，无半点掩饰、扭捏与作态。甚至每旬都能梦到宋濂一次，在《与郑叔度》书之五中说：“独于太史公倾没，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兴言，悲恒不能自已。梦寐率旬日一见，见辄不异在经席时。计公之神灵，充贯宇宙，决不泯没，其可以与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传。”（《逊志斋集》卷之十，320）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宋濂与方孝孺师生二人，可谓相知又相惜。二人的师生情谊，成为了千古佳话。
三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宋濂与方孝孺师生二人之命运是何其相同，二人都坚持“道”，以“道”辅政；二人都落得了不幸的结局，一死于流徙之中，一被诛十族。不过在政治态度方面，二人还是有一些区别。这个差别，就是在明初极度的君权专制下，二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宋濂是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方孝孺则宁死不屈，最终殉道而死。
如上文所言，宋濂对朝廷事务的参与，主要是从“道”的方面给朱元璋提出建议。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讲论黄石公的《三略》，宋濂说：“《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具载，愿皇上讲明是书，心学复传矣。”在战事紧张之际，讨论兵书战策乃时之急务，而宋濂则要朱元璋去讲论《尚书》。可以想象，听到宋濂说出这样的话，朱元璋肯定会疑惑地盯着宋濂，脸上会流露出奇怪的表情。宋濂的这些话，对于朱元璋来说，听起来过于迂腐，所以对宋濂说：“朕非不知典、谟为帝王大道，顾《三略》为今日攻取急务尔。”[ 《殿阁词林记》卷四。]在攻伐之际，确实谈谈兵书比谈谈《尚书》要紧要的多。以讲道为务的宋濂，实际上在朱元璋在内心中只是一个文人：“时御史台具狱，令词臣覆谳，（桂）彦良所论释者数十人。迁晋王府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濓、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桂彦良传；又见《明儒言行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宋濂能对自己在政治上正确定位，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显示出了他小心谨慎、明哲保身的心态。朱元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并设立锦衣卫等机构监视、侦查臣僚的言行，一旦发现臣僚们有不当的言行，有可能立刻处以全家抄斩的惩罚。朝臣们每天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之中。如当时参与编纂《孟子节文》的钱宰，一天下朝后回到家，兴之所至，随口吟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中华书局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结果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一见到他的面，就说你昨晚吟的诗很好，只是我没有“嫌”你，把“嫌”字改为“忧”字比较好。钱宰听了，惊吓得面如土色。宋濂虽为太子之师，仍在朱元璋的监控范围之中，《明史》本传载云：“（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宋濂“具以实对”，朱元璋笑着说，确如你所说，“卿不朕欺。”[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可以想见宋濂听到朱元璋这番话后的表情，也可以想象宋濂当时内心的感受。
在朱元璋的监控之下，朝臣们都小心翼翼，言行谨慎，尽量不被朱元璋抓住把柄，引起他的猜忌。宋濂拒绝任职，不参与政事，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正确做法。宋濂在言行上的谨慎，在朝臣中是出名的，作为太子之师，出入皇宫，可是他对外从不议论皇宫内的事情，“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朱元璋有时向他询问对大臣的看法，宋濂之说好话：“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宋濂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作《磨兜坚箴》时刻提醒自己，云：“昔李侍朗敦立尝揭‘磨兜坚’三字于坐隅。磨兜坚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金华宋濂为著箴曰：‘磨兜坚，慎勿言。口为祸门，昔人之云。磨兜坚，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坚，高不知极，深不可侧。磨兜坚，言出诸口，祸随其后。磨兜坚，钟鼓之声，因叩而鸣。磨兜坚，不叩而鸣，必骇众听。磨兜坚，惟口之则，守之以黙。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坚，磨兜坚，慎勿言。’”[ 《宋学士先生文集辑补》，第1999页。又见《南村辍耕录》卷三十。]这其实是明初官员们的集体心态。由于行事谨慎，时间久了，宋濂得了个“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的声誉。朱元璋称赞宋濂不仅是君子而且是贤臣：“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濓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贤臣，一个韬光养晦的文人，最终没有逃脱了灾祸。因为儿子和长孙卷入胡惟庸案而受到牵连，死于流徙途中。
与宋濂小心谨慎、韬光养晦不同，方孝孺则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屈服于明成祖朱棣的淫威，成为了千古绝唱。
方孝孺最为明初的“读书种子”，在朱元璋时就已经名声很大了。朱元璋也很赏识方孝孺，却不任用他，说“今非用孝孺时，”（《明史》卷一百五十本传）将他送到蜀王府中，为蜀世子师。建文帝即位后，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国家大事皆向其咨询。建文帝好读书，碰到有疑问的地方，就让方孝孺为之讲解。时修《太祖实录》，以方孝孺为总裁官。方孝孺善属文，燕王起事后，朝廷所出之诏檄皆出其手。
靖难之役中，方孝孺为建文帝出谋划策，颇为尽力。他的言策保存在《明史》本传中，分析靖难之役中方孝孺为建文帝所上之言，虽有可取之处，如离间朱高煦与世子朱高炽之策，若朱高炽没有将书信直接送给朱棣的话，离间计有可能发挥作用。但大多为书生意气，尤其是在南京明显难守的情况下，要求建文帝死社稷，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当时在南京之外的各地，仍然有大批的军队，建文帝离开南京，重整军队，再图兴复也不是没有可能。建文帝最终也听从了方孝孺的意见，留在南京，结果被焚而死。
实事求是地说，方孝孺确非乱世中的辅弼之才，他的过人之处主要表现在气节上，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叙述的很清楚。方孝孺能被诛十族而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与宋濂小心避祸、明哲保身的处世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后人在赞叹方孝孺坚贞不屈、嘉赏二人师生情谊之深的同时，也对二人进行了比较评价。很多人认为方孝孺超出宋濂之上。如郁衮《方孝孺》中说：“在宋濂门为高弟子，从濂后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对客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在建文时，羽仪斯文，隐然为当世重。以蜀王尝赐号正学斋，世号正学先生。所著有《逊志斋集》三十八卷。《大易枝辞》、《周礼考次》、《武王戒书注》、《帝王基命录》、《文统》、《宋史要言》诸书皆逸不传。孝孺文章似宋苏轼，雄迈奔放，沛然若狂流倒峡而气不可遏。发为论著，酿粹都郁，虽博极群书，而根据六经，宪章孔、孟，宋程、朱以前无有也。濂尝推之，谓欧阳少师、苏长公姑置勿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文艺之场，未知孰为后先。其后李贤亦称孝孺师景濂，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为知言。”[ 《逊志斋外集》，第126页。]这是言在忠义之气上超出宋濂。明人张弼《书方正学<逊志斋集>后》云：“二十年前，瑞安杨元霁知吾华亭，尝出方先生《逊志斋稿》见示，乃录本也。且道先生大节颇详，谨读而妄书其后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宇宙之间，仅见此老。’……三代而下，可考其详者，大节或有之，所养所学，恐未逮乎!当时有以欧、苏拟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潜溪、杨东里为文章称首，然恐亦不当出其右乎!呜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 《逊志斋外集》，第171页。]这是言在文字上超出宋濂。仔细品评这段话的含义，似乎正是方孝孺有守死善道之节，才有超出宋濂、杨士奇等人之文，实际上主要也是指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