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问题：1，“具体经验”和语言；2，书法；3，“不抵制恶魔的人”
第一个问题：“具体经验”和语言
我翻译查尔斯・奥尔森的文章《人的宇宙》，是因为我想谈谈“具体经验”和语言。记得我读罗兰・巴特的《中国日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中国所见完全是欧洲的体现，规划、制度、形式、表达（宣传）等等。我的认识是，在具体问题的范围之外，我们现今生活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西方的，西方的塑造和表达。曾经存在的非西方的文化，都是化石、碎片，埋葬在遗忘症和失语症中，等待我们通过所谓的西方的认识工具认领。查尔斯・奥尔森的文章批评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将具体的人的经验与认识（知识）分离的根本性问题。首先，我必须强调，我个人并不否定这种西方认知系统。因为我们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化所具备的思辨能力的不足，或者即使曾经有其独特的思辨能力但是这能力早已因为种种原因被消灭，西方的思辨框架、方法和语言，为我提供了思辨的训练；而且因为这种思辨传统在不断自我更新，不断与现实撞击发生，不断渗透融入到世界的各种文化之中，它是流水不腐，汇聚成了联系天下众流的汪洋大海。这大水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独自流淌的溪流，但是汇聚仍然是大势所在。其次，我觉得，读这篇文章的要点，不在于是否批评西方思想体系，要点在于，重新恢复人的具体经验。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面对不断增殖、日益庞大、不停生发的西方论述体系造成的人与世界经验的日益分离（这个体系内部也在不断地反对、解构论述，但极度荒诞的是，它是用新的论述试图解构旧的论述，延续着用论述阐述、表现人与世界的实际经验联系的陈习）；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面对我们自身破碎、薄弱、长期被扭曲病化的思想能力和方法。一切都要回到“皮肤”—回到感受着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让语言生动地发生。这就要求你时刻回到感受的那一刻，回到自身，质问一切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不经过你在每一个新的时刻，通过你自己而感受，能够形成真实的东西；而不通过你自己反思过的每一刻形成的东西，无法达到他人的感受，无法真正联系他人的思想。
选自《人的宇宙》
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周琰译］
我们在一个概括的时间中生存太久了，至少从公元前450年开始。这对最优秀的人、最出色的事物都有其影响。逻各斯，或比如说，论述（discourse），在那时已经如此深刻地将抽象嵌入我们的观念和语言使用，以至于语言的另一个功能，说话，像是迫切地需要复兴，我们几个人回到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来校正这种平衡。（在这里，区别存在于语言作为瞬间的行为，和语言作为关于瞬间的思考的行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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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似乎希腊人发明的论述的两种方法如何极大地中断了我们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中，从而阻止了发现。那是从苏格拉底对概括成竹在胸，意愿从论述中创造一个“宇宙”（出自他自己的偏见），而不是让它呆在最方便可用的地方中继承而来的。（那种逻辑，和它必要的理由，只是一个人必须掌握的阶段，而不是他们认为的最后的准则，并没有被充足地观察思考。在它们之外是直接的认识和恰当安排辩论的对立面。宇宙的和谐，我也要包括人，不是逻辑的，或者不如说，是后逻辑的，就像任何创造之物的秩序。）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两个伟大的方法出现了：逻辑和分类。是它们将自身牢牢绑在思考的习惯之上，干扰了行为，我要说，彻底地干扰了它。
我也不能放过第三个伟大的希腊人，柏拉图—他更具备一种让我们这族人易于沉湎的广阔和风格。他的理念世界，关于形式可从内容中脱离，和逻辑与分类是一样并且危险的问题，而如果我们要理解整个希腊系统之外的别样的东西，它们理应被如此看待。柏拉图可能是个蜜一样的头脑，像梅尔维尔称呼的，可他正是那对所有蚂蚁来说欺诈不可靠的。而我的同代人，越来越多死在他那里，或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些淹死在他那里。任何一种理想主义，被默许为方法既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就像逻辑和分类，在它们变成超过它们所是的方法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干扰。目的，从来不过是此刻，不过是你在此刻，你想出来并实践它。如果有什么绝对，那从来不过是这一个，你，这一刻，在实践中。
这应当让我们明白。让大多数生活的写作的实践令人不满的的东西，是那人和那作者，通过从完整的内容选择某些表面，或者平面，某些部分，为自己仅仅能创造一种形式而自满（他们所说所做，或者一个故事，一首诗，不管什么）。而正是在这一点，通过这样的实践，他们掉进了论述的诡避中……它表现出来是证明，一种分离，一种分离的行为，因而，也就是一个停止。而我所知道的一切，它不是在那儿，它变成了虚假的。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和任何经验并置，甚至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单一的一个经验，在几个不同的平面，而不是我们所继承的专断和论述可以宣称的。
我不是责备希腊人。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并没有找到方法去坚持经验，如其所是，换言之，在我们对经验对定义和表达中，找到居守在人的宇宙的方法，而不是在任何一点，以任何方式，分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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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重要的：一个事物，任何一个事物，以另一种更为重要的事实击打我们，它的自主存在（self-existence），不需要指涉任何其他事物，简而言之，召唤我们注意它的特点，它想让我们了解更多，它的特殊性。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事物的“类别”，任何质量或者数量的等级；而是事物自身，和它与我们的相关性，我们是对它的体验（不管它对别人意味着什么，也不管它有别的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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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自身，人与外界现实相遇的边缘是所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地方，人和外界显示彼此介入，为了人的意图，最好把它们视为一体。
……我愿意冒险猜测一种让人恢复一些他失去的相关性的方法。因为这对感知的隐喻—人吸收的真实的光速，顷刻复顷刻，所有显示给他的现象—我的经验告诉我，也是美丽的形象：他的内在能量运动的方法，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常常与外界摄取分离的其他事物—比如，他的梦想，他的思想（像前辈说话一样说话），他的欲望，罪恶，希望，恐惧，信仰，爱。我不能让自己满意，说这些所谓的内在事物能和就是它们的内容的物、人、事件分离，而人通过这些内在事物表现它们或者重新实施它们，尽管，自从伟大的希腊人最初提出形式的超越世界的观念以来，象征的恶劣日益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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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能（kinetic）你只能做一件事，重新实施它。这就是为什么那人说，谁掌握韵律谁就掌握了宇宙。以及为什么艺术是生命唯一拥有的双胞胎—它唯一有效的玄思（metaphysic）。艺术并不寻求描述，而是寻求实施。如果人能再次在他的生命中拥有意志，并负担起生命所包含的责任，他就必须从外部，通过他的皮肤，进入到内里，理解他自己的过程是完整的，并且通过他自己交谈的力量，再次从内出离到外在。
因为有这运动的另一部分，我们称作需要重新检验的生命，我们过度热爱的，人的行为，那是我们过度热爱的力量巨大的释放，当我们为了其自身而爱它，而它（当它是善的时候）等同于所有摄入量外加所有置换量。它理应得到这个词，只有当它从一个人的门槛，通过他，不受中断地进行，再返回而出离，没有失去任何质量，回到它所来的外部世界，不管外部世界的形态是另一个人，或者被“社会”的概括隐藏的几个人，或者事物自身，它才与其缘由（cause）相等。换言之，此处的命题是人在危难时，在任何一点打破了物、形象、行动的完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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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选择以任何方式不同地对待外在现实，而不是作为他自己的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作为不和他自己的内在生命相关的其他东西，那么他（如此刚愎自用，注定随心所欲发挥能量的存在，而自然如此微妙），就会用别的方式使用外在现实。他会完全就像他长久以来那样使用它，为了专断和恣意妄为的意图，它们的作用，不仅改变了自然的面貌，而且实际上捕获并转移了她的力量，直到人都让自然与她自身作对，他如此强大，这小东西。可是渺小的恣意妄为的现代人不会认识到的是，当他让自然和她自己作对，他也让她和他自己作对，人类永远在自然的手中，要是他选择只为自己所用，为自己而废弃，如他一直以来。
选译自下面这本书：The Wilds of Poetry
第二个问题：书法的想象
近年来，和一些加拿大人常常谈论中国的书法。前几天还和“蓝色共和国”（Blue Repulic）的两位艺术家谈论书法与波洛克的行动派绘画。他们讲，波洛克的问题，是希望用理念（概念）达到书法的境界，根本就是错的。那么我和他们交流中，认识到的书法是什么呢？
书法，首先是人观察宇宙和世界，从自然规律和自然事物中中借用了图像，形成符号，形成象征，用以规范掌握人的世界。而这种规范和掌握，始终是要参照回返无限而自在的自然的。这种符号和象征，是视觉的， 也是表意的，概念的，象征的，神圣的。而书写这种符号，从一开始就有身体参与。身体的参与，也就是身体状况、精神状况、个人气质和风格的参与——但是在最初，这种身心参与是有限的，因为书写工具的限制，也因为起初语言符号与神圣自然规律的更紧密的联系。在书写工具转变成毛笔、纸张之后，人的身心参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身、意、神、形达到高度融合。所以，书法始终被认为是诸艺最高境界。书法的没落，随着身心意的没落而没落。不存在只有训练和技巧的书法艺术，它是一种最完整的艺术。对西方人来说，他们无法解决表意与形式融合的问题，语言始终君临控制其他一切，身心总是被间隔代表的。即使是当代的行为艺术，也通过语言的中介才成为可能。哪怕是不依靠语言，借助巫术和神秘形式的行为艺术，在创作表演的时刻，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形式生产，但是一旦进入传播的阶段，仍然会被语言中介而控制。而书法，因为本身就包含着语言，包含着表意，但它又是视觉的，在视觉中又可以直接无碍地感受书写者书写时的身心情境，所以是通融感受（身心）—观看（视觉认识）—语言（表意）的唯一一种形式，具体和抽象是不分离的。
我觉得书法复兴是个伪命题。在书法独特的本质上，能够发挥出来的，就是好的，哪怕不用毛笔宣纸的工具。很多现在的书法无意义无价值，因为它远远不是一种熟而生巧的视觉艺术（当然这种熟练训练是其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是身心意的结合。
第三个问题：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沉默的年月》中的一段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沉默的年月》一文，字字血泪。其中最触动我的，是谈做一个“不抵制恶魔的人”，“不愿意有自己的法西斯”的几段话。就是说，哪怕被迫害致死，她也绝对不会，哪怕只是念头，只是在内心，用恶魔的方法对待恶魔。也就是说，恶，在她那里必须停止，消失。这是最彻底的对恶的抵制。因为她经历了恶，她拒绝恶在她身上延续、发展、传递。她的话，赋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人”，这话这词，最深刻的意义。科斯特廖夫这样的人不把她当人，科斯特廖夫是不是可以被视作人？不用说。但是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将自己作为人放在最珍贵的位置上，在天平的一侧，另一侧是所有苦难和生命，它们也不能重过这对人的价值不可污损的珍视。
以下是引文：
以上的道理，我一直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直到一个姓科斯特廖夫的将军作家在我守寡的最初时期对我进行迫害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他是被斯塔夫斯基安排住进我的公寓的。斯塔夫斯基向我保证说只要第二个房间有需要，也就是说曼从集中营回来，科斯特廖夫就会立刻搬出去。他们给了我一个临时证明〈大约是一两个月），要我和我母亲挤在一间通道房间里住，而每当科斯特廖夫通过我们的房间时，他总是说：“该让这些畜生迁到比罗比赞去（苏联远东地区，被划为‘犹太人自治区’，但很少犹太人喜欢那里——译注）！”后来他终于把我赶出了公寓，连证明上的日子都没让我住满。他是通过警察局的某一特殊科召我去谈话的。当时还没有“反对七年计划”的“帽子”，但他和两个重要组织有密切联系——文学和秘密警察，因此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已经很可恶了，可他那外表萎靡不振的妻子比他还可恶。他们的女儿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长大后也成为害人精，浑身散发出杀人的恶臭？小姑娘现在看来很平常，我只是出于好奇：罪恶是遗传的，还是通过后天教育得来的？
科斯特廖夫两口子在房间里到处搜寻曼写的东西。他们在澡盆后面找到了曼的诗歌创作名单。我当时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突然来了一股力量”，一把就夺了过来，那位将军竟没敢吭一声，这大概是因为我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的缘故，他们是从来没受过这个的。
在厕所里我发现了科斯特廖夫写给领袖的信的草稿。信的内容大多是感谢的话，如：我本是个无名小卒，今天能成为人物都是由于您的栽培等等。每封信里都有些小报告这家人的饮食习惯也很不同于别人，他的妻子什么也不会，就像天生来的低能儿只能做打更人一样。他们具有一种善于捣乱和破坏的令人无法理解的天性。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
我就像所有和我处在同样境地的妇女一样，有一天夜里，我想象中有一批人来保护我，他们来到我家，恢复了原有秩序，甚至把科斯特廖夫从他偷来的房子里带走，但就在这刹那，我立刻明白了：“我可不愿意在我们国家也出现法西斯”。我宁愿让他们这些恶棍就老死在他们的别墅里，享受他们应得的养老金，而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刽子手，为了我而去向他们报仇。我虽不想和他们成为同一类的人，但也不愿有自己的保护人，这样的保护人即使奇迹般地出现了并自愿为我效劳，我也不会接受的。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个“不抵制恶魔的人”，那我也只好接受这个称呼了，但换一个称呼则更好。
不管怎样称呼，我的信念都不变，即：对于刽子手无论是劝说、告诫，还是和他们争论，都无济于事，什么也打动不了他们。任何思想、任何语言他们都听不进，只有使他们感到讨厌。然而思想和语言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东西。只有当普通老百姓支持他们并为他们的胜利叫好的时候（如本世纪头五十年我国的情况），他们才是强大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迟钝和保守的群众，还是人民革命的狂热分子，最初都为新形势而感到振奋，为了顺应形势，他们用新方法来思考和解释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他们逐渐习惯于设计巧妙的争论陷阱，学会了如何颠倒黑白，把过去认为是恶的说成是善的。他们开始向暴力屈服，把它看成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他们还未仔细思考，就开始同情刽子手，接过他们的口号，赞扬他们的预定目标。刽子手的目标表面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实际上则是虚构的、骗人的。这样的目标是永远也达不到的，而且在不断地消亡着，人们开始怀疑它们，但出于惯性继续崇拜偶像的力量。我们这里并不像报上所说的那样是“个人崇拜”，而实际上是“力量崇拜”，这种力量最终只不过是一个荒唐的闹剧，而我们在这恶势力面前却吓得五体投地。我们应该做的是克服自身的恐惧，为每一个人的灵魂而斗争，提醒人们作为一个人的含意是什么，并且告诫人们：三十个银币是救不了任何人的（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穌——译注）。
我们所经受的一切是时代的产物，它诱惑威胁着那些还没有对暴力和血腥镇压患恐惧症的人。（复仇和忌妒是基本动力）我们的经验是不应忽略的，可那些懒惰的外国人正是这样，他们抱着一种希望，即他们这些有文化的聪明人是不会产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的。我听了不知多少次这些天真烂漫的人的保证。其实这些人都是栖息在我们的暖房中的，准备时刻一到就把他们打发回祖国，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受到训练并成熟起来，因此，他们带回去撒向祖国大地的必然都是有毒的种子。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我们这里牺牲，临死前略有所醒悟。但仍还有许多人到死也执迷不悟。人只要还活着，就继续行动，直到把纲领执行到底。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通常都具有恶和犯罪的劣根性。他们本人并不是刽子手，因为从小就娇生惯养，细皮嫩肉，但和刽子手用的是同样语言、使用的是同样概念。只有我们的经验是唯一的治疗药物，就像预防针和接疫苗一样。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我走在长长的伏尔加河上的大桥上时，我才没有像疯疯癫癫的人那样往桥下的河水看，为的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不愿意有自己的法西斯，不愿意自己的法西斯把科斯特廖夫赶出我的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