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历史与进入“五四”——清末民初的那些事儿（纪念“五四”运动91周年）
走入历史与进入“五四”——清末民初的那些事儿
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的北京高校的学生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当时的一个出于义愤的举动，竟会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这场学生运动也和它前后数年的新文化运动合流，被后人从广义上统称为"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明确地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新篇章，还在于它作为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受到知识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时代，因为人才辈出而具有非凡的意义。
本文旨在介绍“清末民初的那些事儿”，不为专研，唯在自趣。
一.民初国粹主义思潮泛起
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
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残，岂诚无故。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
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
二.胡适指责留美学生不懂中文数典忘祖
1923年3月，胡适应几位将赴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的请求，开出了一份后来引起争议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自己解释说，提出要求的清华学生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开出的书目虽然主要仅涉及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领域，程度却并不低，数量也非常大，既不能说是“最低限度”，也决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读完。
也曾留学的裘匡庐便攻击胡适的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当时“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无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则享名亦愈盛”；故“凡自谓于学无所不通，此仅可欺浅学无识之辈”。而如此“欺人之甚，而言者悍然不惭，闻者茫然莫辨”，说明当时“世人既多妄人，复多愚人；非妄人无以益愚人之愚，非愚人无以长妄人之妄”。裘氏出语过苛，然亦不无所见。
《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写信给胡适，认为他“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外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书目。胡适复信婉转承认《清华周刊》的记者所论不误，并开出一份约四十种书的“真是不可少的”书目。梁启超同样指责胡适开的书目“文不对题”，不符合清华学生的特定要求。他自己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国学入门书要目”和“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各一份，前者数量也不少，后者仅收书二十余种。
这次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议不仅涉及到当时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且与同时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有所关联，本文仅侧重其中一个不大的问题，即中国出洋的留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清华周刊》的“记者”在给胡适的信中已提出，对于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言，这类“国学书目”反映了“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而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必太高，也不会太高。胡适针对这一观点反驳说，“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
这是胡适长期持有的观念，早在1914年，他就认为中国人留学的目的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在外“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次年他又以传教士为比喻说:“外国传教士就象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胡适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既是典型的夫子自道，恐怕也提示着他对其余留学生的期望。
因此，胡适那时对许多中国留美学生不通国学甚至不通中文的情形深感耻辱，以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中文旧籍。在1916年的一首诗中，胡适又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可惜“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这里指的就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回国后自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其“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实不能输入多少文明，“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
三.新文化运动代表：《新青年》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书雅、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917年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二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
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四.“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旗帜：《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主编，周刊。自第26期起由胡适接编，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对涉及国家前途的南北和会尤为关注。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决定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 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1 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他和李大利都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但从第26期起，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出走，在胡适接手主持下，它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每周评论》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他著文指斥中国的政治是军阀们的督军团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外交团互相勾结压迫人民的“两团政治”。《每周评论》揭露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进行内战，武力统一中国的新阴谋，并讽之为“家防军”。它还揭露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南北和会上军阀门争权夺利的真面目。但是，创刊初期，陈独秀在文章中又流露出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抱着怀疑观望甚至非难的态度。后来，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帝国主义侵略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海周评论》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观点，转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十月革命。
《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支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斗争。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纤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影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学运动。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顽旧势力：中国觉醒的青年断不怕荆生一类压制思想的“伟丈夫” 的摧残！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创新。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特别附录” 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介称赞《每周评论》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 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新闻界大力报道评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对推动运动的广泛深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举行，国内报刊连续进行报道。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社、北京晨报社等83家新闻单位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新闻界消除党派歧见，结合群力，以期能做到“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5月2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群情激愤。3日晚上，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得知北洋政府拟让代表团屈辱签约的消息，连夜召开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大会，《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在会上讲演，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议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第二天，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5日北京《晨报》突出报道“五四” 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京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全力报道声援。一向保守的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益世报》等均作醒目报道，一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迅速传播了中国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的呼声。全国报界联合会通令全国报纸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在众多的报刊中，《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尤其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著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还把威尔逊讽称为“威大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出版的第ZI号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号召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到底。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的口号。他以现实的教训为例说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你把他们怎样？”《每周评论》第一次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 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爱国运动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报刊阵容。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报刊，它们为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是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各种民主报刊结成的无形的反帝反封建的报刊统一战线，它们为运动呐喊助威，进而引导运动深人发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公然诬蔑五四运动“胁迫治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公言报》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 的“恶果”。封建顽旧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这类满含杀机的言论，引起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强烈反应。《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出于爱国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的风潮。这种做法，团结了进步舆论，孤立了反动舆论，给五四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为了充分报道五四运动，海周评论》等报刊还进行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北洋政府即接受日本方面严加取缔中国报纸刊登反日文字的照会，由京师警察总监派员检阅监视《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五四”后的十几天中，京师警察厅以违反《出版法》为口实，接连查禁《五七日刊》、《平民周报》、《爱国周刊》等进步报刊。上海租界当局亦先后查禁《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陈独秀、李大到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报道评论，予以揭露。6月11日，陈独秀园散发传单被捕，北京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的住宅（即《新青年》编辑部）被军警搜查。全国报刊纷纷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指出：“陈之被捕，益世报之被封，皆北廷最近之文字狱。” 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及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的北京高校的学生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当时的一个出于义愤的举动，竟会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这场学生运动也和它前后数年的新文化运动合流，被后人从广义上统称为"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明确地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新篇章，还在于它作为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受到知识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时代，因为人才辈出而具有非凡的意义。
本文旨在介绍“清末民初的那些事儿”，不为专研，唯在自趣。
一.民初国粹主义思潮泛起
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
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残，岂诚无故。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
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
二.胡适指责留美学生不懂中文数典忘祖
1923年3月，胡适应几位将赴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的请求，开出了一份后来引起争议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自己解释说，提出要求的清华学生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开出的书目虽然主要仅涉及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领域，程度却并不低，数量也非常大，既不能说是“最低限度”，也决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读完。
也曾留学的裘匡庐便攻击胡适的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当时“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无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则享名亦愈盛”；故“凡自谓于学无所不通，此仅可欺浅学无识之辈”。而如此“欺人之甚，而言者悍然不惭，闻者茫然莫辨”，说明当时“世人既多妄人，复多愚人；非妄人无以益愚人之愚，非愚人无以长妄人之妄”。裘氏出语过苛，然亦不无所见。
《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写信给胡适，认为他“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外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书目。胡适复信婉转承认《清华周刊》的记者所论不误，并开出一份约四十种书的“真是不可少的”书目。梁启超同样指责胡适开的书目“文不对题”，不符合清华学生的特定要求。他自己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国学入门书要目”和“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各一份，前者数量也不少，后者仅收书二十余种。
这次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议不仅涉及到当时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且与同时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有所关联，本文仅侧重其中一个不大的问题，即中国出洋的留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清华周刊》的“记者”在给胡适的信中已提出，对于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言，这类“国学书目”反映了“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而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必太高，也不会太高。胡适针对这一观点反驳说，“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
这是胡适长期持有的观念，早在1914年，他就认为中国人留学的目的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在外“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次年他又以传教士为比喻说:“外国传教士就象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胡适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既是典型的夫子自道，恐怕也提示着他对其余留学生的期望。
因此，胡适那时对许多中国留美学生不通国学甚至不通中文的情形深感耻辱，以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中文旧籍。在1916年的一首诗中，胡适又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可惜“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这里指的就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回国后自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其“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实不能输入多少文明，“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
三.新文化运动代表：《新青年》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书雅、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917年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二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
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
四.“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旗帜：《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主编，周刊。自第26期起由胡适接编，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对涉及国家前途的南北和会尤为关注。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决定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 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1 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他和李大利都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但从第26期起，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出走，在胡适接手主持下，它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每周评论》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他著文指斥中国的政治是军阀们的督军团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外交团互相勾结压迫人民的“两团政治”。《每周评论》揭露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进行内战，武力统一中国的新阴谋，并讽之为“家防军”。它还揭露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南北和会上军阀门争权夺利的真面目。但是，创刊初期，陈独秀在文章中又流露出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抱着怀疑观望甚至非难的态度。后来，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帝国主义侵略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海周评论》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观点，转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十月革命。
《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支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斗争。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纤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影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学运动。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顽旧势力：中国觉醒的青年断不怕荆生一类压制思想的“伟丈夫” 的摧残！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创新。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特别附录” 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介称赞《每周评论》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 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新闻界大力报道评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对推动运动的广泛深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举行，国内报刊连续进行报道。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社、北京晨报社等83家新闻单位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新闻界消除党派歧见，结合群力，以期能做到“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5月2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群情激愤。3日晚上，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得知北洋政府拟让代表团屈辱签约的消息，连夜召开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大会，《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在会上讲演，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议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第二天，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5日北京《晨报》突出报道“五四” 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京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全力报道声援。一向保守的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益世报》等均作醒目报道，一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迅速传播了中国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的呼声。全国报界联合会通令全国报纸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在众多的报刊中，《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尤其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著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还把威尔逊讽称为“威大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出版的第ZI号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号召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到底。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的口号。他以现实的教训为例说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你把他们怎样？”《每周评论》第一次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 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爱国运动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报刊阵容。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报刊，它们为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是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各种民主报刊结成的无形的反帝反封建的报刊统一战线，它们为运动呐喊助威，进而引导运动深人发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公然诬蔑五四运动“胁迫治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公言报》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 的“恶果”。封建顽旧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这类满含杀机的言论，引起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强烈反应。《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出于爱国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的风潮。这种做法，团结了进步舆论，孤立了反动舆论，给五四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为了充分报道五四运动，海周评论》等报刊还进行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北洋政府即接受日本方面严加取缔中国报纸刊登反日文字的照会，由京师警察总监派员检阅监视《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五四”后的十几天中，京师警察厅以违反《出版法》为口实，接连查禁《五七日刊》、《平民周报》、《爱国周刊》等进步报刊。上海租界当局亦先后查禁《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陈独秀、李大到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报道评论，予以揭露。6月11日，陈独秀园散发传单被捕，北京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的住宅（即《新青年》编辑部）被军警搜查。全国报刊纷纷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指出：“陈之被捕，益世报之被封，皆北廷最近之文字狱。” 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及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