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传（佟登青）简要引文版（7.4）
研究生阶段不仅买了大量的书（通过网络购买和北大内外的打折书店），有一个学期还买了大量的杂志（最初是为了给辩论赛涉及辩题），这是我疯狂购买文化产品的第四波，也是最后一波，因为后来部分是由于资金紧张，就主要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资源来收集文化产品了，基本不再买书和光盘，但买了好几个大容量的移动硬盘，申请了好几个百度云的账号。由于可以用云盘和移动硬盘备份数据，自己写的文章再也不用担心永久丢失了。唯一仍然以纸质形式保存的资料是听课笔记。
研二上学期我偶然地得到了组织一届校园辩论赛的机会，并且竭尽所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实验，既花掉了这一个学期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也让研究生会在自己手下的部门成员和参加那一届辩论赛的学生颇受煎熬，其结果并不是很理想，部分原因是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分离而大多数研究生比较功利，不愿意关注思想讨论，部分原因是我定下的辩论题目有些是过于宏大或抽象了，例如决赛的辩题：当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哪个更重要（原来想要把当时颇有争议的研究生奖学金改革计划作为辩题，但在各种阻力之下没有成功）。最为失败的一点是我过于专注于推进辩论赛的事务，而忽视了与研究生会上上下下的领导搞好关系，因此在辩论赛结束之后就受到几个学生领导的暗中排挤（我只是最小的领导：副部长），我一气之下撒手不管，没能对下一届部门领导的人事任命产生影响，因此我的辩论赛改革只维持了一届。
和本科二年级时几次经历背叛和突然反目一样，这次突然发现自己受到排挤也让我感到极为恶心、愤怒、受挫，因此研二的下学期我也一定程度地陷入了消沉，而开学前在打球时意外肌肉拉伤导致几个月的时间内行动不便也是原因之一。到了五月才逐渐开始恢复。
这一次的情绪恢复（或重返激昂）与以往一样，也是部分借助于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批评。一方面，我把个人利益的社会分析视角做了总结和拓展，并批评了马克斯·韦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三元划分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政治科学中的概念缺乏内部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我仍然秉持着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的道德激情，梳理了一些对我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比较通俗因而能够对普通大众产生一定说服力的书和文章：德波的《景观社会》、米尔斯的《白领》和《权力精英》、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和《文化工业再思考》。最初我把这两个方面整合到一篇文章里《景观社会中的地位之争——一项社会研究的框架》，提交给了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论文比赛，后来由于需要一篇学年论文和一篇读书报告，把这两部分拆开成为两篇文章，前者是《论作为地位关系的社会关系》，后者是《现代景观社会的基本结构》。以下的摘录来自最初的那篇文章，这可以视为我对于自己一直以来所进行的超然旁观式的社会观察和自我观察的一个总结。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排除了一切偶然性而只追求确定性的思考，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外部结构完全决定个人内在，所有的个人变化和结构变化都是由结构的客观性所预先决定的。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纸上谈兵”，虽然在谈论兵法，但只是在谈论兵法的纯粹形式的方面，而脱离了兵法本身所依托的多变的外部环境，因而失去了兵法的实质内容，即实际应用性。以下引文出自《景观社会中的地位之争——一项社会研究的框架》：
第一章 关于当代社会的四个故事：景观社会、文化工业、权力精英、孤独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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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性格类型都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童年的影响，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为了维持其运转而需要这些性格类型的人，“他们必须渴望去做那些客观上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外在压力被内心的强制所取代，被人的性格导向的特殊力量所取代。”这主要和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产业有关：农业社会需要传统导向性格的安土重迁者，初期工业化社会需要内在导向的自我奋斗者，而以金融、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后工业社会则需要他人导向性格的好好先生。……
不过，很难说个人性格是被社会强制塑造的，还是主动适应社会而形成的。无独有偶，德波也在经济生产中发现了性格的生产：“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经消除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着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的观点和人际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对于孤立状态的循环生产，它的技术以孤立为基础并加强这种孤立。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的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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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斯曼对于他人导向性格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与米尔斯笔下“大众社会”的一员有很大的相似：“他们希望社会安定而不像造就什么个人伟业。渴望得到他人的赞同，而不追求名望。……由于在群体的控制下，他人导向者很早就开始学习顺从现实生活，所以，他们的顺从已经内化到性格结构之中，而不是仅仅表现为行为上的顺从。‘我不想点燃世界’，这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性格的特点。……他人导向者追求‘爱’胜过追求‘荣誉’。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他只拥有平庸的希望，不会梦想从事高尚的事业。’”
无独有偶，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追随托克维尔主要观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著作《心灵的习性》中，理斯曼笔下的“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分别被“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所代替，作者注意到，表现型个人主义对于人际关系的过分关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主要心理活动，他们习惯于用心理治疗的观点去看待社会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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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历史的永恒旋律：等级制度下的地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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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世界里也充斥着等级社会，只不过有的因为手段暴力而明显，有的因为手段温柔而不明显罢了。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了一个以上的人，就会有等级。人数越多，等级结构就越复杂，这就是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至少在有据可考的文明社会里，平等还没有存在过，或许这正是那么多人把平等当作口号来鼓动群众造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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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猜测人类本能的起源，群体意识和等级意识（也可称为合作精神和竞争精神）毫无疑问已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成为了我们这种“社会性动物”的本能。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似乎是相辅相成的，但更深入的分析却能揭示出两者的主次之分。简单地说，在多数情况下，合作只是竞争的手段，并且掩饰了实际进行中的竞争。以当今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组织类型——公司为例。公司内部往往是合作多于竞争的，然而，在公司层面，这只是为了与其他公司进行竞争（包括同行业的公司、产业上游或下游的公司），在公司雇员的层面，这是为了通过竭智尽忠而谋取在本公司更高的地位（或至少保持现有的地位）。公司内部的合作氛围也使公司只是老板手中的赚钱工具这一事实被淡化了，并且掩盖了公司内部的严格等级和激烈竞争。在现代公司兴起之前，家庭曾经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不过，那时的家庭绝不是现代人所期望的那种“避风港湾”，而是一个充满算计的地方，尤其在妻妾奴仆成群的大户人家。过去反映“世态炎凉”的小说主要是描写家庭或家族，而现在的同类小说则大多是以公司为背景的。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团队性的体育比赛。据说这是原始时期的男性成群结队去狩猎的现代版本，或者是古代的部落战争的现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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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位就是等级结构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决定地位高低的是利益的多少，其中又可分为六种因素：权力、财物、名誉这三种资源是外在的利益，构成了外在的地位；勇气、智力、魅力这三种品质则是内在的利益，构成了内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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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区分六种因素，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作用：权力意味着可以使别人不敢反对、必须支持（前提是别人的恐惧），财物意味着可以使别人不愿反对（前提是别人的贪婪），名誉则意味着可以使别人发自内心地支持（前提是别人的轻信）；勇气使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计成本、不顾风险，智力使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并且可以看清他人正在采取的手段，魅力则能降低成本、减小风险。地位正是靠这六种作用而得以维系或增进。
由于作用的内容不同，作用得以发挥的形式也不同：对于权力而言，是命令与服从（受不了惩罚）；对财物而言，是雇佣与受雇（和钱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对于名誉而言，是威严与崇拜（人人都说好，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于勇气而言，是恐吓与畏惧（亡命之徒还是让他三分吧）；对于智力而言，是欺骗与被骗（既生瑜，何生亮）；对于魅力而言，是诱惑与迷恋（被骗也甘心了）。
不过，外在的东西终究不能在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内在的东西也会随年华老去而慢慢消退，所以任何地位都不是稳固的——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制度和个人奋斗就都没有必要了。
在任何一个等级体系中，外在的地位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人得权，就有人失势；有人赚钱，就有人亏本；有人出名，就有人被淡忘。在等级体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因此有人上升就意味着有人下降，反过来，有人下降就意味着有人上升，总之，不存在所有人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的可能性。地位争夺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个人来说不进则退，而多数人所能得到的结果只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即使发生两个人“双赢”或者几个人“共赢”的情况，也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可能在某个没有被注意到的地方，甚至可能还没出生。
外在地位的获得，除了靠个人的内在品质之外，还要靠天时（未知的偶然机遇）、地利（可知的有利条件）、人和（他人的支持和对手的削弱）。因此，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只能部分地解释他所占有的外在资源。其中，天时和地利是人所不能控制的，而人和则是可以被人控制、至少是影响的，因此也就成了地位争夺战中所有策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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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地位看似是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来自别人的给予，尤其是父母的给予。这种给予可以统称为“教育”。显然，在这里，后天帮助的成分多于先天遗传，而且多是父母精心策划的。由于教育常常是在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发生的，因此，周围环境的影响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古代的孟母三迁，到今天的幼儿园入学大战，都是父母通过给孩子选择更有利的环境来积极影响后代的例子。
个人品质常常有表面上的遗传性。这是因为，首先，每个家庭选择环境的能力是不同的。其次，父母个人的榜样作用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小孩是最喜欢模仿并且最善于模仿的，尤其在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以前，所谓的将门虎子、书香门第就是这么产生的。因此，个人品质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社会性的继承，而不是生物性的遗传。日常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在多子女的家庭，父母对于子女的区别对待往往造成子女在成年后的区别，不仅在性格上，更是在社会地位上。
除了父母给予的这“第一桶金”之外，不同地位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形成并强化不同的个人品质。简单地说，参与竞争以及取得成功会提高人的勇气、智力和魅力。缺少竞争的锻炼或缺少成功的经验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而这正是大多数低地位者的处境。（不过，也正是这条自然规律决定了任何帝国和强权都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循环。）
上述六种因素被广泛运用在争夺地位的各种策略中。在我们具体考察这些策略及其运用实例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措辞，即这里所说的是“争夺”地位，而不是“追求”地位。这是因为，地位的存在是由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等级规则所决定的，而且每一个等级的地位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地位的追求不得不产生与他人的残酷竞争，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那有限的地位。“残酷”，是就这种竞争的本质而言的，因为一个人的胜利必然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即使胜利者采取的是最仁慈的手段。竞争对手常常互相并不认识、更用不着面对面对抗，例如在组织对外招聘或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这进一步在表面上掩盖了竞争的残酷性。
引起争夺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被追求，比如知识（不是学术地位或知识产权）、道德（不是道德高尚的名誉）。“追求地位”的说法掩盖了地位争夺战的残酷本质，当然，更美妙的说法是“追求生活质量”（真正含义是追求比别人更高的生活质量）或“追求自我实现”（真正含义是追求自己的表现能够让别人羡慕嫉妒恨），更高尚的说法是“追求人的尊严”（真正含义是追求比别人更多的尊严）。这些说法是统治阶级灌输给被统治阶级的神话，目的在于让被统治者乐此不疲地互相竞争，从而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
最后还要预先提醒一句，为个人地位而奋战的人生虽然谈不上有多邪恶，但肯定是平庸、乏味的，因为正如下面将要展示的那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手段都是已经被反复运用过的，而每个人的结果也可以预测得八九不离十。这样的人生无疑是不自由的，因此可以属于动物学家的研究领域（所谓的社会科学至今为止基本上只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有趣并且有意义的事情在于，我们也可以用同样这些手段来为改变这种既不自由、也没有趣味人类生活而奋战，为了改变这种让人与人为敌的社会环境而战。人类已经在各种形式（或明显或隐蔽）的内部斗争中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并且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和悲剧，如果我们更愿意梦想一个星际旅行而不是星球大战的未来，那么，任何时候去理解和改变这种造成内斗的等级制度都不算晚。
……
于是，就引申出一个经典的问题：是人改变了地位，还是地位改变了人？这个问题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复杂。因此或许可以这么问：人与地位之间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人是怎么样“主动”改变地位的，毕竟，这是最常进入我们脑海的问题。只有看到这其中的种种规律之后，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改变地位的努力中是貌似主动、实则被动了。
争夺地位的策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乍看上去似乎只是针对特殊情境的灵活应变，其实还是很有规律可循的。有三个主要的分类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系统地分析其中的规律。
首先，从本质上而言，争夺地位的策略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或者诱骗。形象地说，就是胡萝卜或者大棒。这一区分标准可以从林林总总的经验中归纳出来，也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说明：所有的力都表现为吸引或者排斥。采用强制策略时需要问：对方害怕失去什么？采用诱骗策略时则要问：对方想要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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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本质是违背别人的意愿，而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争夺地位的种种手段在本质上都是暴力的。在地位争夺战中，强制和诱骗的区别，只是硬暴力和软暴力的区别，而不是暴力和非暴力的区别。作一个极端的类比，强奸和诱奸，究竟哪个更罪恶？不管如何，两者都是罪恶，都是违反受害者意愿的行为。古人曾经认为诱奸更可恶，因为这不仅玷污了身体，还玷污了心灵。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诱骗未必比强制更加文明，虽然在“文明”社会中，我们见得更多的确实是诱骗形式的暴力，而把强制形式的暴力看做是“野蛮”的。
其次，按照行使对象的地位不同，大棒策略可以分为四种：对下，是命令；对上，是违抗；对盟友，是说服；对竞争对手，是攻击。相应地，胡萝卜策略也分四种：对下，是奖励；对上，是拍马；对盟友，是利诱；对竞争对手，是示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和下的关系常常并不确定。因此，实际斗争中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几种策略的混合。例如，掌握国家权力的帝王和漂亮的宫女之间、有知识的老师和有钱人家的学生之间，双方各自拥有一定的地位要素，谁最终占据更高的地位是不一定的，要看在具体的情况下和具体的关系中，谁的要素更稀缺以及谁的需求更强烈。此外，盟友和对手的关系更加不稳定，两者常常互相转化：兄弟反目成仇、化干戈为玉帛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长远地看，盟友和对手总是暂时的：盟友只不过是被认为可能在将来成为自己手下的人，而对手则是被认为可能爬到比自己更高的地位、或者威胁到自己现有地位的人。
最后，还可以按照作用形式的不同，把这些策略再分为两种：身体的（直接地起作用）和精神的（间接地起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直接和间接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主要是程度的差别，因此，具体策略大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在作出这三个方面的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详细地研究这一共16种地位斗争的策略了。先把这16种策略列表如下：
本质
形式：身体（直接）/精神（间接）
对象 低地位者 高地位者 同地位的合作者（盟友） 同地位的竞争者（对手）
强制（大棒、狮子） 命令/惩罚 违抗/挑衅 说服/批评 攻击/制衡
诱骗（胡萝卜、狐狸） 慈善/奖励 贿赂/拍马 酬谢/利诱 收买/示好
……
由于争夺地位的本性根深蒂固，我们倾向于把所有人分为两类：可以小心利用的对手和可以放心利用的下属，因此，对上的策略可以看成是对竞争对手的策略的特殊形式，如同对盟友的策略可以看成是对下属的策略的特殊形式一样。
违抗是攻击的一种，一旦有足够大的成功机会或胆子大到不怕失败，人们就更喜欢积极攻击而不是消极违抗。
挑衅是制衡的一种，只不过是分量不够大的制衡罢了，因为制衡的工具仅仅是地位低下的个人。
贿赂是收买的一种，足够大量的贿赂往往能起到收买的效果，也就是说，能够更有效地朝你所希望的方向改变对方对你的认识，而不仅仅是给你某些资源作为交换。不过，这也有可能使对方警惕你的真正实力。
拍马是示好的一种，但地位更低的一方决不能勾肩搭背地向地位更高者示好，这只能发生在两个地位差不多的人之间。
……
真正现实和真正乐观的态度一定会让我们看到：通往新世界的路正是用旧世界的材料铺就的。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有用的。因为即使有很多人爱好平等与友爱，对于地位的争夺仍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常常超出善良心灵的想象，而说出这其中奥妙，至少能够帮助善良的人们看清世界的阴暗一面，免得“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知识未必能为善，但至少能去恶：坏事一旦被看穿，就很难再做成了。对于本文的考察来说，这有助于我们看到景观社会这出现代戏剧背后的古老剧本。
第三章 今天与昨天：似曾相识，还是似是而非？
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在社会体制的基本方面是似曾相识的，但体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却已经面目全非了。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一方面，这两百年以来的“现代”经验，比起之前几千年的“古代”智慧，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更有相关性；另一方面，要洞察“现代”经验的本质，还是需要借助于“古代”智慧。
现在，我们就循着这条思路，用本文第二部分总结的“古代”智慧来分析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现代”经验。
……
景观的作用之一是作为被统治者互相使用的炫耀工具。
……
景观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统治阶级给予被统治阶级的奖励。这已经在第二部分讨论奖励的时候说过了，在此不再重复。这两个作用互相配合，共同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制。
……
一个社会在阶层之间体现出比较显著的流动性，只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允许个人在地位的这六个因素之间进行转换。由于形式上的地位常常以权力为标志，因此，任何以其他的地位因素换取权力的行为都被这些学者看成是社会地位的流动。然而，在这样的交换中，回报一般不会比付出高出许多。例如，科举考试由于其内容远离实际的治国安邦之术（军事、经济），因此只是一种“反向炫耀”的方式，其本质则是提供一个把财物转换成权力的合法渠道。少数低地位者的成功，其意义在于诱使更多的人投入这场空耗精力的竞争之中，高地位者以此再一次达到了制衡的目的。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权力精英一方面配合得越来越好，另一方面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互换角色。随着权力精英的行动越来越形成一股合力，孤独的大众在规模上越来越庞大，在地位上则越来越卑微了。
……
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不同的知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人们不再把宗教作为知识的标准了，而过去这曾经是最高的知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不同的知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共同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它们各自的兴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地位争夺的策略的变迁，而知识的总体丰富程度反映了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中的地位争夺的激烈程度。
在秩序稳定、结构简单的环境中，主流的知识形态是人文学科，如诗歌、散文、格言、戏剧（包括浪漫主义小说）、史书、修辞术、伦理学、哲学等。这时典型的形象是追求自我表现的古代王公贵族。由于秩序比较稳定，因此，最直接的强制措施就可以生效，如命令、说服、攻击。一个不难得出的推论是，等级制度越是严格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文学素养高的领袖，当代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萨达姆就是一个寓言作家。人文学科正是人类最初拥有的知识类型，因此，它的魅力从漫长的历史记忆中沉淀下来成为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以及后来结合了佛教和道教的新儒家）是这一知识形态的典型。家庭由于其结构的简单，因此一直是伦理学的根据地，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小家庭则更是如此。而在西方，黑格尔既是哲学的高峰，也是哲学的绝唱，此后由于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为谁服务”的问题日渐成为所有知识都必须自问自答的首要问题。
在秩序不稳定的环境中，主流的知识形态是管理科学，如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管理科学的目的是寻找行为的规律以便进行提前的预测和统一的控制。秩序的不稳定意味着上层实力（权力和威望）的减弱以及下层争取更高地位的意愿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高地位者采取直接措施的效果不佳，而多采取间接的策略进行操纵，如奖励/惩罚。中国历史上，新王朝的建立者没有一个是不熟悉法家学说的。在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漫长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管理科学的各个门类也渐渐发展成熟。
在秩序稳定、而结构复杂的时代，主流的知识形态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其前身是现实主义小说）、心理学。这时，知识的目的在于理解他人，而既不是自我表现或直接强制，也不是操纵他人。复杂的结构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稳定的秩序则为人们通过缓慢的试错过程来得到越来越精细的理解提供了机会。作为研究的成果，精细的理解为直接的诱骗措施提供了帮助，如慈善。在西方历史上，社会科学是在资本主义过渡期的后期（十九世纪）才开始兴起的，最初显然还带着浓厚的人文学科的色彩，而它的全面繁荣则是到了二战之后。
我们可以从最近三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场讨论中验证关于这三种知识形态的结论。九十年代中期在人文知识精英中曾经兴起过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哀叹市场经济大潮对于人性的冲击，以及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的冲击。在八十年代，哲学和文学依然被视为最高级的知识，而到了开始全面市场化、全面与国际资本接轨的九十年代，经济学异军突起，成为人们最崇拜的知识类型。另一场争论现在仍在进行之中，那就是社会学家对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批判（其中也夹杂着传统人文知识精英对于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批判）。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既造成了三农问题，又损害了城市老工人的利益，而当农民工的问题日渐突出时，倡导公平和谐的社会科学就开始全面占据知识界的最高位置了。
第四章 五月风暴：一次不成功的反抗
景观社会布下了一张不断延伸着的天罗地网，对此，想要不沉迷看来是很难的。逃亡是一种于事无补的选择，这无异于投降，虽然并不是像沉迷者那样主动地、兴高采烈地投降。
反击似乎是有头脑有良心的正派人物的唯一选择。不过德波严厉地警告说，批判也有可能沦为景观社会中的另一道风景线，“人们分析景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景观自己的语言”，例如，“一方面，借助于分离的概念和物质工具，仅仅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采取了一种对于景观的景观式批评；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学科中，产生了一种景观辩护学——一种没有头脑的思想，一种关于全部历史实践的强加的正式健忘症。”同时代的学者普遍成了德波冷嘲热讽的对象，而结构主义者可能感到尤其无辜：“全部社会实践都不知不觉被先前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幻想……来自于解释这一思想的学院小职员的狭隘智力和想象力，这一小职员如此彻底地被对现存制度的令人敬畏的庆典所吸引。”
更让人捉摸不定的是，“统治常常通过假装的攻击来保护自己”，例如统治者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些“恐怖分子”。
为此，理论批判必须与实践行动相结合，“景观的批判概念非常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学、政治学修辞的空洞虚伪的套话，去抽象地解释和指责一切事情，所以它常常是用来强化景观体系的。很明显，在思想中不可能超越现存的景观，但却有关于如何超越景观的现存思想。为了真正毁掉景观社会，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进行实践。只有与社会一切否定的实际潮流相联合，景观的批判理论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不能期望来自工人阶级的奇迹。它必须正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实现和再形成。”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反抗和不满的年代，从东方到西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景观社会》和著名的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一样，成了在巴黎街头设置街垒与警察作战并与市民共庆节日的学生们，以及占领法国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的思想武器之一。在1968年5月，一幅严肃的壁画上被刻下了一个诙谐的标语：唯有当最后一个官僚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吊死的时候，人类才会迎来幸福。
然而，批判的武器终究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在五月风暴的狂欢过后，德波创立并领导的激进艺术家团体“情境主义国际”宣告解散，德波本人则走上了吉普赛式的自我流放之路。本世纪最后的三十年，被证明是英美的军事和金融力量在全世界高奏凯歌的三十年，曾经的“迷惘的一代”或者是迅速地向这个他们曾经恨之入骨的体制投降，或者在毒品、酒精和摇滚乐中消沉堕落了。德波在《景观社会》出版二十一年之后的《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中记录了他的绝望：“在特定的意义上，景观社会的一体化证明了人们有权利去革命，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没有对整体的拆解，人们就不能改革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是，……从行业协会到报纸，从城镇到书籍，这种景观社会的一体化也排除了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趋势。……在个人的层面上，统治的一体化完全能够消除或收买可能发生的例外。”这个擅长于密谋和策划的情境主义艺术家似乎已经不再坚持1967年的那种耐心了，当时他曾郑重地写道：“寻求超越景观的批判必须知道如何去等待。”
……
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德波不忘提醒人们，始终不工作需要非凡的天赋，“我慢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冒险的生活，而且我有意如此。我不能想象只是为了获取职业技能、最终可以守住一份工作而学习。”这不是一个顺从的人，而是一个反叛社会常规并以此为骄傲的人。德波用他那一贯的挑衅语气表达了这种骄傲，而可怜的知识分子再次成了德波式自我炫耀的牺牲品：“我并没有因为68年五月风暴而改变，在那之前我就是一个土匪”，“我在社会底层中间活得很自在……我哪里都生活过，就是没有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生活过。这当然是因为我鄙视他们，凡是了解他们全部著作的人又怎么会为此感到惊讶呢？”然而，这种骄傲并不是洋洋自得的水果酒，而是混杂了苦涩和无奈的鸡尾酒，并且依然不失其美酒的甘醇。在《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的最后，德波几乎是不露声色地引用了十九世纪《A.L.萨多的新版法语近义词词典》中关于“徒劳”的词条：“……当某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回报，或没有得到赞许，也会被说成是徒劳无功了。在这样的情形中，由于劳动者已经花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对他工作的价值不抱任何偏见，也许可以说这种工作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这样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老顽童，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就像单挑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他虽然失败，却保留了尊严。当美国的一所大学提出购买德波的部分手稿时，法国政府以民族财富为由拒绝了，这个略显悲壮的故事也算是有了一个黑色幽默的尾声。在他身后的荒原上，是零星的火苗和无情的风。
研三我另辟蹊径，换一种方式力图使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生涯留下一些遗产，那就是组织读书会。我当然是一如既往地野心勃勃、全力以赴，在位于市区的研究生院和远在昌平的本科生院同时开展活动，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甚至曾经考虑延期一年毕业。读书会的第一期由我主讲，我写了一篇发言草稿《谁是小资？——“小资批判”的批判》，实际上系统总结了我一直到当时的自我反思：
1、为什么要谈论小资？
小资是一群为了社会不平等、个人不自由的伟大事业而心甘情愿地默默奋斗的人。无产阶级虽然也在奋斗，但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统治阶级则基本上坐享其成：无产阶级为其提供物质产品、普通服务和大量剩余财富，小资为其提供特殊服务以及少量剩余财富。
理解小资是理解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不自由为何如此持久存在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个关键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为什么对于小资的理解这么关键？对这个典型的小资式的问题的回答是：这只有在理解了之后才知道。因此，这里第一段的内容“为什么要谈论小资”，只是专门给小资读者准备的；如果读者略去这一部分，而直接去看第二段“谁是小资”，那么就说明这个读者在此时此刻已经摆脱了小资的习惯。
用一句话来说，小资“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痛苦，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需求总是被自己和被社会所挫败。他们是最想要追求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却又离这个目标最远的一群悲剧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精神世界只是稍纵即逝的肤浅感觉而不是灯塔式的永恒理念，因此这种追求就极容易被各种人所利用——这和病急乱投医的人处境类似。
……
我在这里准备对小资们谈一谈小资自己，但仔细想来我又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小资是最讨厌阶级分析的一个阶级，他们重视形式上、表面上的任何细小差别，迷信于“个性”、“差异”的神话，而拒斥任何通过定义事物的深层本质来给具体事物“定性”、“归类”的做法——小资把这种行为贬损为“贴标签”或“戴帽子”。相比之下，统治阶级热衷于分类、寻找本质差异，而且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兴趣，因为这有利于通过“分而治之”来管理社会、维持秩序；无产阶级则既谈不上喜欢、也不会像小资那样痛恨社会阶层分析，他们认为这种研究纯属吃饱了撑的，因为这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而政治权力和社会名声都离他们太遥远了。
这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在形式上试图结合以上三个阶层人士的习性：坦诚是无产阶级习性的表现，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既得利益”，无论是政治权力、经济财富，还是社会名声；批判现实和描绘理想是小资习性的表现，因为他们的中间地位使他们始终处在焦虑、不满的阴影之中，并因此而追求个性；对事物进行分类和下定义则是统治阶层习性的表现，因为这有利于进行“分而治之”的有效统治。
2、谁是小资？
2.1根据社会结构
2.1.1十大阶层和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的划分：资本家-官僚、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
2.1.2野蛮人、非利士人、群氓
马修·阿诺德的命名：“野蛮人”、“非利士人”（庸人、市侩、小市民）、“群氓”。分别指代英国19世纪的贵族、中产阶级、劳工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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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根据职业
老式小资：个体户工商业主、中农富农、手工艺人。主要对应于农业社会和初期的自由竞争的工业社会。
新式小资：白领（金领、灰领）。其中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中低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垄断或半垄断部门（即政府部门或超大型企业）的正式职员，（境况较好的）个体户工商业主。主要对应于后期的垄断资本的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
新老小资阶层的区别在于，老式小资拥有生产资料，而新式小资多数不拥有生产资料。之所以现在称为“新式小资”，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
小资职业的特性：“体面”（人人都想获得，因为与上等人接触机会更多、可以“狐假虎威”而名声更好，以及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而收入更高）和“可亲”（人人都能获得，主要途径是教育，次要途径是市场中的个人奋斗）。
小资职业的本质：为上等人服务。虽然有较好的名声和较高的收入（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可以超过资本家-官僚），但小资的权力是极为有限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007式的特工，所以毫不奇怪，007电影会流行至今，每个看电影的人都在做着自己的梦。因此，社会的三个等级也可以这样命名：统治阶级、服务阶级、被统治阶级。形象地说，小资的角色就像是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
各种典型的小资职业列举如下：工商业企业中的中低层管理者和办公室职员（监督和压榨基层劳动力，打杂），销售专家（促进或实现大公司的商品的最终获利，然而其中大部分收益却以税收或利润的形式被官僚或资本家拿走了），金融业工作者（为富人提供“以钱生钱”的服务），教育工作者（为权贵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并照看易于冲动的年轻人从而使社会更安定、使工人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文化娱乐新闻业工作者（通过培养对上的愚忠、对下的鄙视、对同阶层人的竞争、对自我的放纵，化解社会矛盾于无形之中），法律工作者（减少富人赚钱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后顾之忧），科技工作者（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资源榨取率；发明新产品，从而给资本家提供投资机会），政府部门公务员（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而现存秩序总是最有利于上等人的），垄断性企业的正式职工（从巨额的垄断利润中分得一小部分）。
新式小资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也有前身：手工艺者，商人，大户人家、衙门或宫廷的（高级）仆役或（中低层）官员。
预测职业性质最可靠的指标是受教育程度。小资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是大学本科及以上。不管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小资的地位一般总是稳定的，而且很容易在代际之间传递，正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3根据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性
2.3.1消费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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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着重视实用性的统治阶级心态的上层小资（尤其是以文化资产为主的小资），常常以莫须有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来批判下层小资（或以经济资产为主的小资）。这些上层小资所谓万恶的“消费主义”指的是商品崇拜、品牌忠诚等心态，但这只是小资的形式主义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消费主义。因此，这种莫须有的批判其实只是小资阶层的内部争斗。
2.3.2作为向外逃避的娱乐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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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通过不断花样翻新的娱乐方式和社交话题，却只能获得简单的愉悦，因而饮鸩止渴般地需要更多更新的玩具（这像极了婴幼儿）。相比之下，无产阶级通过简单的、传统的娱乐方式就能获得丰富的愉悦（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更多钱可花），统治阶级的娱乐方式虽然多变但他们充裕的闲暇时间和闲暇心态使他们能充分享受每一种方式的乐趣，而不是像小资那样浅尝辄止。举一个例子，小资玩规则复杂、过程多变的三国杀、四国军棋，无产阶级玩传统的麻将、升级、斗地主，统治阶级玩规则简单、过程复杂的围棋、桥牌。
小资是最热衷于社交、但却最缺少朋友的一个阶层。这正如小资最不懂得分享和互动，却是所有阶层里最喜欢把“分享”和“互动”挂在嘴边的人。小资最不缺少的是熟人圈子，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让地位相似的人共同打发无聊时光（所谓无聊时光，就是没有明确的生意目标的时候），二是寻找潜在的生意伙伴。这两方面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玩伴常常能够升级为生意伙伴。通过直接的渠道寻找生意伙伴则要冒着让自己身价下跌的风险，因此通过表面上和生意无关的事情来做生意是最安全、最有利的。但久而久之，小资对于任何社交往来都会怀有戒心，因为他深知自己是怎么对待别人的。
小资的生意就是经营自己“这块料”，目标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卖出一个好价钱，其中，智力、品德（例如诚实守信、知恩图报）、魅力（例如暗示着阶级来源和社会关系网的“气场”、“谈吐气质”），都是可以直接出卖的东西——唯一例外的是体力，因为身体健康主要是作为支持其他能力发展的基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被间接出卖的。一个人直接出卖体力就像一个国家直接出卖自然资源一样，一般来说都是低附加值的生意——小资从小就知道这一点，因为父母会不断灌输“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信条并且威逼利诱自己的孩子这么去做。身为青少年的小资除非是特别叛逆或遭遇某些重大挫折，一般会逐渐从这条最初是被迫的人生轨迹上获得利益，从而感激父母的良苦用心，并坚定地走下去。小资是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的天然信徒和久经训练、武艺藏身的竞争者，他们身上承载着父母为他们从小就积累起来的文化-教育资产以及附带的社会关系资产。
……
2.3.3作为向内逃避的修身养性
总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参见下文“弱者心态”），于是总想在从身体到心理的各方面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各种通俗小说、励志书籍、管理书籍、人际关系指南（官场、职场、情场、社交场、家庭）、权贵名流传记、格言录、养生培训班、心理培训班等都让小资乐此不疲。
……
多数小资常常不去了解社会而埋头于自我修炼，这是虚伪的。但是，还有少数小资反其道而行之，自以为关注了社会就不需要提高个人修养了，这同样是虚伪的。所谓虚伪，就是用美好的言辞来掩盖追逐个人私利（权钱名）的举动。
2.3.4集各种逃避方式之大成的旅游（与摄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往今来文人和小资的最高梦想。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究竟有什么价值，只有真正读了和行了的人才能知道，然而小资在读书和旅行之前就认定了这是真理。于是，他们读的是教他们如何做美梦的神话书，行的是闭目塞听、走马观花、吃喝玩乐的冤枉路——神话书里早就把这些冤枉路规划好了，只等小资们去走。
……
2.4根据心态
工作和职业是由整体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社会地位所规定的，生活方式是由工作和职业所塑造的，而心态则集中体现在生活方式中。
2.4.1“往上爬”：个人奋斗和地位焦虑（以及地位敏感）
这是小资最根本的心理特征，其他一切心理特征都可以从这一条衍生出来。
在最顶端的人无需再往上爬了，在最底层的人也深知自己爬不上去。不上不下的小资总是觉得自己可上可下（这是正确的感觉）、觉得自己的未来（应该）存在无限可能性（这是错误的幻想）。
……
2.4.2形式主义：重形式而轻内容，重表面轻深度，重手段而轻目标，重感觉轻理念
这正是惯用词组“小资情调”所正确捕捉到的现象。小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情调”（也可称为“品味”）。
肤浅的形式主义是小资的思维惯式和情感惯式，但其内容、本质则主要是围绕着地位焦虑。有些人把小资心态的本质定义为形式主义，这本身就犯了小资的形式主义错误。
形式主义首先是一种通过外表来显示自己地位的策略，而且主要是无意识的。显示自己地位本身也并非是目的，真正目的在于寻找潜在的生意伙伴。因为小资很清楚自己是不会选择那些“看上去”不好的人作为生意伙伴的，所以他们也就分外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不是好。
……
1968年的西方青年运动标志着小资阶层的历史性崛起，作为这一发展的注脚，学术界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做“文化研究”的学科，主要就是为了研究小资阶层那五花八门的文化符号世界。如果说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结构分析、历史研究等）是无产阶级对抗其他阶级的兵法（革命圣经），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发展经济学、军事、民政、外交、司法、伦理宗教等）是统治阶级对付其他阶级的兵法（资治通鉴），那么文化研究（包括符号学（解码）、修辞学（编码）、精神分析、消费研究等）就是小资对抗小资的兵法（地位指南）。
无产阶级注重实用性，因为他们囊中羞涩；资本家-官僚注重实用性，因为他们无需通过外表来显示自己的不凡地位。小资则是分辨各种品味的大师——虽然这些品味大多是由资本家-官僚的生活方式所引领的。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注重物品实用性、不拘泥于形式的相似态度，有时会使小资误把无产阶级的习性当作是统治阶级的习性而模仿、传播开来，例如牛仔裤（起源于工人）和爵士乐（起源于黑人）在美国的流行。
注重形式和手段的极端表现是洁癖、收藏癖、技术狂（不仅是科学技术，更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技艺，例如，“下级学”、“把妹学”）、艺术迷恋。
……
对于小资来说，最困难、最违反他的习性的事情莫过于思考一些没有确定方向的问题，例如终极意义、长远目标、社会整体。他习惯的是在已经确定（或者已经被他的同辈所采用）的方向中去寻找最有效率的手段，这也正是学校考试所培养出来的习性。
小资在每时每刻看上去都有特定的目标，看上去一直都很忙碌（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都是安排紧凑的），但终其一生却看不到任何具有一贯性的目标。他的每一个短期目标都是散乱的，因为他没有长远的打算，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对待形式和内容的态度中，中国先秦的“名实之辩”中各方的立场，鲜明地体现了阶级性：儒家坚持“正名”（孔子）、“制名以指实”（荀子），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诉求；墨家提倡“以名举实”，反映了工农群众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道家认为“道常无名”（老子）、“大道不称”（庄子），以间接的形式表达了小资追求自由竞争的心态，名家的诡辩术则以反面的形式表达了小资想要打破规则限制的心态。放到古希腊的背景中，儒家的立场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定义方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道家类似于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之后的犬儒主义，名家类似于教授修辞术的智者派。
2.4.3弱者心态、受害者心态
永远自以为是弱者，总觉得自己不够强大，而且这种不足归根结底是由某些强大而邪恶的“权贵”、“精英”造成的。这种心态的首要功能是证明自己永远渴求更高地位的正当性，但久而久之这种心态就会渐渐获得除了工具之外的目的性意义——小资倾向于把任何一种手段都上升为一种信仰。
因为把社会想象成弱肉强食的丛林，小资们特别容易为了抱团而抱团（典型例子是恋爱和结婚），也特别容易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利益的小事而分手或反目（但绝对无法理解管宁与华歆绝交的故事）。
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体制”、“权贵”、“既得利益者”、“大环境”的受害者，而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受到“体制”、“权贵”、“既得利益者”、“大环境”的恩赐比无产阶级更多（即使承认自己更有优势，也认为这优势是自己应得的）。这种怨妇心态部分源自于他们那向上攀比的势利眼习惯，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部分小资喜欢通过强调自己的“体制外”身份，来体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个人实力（暗示自己不需要“体制”的支持也能混得很好）。与此类似的表现还有：凡官必反、凡富必仇，认为“国家”代表“恶”而“民间/社会”代表“善”、二者势不两立。这些表现在各类“公知”身上最为突出，网络上的公知论战和电视上的选秀节目一样，都是小资们自“愚”自乐的狂欢。这些“公知”的言论之所以能引起广大小资的共鸣，只是因为他们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小资的心声：错都错在逼良为娼的恶制度。小资习惯性地无视自己半推半就的俗人心。至俗与至恶结合在一起，这才使得人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千百年来都难以改变，因为“人至贱则无敌”。
2.4.4本能的势利眼
对上是怨妇（受害者心态），认为“权贵”是不道德的；对下则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胜者为王心态），认为穷人是愚蠢的、懒惰的、怯懦的（总而言之是内在的、自己造成的软弱）。这两种想法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极度的自恋和自怜：只有自己是最善良、最聪明、最勤劳、最勇敢的，但自己的境遇却总是低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无产阶级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不满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小资对此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奴隶中的奴隶居然想要翻身！之所以会有这种反应是因为，小资永远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以己度人地把无产阶级的不满看成了和自己一样的不满。
……
受害者心态和胜者为王心态本来是互相矛盾的：把自己的不如意推给“权贵”或“大环境”，把自己现有的中等地位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由于小资把这两种心态用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一般觉察不到这种自相矛盾，还常常有世事洞明的良好感觉。
这种矛盾心态产生的原因是，小资一方面无止境地追求经济上的发展，一方面庆幸自己没有沦落到经济收入更低的“失败者”阶层。小资的自信和自尊是建立在自己的经济实力比多数人更强的基础上的。
……
2.4.5好人幻想、善良愿望、口头道德家
小资是最讲究“道义”的，但他们嘴里的“道义”是非常形式主义、非常空洞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人愿望”，正所谓“己欲达而达人”。
通过这些幻想和偶尔的慈善行为、道义行为，小资才能建立起牢固的自信和自尊，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不至于被地位焦虑所压垮。他们判断自己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自己的主观感觉是否良好，而不是自己行为的客观结果。
……
2.4.6自以为是、自得自满、自怜自艾（真诚的自我欺骗）
“自以为是”是每个人最凶恶的敌人。一知半解最容易导致自以为是，这比彻底无知还危险——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危险。
典型的小资是自以为聪明的糊涂虫——统治阶层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糊涂，而是正确地看到，为整个社会的（现存）秩序着想对他们的自我利益最有利，但作为一个阶层，这种想法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无产阶级中的每一个人则都不会自以为聪明，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苦正是自己的一味埋头苦劳造成的，怪不得统治阶层的邪恶和小资的趋炎附势（况且，小资在特定时期也会卖主求荣、倒向无产阶级一边从而为自己留下余地、找好出路或进行政治投机）。
自以为是意味着没有能力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看待自己，从而也就无法客观地看待别人、看待社会。不超脱就没有幽默感。自以为是的目的或结果就是自私自利。
小资不像资本家-官僚阶层或无产阶层那样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有明确的认识（不管对于自己所认识到的地位和功能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常常处于有限范围之内（一般不会跳出小资这个阶层之外）的向上或向下的流动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绝对不愿意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和自己所看不起的无产阶级是一样的。
于是小资就需要种种神话（也可称为“意识形态”）来哄骗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所过的生活、所做的奋斗、所追求的目标是有意义的、值得的。正因为小资的生活极度依赖于各种神话，他们也就成为这些神话的最坚定、最顽固的信徒。
因此，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小资是活得最悲惨的一个阶层：他们自以为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其实不过是在为更高的资本家-官僚阶层做苦力（附庸文人称之为“社会稳定器”），顺便还帮这些幕后大佬们背黑锅（附庸文人称之为“阶层缓冲带”）。简而言之，小资们因为“给点阳光就要灿烂”，所以“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相比之下，无产阶级因为被卖得更惨，所以一般不会去帮着数钱。
……
2.5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
2.5.1年龄
从客观条件到主观条件都符合“小资”定义的，多数是中青年人。“小资”的“小”字，可谓一语双关。中老年人即使干着小资的职业，心态也会渐趋平稳，变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无产阶级心态；另一部分中老年人则走上了更高的小资职业的岗位或甚至是资本家-官僚的位置，变成了“游戏人生”的统治阶级心态。
相比较而言，小资对于生活的心态是“人生规划”或“职业规划”。上层人士不需要千方百计往上爬，因为他们已经在最上层了，他们只需要规划自己已有的事业就可以了；下层人士也不需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因为规划了也没用，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升得上去。
人口增长高峰期出生的人有更大的可能成为小资，因为这些人面对的地位竞争更为激烈。
2.5.2性别
最纯粹的小资心态和生活方式大多集中在女性身上，因为她们在家里的地位一般与小资在整个社会的地位相似：为统治阶层提供直接的、不容易替换的服务。小资家庭既然是为了经济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经济因素就决定了家庭成员的地位，而丈夫的收入一般比妻子更高，所以也就在更多的时候居支配地位。
2.5.3出生地、居住地：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
通常，小资是与城市居民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贬义的“小市民”一词。这并不奇怪：统治阶层居住在城市里，作为提供特殊服务的小资自然也生活在城市。
很难说小资心态的特殊性是由于城市本身有什么特别的魔力。若说是城市的陌生人多的特点，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对陌生人采取敌意和冷漠，而不是善意和热情呢——城市人应该早就对陌生人的存在习以为常了啊！若说是城市的精神刺激多的特点，那么，是什么样的刺激、以及什么样的反应才会使这些人产生小资的心态，而不是另外两个阶层的心态呢？因此，城市本身的特点不足以说明小资心态的原因，倒不如反过来说，是小资造就了城市文化。
在中国，相比城市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后）已经成为新一代小资的最主要来源。城市人对于这些农民工的蔑视是不遗余力的，这就是上层小资对于下层小资的无意识防御策略——用“一袋马铃薯”来形容小资阶层的内部分裂至今仍是十分逼真的。
3、对于“小资”的种种误解（故意的和无意的）
“小资”或许是遭到各种负面评价（如：轻视、嘲讽、批判）最多的一个阶层：“两边不是人”。当然，正面的误解也有不少，但这主要是小资自己所信奉的一些神话。
3.1“小资”生活是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活
有车有房有闲、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诸如此类的对于“小资”生活的幻想，所要求的不是“尊严”本身，而是比别人（尤其是无产阶级）更多的“尊严”。
……
3.2“小资”意味着腐朽堕落、道德败坏、穷奢极欲
这只是一部分资本家-官僚的生活。小资的生活虽然比无产阶级要更富裕些，但也是量入为出的，而且一般来说负债更严重，多数难逃房奴的命运。而且，在一些旁观者眼里的奢侈消费，在小资那里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对于形式主义的追求和迷恋，是有利于小资在经济上的发展的。
小资们津津有味地、甚至是“忘我”地过着一种既可怜又可恨的生活。就像无产阶级一样，小资是可怜的（“做苦力”），因为他们的种种喜怒哀乐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自我放纵自我堕落而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的，而压迫他们的人正是他们为之奉献的人，但他们既没有眼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和斗争，最多只是软磨硬泡、苦苦哀求）；但也像资本家-官僚一样，小资是可恨的（“背黑锅”），因为他们的这种“可怜”是建立在他们一手造成的广大无产阶级比他们“更可怜”的基础之上的。习惯于自嘲为“卢瑟”（输家）或“屌丝”的人绝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向往特权阶层地位而暂时达不到、并真诚地表达自己这种嫉妒的人。这种修辞策略的目的是彰显自己拥有统治阶层所特有的“宠辱不惊”的豁达胸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特权阶层的习性，不是吗？
既可怜又可恨，这两个特点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小资的本色：可悲。小资虚假的梦想和真实的焦虑都是可悲的。小资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休闲活动对于他们所不认识的人造成了哪些结果，因此，小资没有主观故意的恶意，也就不能用道德法庭去审判这个阶层。不顾事实地动用道德审判，恰恰是小资的习性。
3.3“小资”是特权阶层的一部分
小资是特权阶层的共生物，是为后者服务、并从后者那里获取些许养料的一小部分人。特权阶层则是整个社会的寄生虫，从所有的劳动者那里攫取养料。
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人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只是标新立异、寻求“道义”名声的小资。这是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并不在意别人给他的身份贴上什么标签，他们只关心能够直接转化为利益得失的东西。这也从反面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命运也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无产阶级只能“被代表”，而不可能自己代表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去发言、参与社会各阶层间的讨价还价。
与小资常常自称是无产阶级相似，统治阶层常常自称是小资：官僚和资本家都喜欢向大众传媒“诉苦”。小资很容易识破这套把戏，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有意无意地这么做；无产阶级则对小资的揭发半信半疑：他们当然不希望被骗，但由于自己是老实的，他们也就很难想象出别人的虚伪性——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心理特点作为衡量别人心理的尺度。
3.4“小资”比无产阶级更虚伪，无产阶级比“小资”更纯朴
在任何阶层的人中都有虚伪的和纯朴的。但作为整体而言，这两个阶层确实存在这种一般区别。但是，虚伪和纯朴首先并不是内在的心理特征，而只是表达和追求个人利益的不同方式。在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中获利较大的一方，必然采取虚伪的策略；而获利较少、相对受损失的一方则没有虚伪的必要，反而是直接表达愿望的“纯朴”方式更能获得广泛支持（尤其是来自小资“好人”）。
认为越穷越善良、越穷越革命，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小资心态，即一方面想显示自己的超凡眼界和博大胸怀，另一方面想获取更多社会支持从而进行政治投机。因此，批判小资最激烈的，往往也是小资，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类型的小资。
3.5“小资”意识的肤浅性和保守性是不可救药的
对于种种神话，小资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但人们往往由于小资阶层的人数相对无产阶层来说更少而忽视了小资，因而不把这一群体作为政治动员和道德教育的对象。为了证明自己对于小资的忽视是正当的，于是就说小资本来就是不可救药的。
4、小资的悲剧：如何自救？
4.1正确的自我认识
既不是幸运儿，也不是弱势群体，而一方面是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不自由的制造者、维持者以及“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既受益又受害者，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开拓者与传播者。
对各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来说，存在着这样的精神上的差异：小资有勇有谋，无产阶级有勇无谋，统治阶级有谋无勇。体现在行为习惯上，就是：小资善于谈判、讨论（但也常常流于斤斤计较和夸夸其谈），无产阶级善于或明或暗的抵抗（但常常被人利用），统治阶级善于收买别人（武力和脑力）来为自己服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智若愚。
……
小资的勇和谋都来自于文化，这也意味着，小资如果一味沉迷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由于其特殊的环境而变成既无勇也无谋。无产阶级的勇、统治阶级的谋则是在其特殊环境中自然产生的，因此，其优秀者和平庸者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可能像小资的精神世界那样存在着质的区别。
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生小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团结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例。小资的胆识和智谋大多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其中主要的是小资内部的互相争斗，这常常因为太过于接近“日常生活”而被“历史”书写所轻视；次要的则是小资依附于另外一个阶级（主动依附于无产阶级，或者被统治阶级所收买）而进行的争斗，这方面的大量历史记录表明，小资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实力大增。
小资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分野也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习性：左派、社会主义者、平等至上者主动投靠无产阶级，因此其习性也和无产阶级接近，即庸俗；右派、民主主义者、自由至上者则主动或被动地走向统治阶级，因此其习性和统治阶级接近，即虚伪。有些自称兼容并包左与右的人则是既庸俗又虚伪，实乃小资中的“战斗机”！
如果说小资习性是以虚伪来掩盖自己的庸俗，那么统治阶级的习性则是以虚伪来表现自己的庸俗，无产阶级的习性则是坦诚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庸俗。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小资，其共同特点是，倾向于认为通过改变“制度”就能自然导致“社会”进步。他们在这个判断上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改变“人心”的重要性，尤其是改变自己心态的重要性。
自我认识意味着自我批判，意味着屈辱地活着并且意识到和暂时忍受着那些屈辱——不管是作为狡猾的野蛮人、虚浮的庸人还是老实的群氓的一份子。在这个自己对自己坦诚相待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行改变现实的工作。
幻想在一夜之间通过意识上的“觉悟”就彻底摆脱小资的尴尬身份，其实是陷入了更深的自我欺骗之中，这就像是做梦的人梦见自己从梦中醒来，其结果是以假为真、反而更加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觉醒了。这是一部分人的典型困境。另一部分人则大方地承认自己是在做梦，但他们反过来认为做梦（“追求理想”）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优点；他们忽视了两种梦想的根本区别，一种是梦想从梦中醒过来（就如前一部分人的梦想），另一种是梦想做更多更美的梦，只有第一种梦才能显示人类追求真理的崇高性，而他们所为之辩护的第二种梦则体现了小资给自己行为找借口的虚伪性。这两部分人彼此都认为对方错得离谱，其实双方都既错得离谱、又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
4.2清醒的社会认识
小资是无产阶级（周而复始的）怒火的直接制造者和直接受害者，是资本家-官僚手中的矛和盾。这就是小资在正确认识社会之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行使的社会功能。
正确的社会认识必然是从实践中得出并能够用于指导实践的。因此，社会认识不是在封闭环境内培育出来的，那样只能造就文化贵族，而是在斗争、批评、教育中锻炼出来的，这样才能造就有知识的斗士，正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愿把自己的观点抛出去接受检验的人，就像不愿意当炮灰的士兵一样，都不是合格的战士。
4.3大团结意识与无私奉献精神
以上两种心态都是由正确的知识所自然引发出来的。
4.3.1大团结与小团体
首先，大团结意识绝对不是小团体意识。
小团体意识其实就是生意伙伴意识。在任何市场竞争中，团体既能提供互助、合作的机会，也能间接削弱对手的士气和实力，而小资之间个人地位的市场竞争也同样如此。这种团体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服务于自己的私利，因此依然是“小”的；况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小团体也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内部冲突和分裂倾向，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判断大团结和小团体意识的标准之一是，大团结意识使人把别人看做是共同事业的（潜在）参与者，而小团体意识使人把别人看做是共同组织的（潜在）成员。另一个标准是看待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态度：大团结意识下对待自己得失的态度是“得之我命，失之我幸”，小团体意识下对待自己得失的态度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这是小资所特有的意识。资本家-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一盘散沙，除非大难临头或大敌当前（即，面临严峻竞争或挑战的时候），一般缺乏主动的联合意识。其不同在于，资本家-官僚由于人数较少、交往较多，所以往往存在着不谋而合的默契；无产阶级则正好相反，不但分散，而且由于人多、跨地域跨行业的交往较少，所以往往被“分而治之”。自始至终积极寻求内外部联合的，只有小资，所以被利用起来（尤其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也是格外容易。小资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联合仅仅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目标仅仅是为自己谋利，因此往往只能建立起脆弱的小团体。
这种意识应用在小资对于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就是所谓的“为平等而密谋”的传统；应用在小资对于统治阶级的想象中，就是各种“阴谋论”的传统；应用在小资自己身上，就是各种名目的社交团体（例如读书会、投资研习会、职场交流会、驴友会、志愿服务协会等等），还要美其名曰民间的“自组织”——小资总是各种神话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大团结意识的目标不是组织人，而是武装头脑。从某种角度说，这类似于最初的传教活动，传教者个人的特殊性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其头脑中所承载的、可以普遍传播的理念。
大团结和小团体的区别，也可以看作是战略和战术的区别。
组织、动员、宣传等只是战术层面的活动，如果缺乏战略层面的教育、批评、反思等活动，战术层面的活动就会变得正义性有余、正确性不足，沦为各种“好人”（温柔的慈善家、勇猛的战士、机智的政治家……）的个人表演。战略是关于行动和思考的目标本身的，而战术只是关于如何行动、如何思考的手段。然而，也正是因为小资大都是战术大师，才对统治阶层有特殊的利用价值，才能从后者手中讨到更多的衣食。
因此，小团体是个人崇拜和权力滥用的温床，因为局部战术的策划和执行依赖于特定人物应对特定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不可传授的。人们之所以对各种小团体（大到国家、企业，小到家庭、友谊）的兴衰历程感兴趣，只是因为这些小团体的成功经验能给他们以信心（打鸡血）、失败经验则能给他们以慰藉（喝鸡汤）——这正是所有神话的功能。
相比之下，整体战略的认识依赖于每一个人的主动觉悟，因而不可能被任何个人所掌控，并且一旦有了整体战略的认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适合自己内外部情况的战术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人的肉体生灭无常，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永续，这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正确含义。
……
其次，大团结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小团体的推动。
4.3.2无私奉献与公平交易
首先，无私奉献精神绝对不是公平交易精神。慈善行为给资本家-官僚带来了名声，给小资带来了心理安慰感，这都不是无私奉献，而最多只是经过巧妙掩盖、自欺欺人的公平交易，更不用说一些资本家-官僚以慈善之名、行漏税洗钱贿赂之实的罪恶了。
其次，无私奉献精神的发芽，离不开公平交易精神的生根。公平交易的结果是双赢。真正的公平交易，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知识）均等的情况下才可能的，否则，总有一方会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获得更多的好处。交易双方的力量如何才能均等？这就需要中上层人的无私奉献。
4.4认出小资，关心小资，教育小资
既要认出自己身边的小资，也要善于反省自己心中的小资，并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坚决的引导。这不仅是小资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自我反省和教育他人都是小资的习性，只不过常常用错了地方，用在了为谋求个人私利而修身养性或忽悠别人。要从没有这种习性的另两个阶层那里唤起这种习性，所花的功夫要大得多，而且，多数情况下也是由小资来进行启发和引导的。因此，社会如果能够进步，小资必然是先驱者和先锋队。
从客观的社会结构来看，小资一方面是实际的劳动者，因而与无产阶级劳动者就有或多或少的“兔死狐悲”的共同命运感，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文化知识上比无产阶级拥有得更多，因而或多或少有一些关怀弱者、关心“社会”（因为社会上有大约80%的人相对于小资是弱者！）的心理倾向，也有这么做的实际能力。上述两方面，一方面是同情心，另一方面是责任感，都是小资最可宝贵的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潜力。相比之下，统治阶层因为不劳动所以缺乏同情心，无产阶级因为自身难保所以缺乏责任感。
可悲的是，小资的这些自发而高尚的情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引导上了主观上自欺、客观上无效的种种错误道路。例如，上层小资陷入了王师和谏臣的神话（“围观改变中国”的最新口号只是诱惑更多人过一把谏臣的瘾而已），中层小资陷入了慈善的神话（“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下层小资则陷入了自保（“发展好自己就是最大的爱国爱民”）、家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消费（“消费就是爱国爱民”）的神话。
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公民知识分子的神话，并努力去追求这个梦想，公共知识分子忽悠别人的机会才会减少，无产阶级才会摆脱被代表的命运而自己代表自己，统治阶级才会从统治者变为协调者，小资也才能从助纣为虐变成与人为善。
5、附录：青年中的小资身份和小资倾向
青年主要是指精神上的青年，即一个人的信念体系并不稳定、但正在趋向于稳定的那段时期，或者说是精神最终走向成熟的一个特定时期。这一时期的具体时间可长可短，也可能会多次出现。人的精神发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学徒期（从“十五而志于学”开始），试验期（从“三十而立”开始），成熟期（从“四十不惑”开始到“五十而知天命”，此后的过程则是逐渐衰退）。
青年有普通和优秀之分，但区别的标准在哪里？优秀就是追求优秀，但是是在知识上和道德上追求优秀，而不是在社会地位上追求优秀。
普通青年和优秀青年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
普通青年包括：小资、工农、上进（钻营、投机）。小资青年和工农青年指的是大体上安于现状的白领和蓝领劳动者，上进青年特指其中努力往上爬的青年。小资青年一般也想要往上爬，但通常缺乏有效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是口头上进派。
优秀青年包括：文艺、学术、知识、道德、爱国、激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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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青年对于某一门学科充满渴求或对某一个大学者充满敬仰，因此带着一种神圣感钻研于其中。这些人容易进入的误区是：眼界狭隘。他们常常仔细读了一两本“经典”就自已为掌握了葵花宝典式的真理，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但实际上对于其他领域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也就对其他领域的学术青年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他们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号是“跨学科”，其实不过是把两个或更多个近视眼合在一起而已，并不能起到根本上的补救作用。虽然他们彼此看不起，但他们也都会一致对外，瞧不起貌似无所不知的知识青年，这就是所谓的学者（学术型知识分子）与文人（文学型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轻蔑。大学被这些人所占据，而且这些人只会招募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从而导致大学的败坏。
知识青年则对于万事万物都有浓厚兴趣，哪里不明白就研究哪里，务必做到对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全都略知一二为满足。这些人容易进入的误区是：思想浅薄。他们擅长写千字文、擅长说段子，因此颇得别人喜欢，他们也以此为豪，尤其看不起纠缠于细节的学术青年。检验思想是否浅薄，可以有两个简单的依据，一是能否写出逻辑严密、简明扼要的一万字以上的文章，二是能否在不作任何准备和不借助任何材料的条件下，向别人讲半个小时而不使听者感到无聊。媒体被这些人所占据，而且这些人只会招募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从而导致媒体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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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青年以文化启蒙为己任，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试图唤醒国民的理性反思精神，其中根据理念的不同又可分为科学派（常以反对资本主义为旗帜）和民主派（常以反对专制主义为旗帜）。两派都会有一些口头革命分子，也就是那些教条主义倾向较为强烈的激进青年，因为教条，所以容易导致对于行动的号召，但也同样是因为教条，所以导致他们的号召缺乏说服力。
公民青年愿意抛下个人得失的考虑，承担起道德、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风险，从事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工作。
普通青年和优秀青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例如小资青年与文艺青年有时就很难划清界限，工农青年和爱国青年也常常有重合，上进青年与激进青年的区别也常常只在一线之间，这些重合与转化并不是偶然的。
由于受到一次在读书会中的争论的刺激，我运用当时所掌握的生物学、社会学知识，系统地思考了性别问题，写了《性别歧视，还是阶级压迫？——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探讨》，部分内容实际上延续了中产阶级批判的主题：
从家庭内部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确实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普遍提高，这是一种进步。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女性依然是受到压迫、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唯一的区别只是她们从父权制家庭的等级结构转移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中，也就是说，压迫和剥削她们劳动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随着物质生产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父权制家庭直接行使的劳动剥削功能被资本主义企业取代了。因此，这种地位提高主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正是大多数男性地位的下降才造成了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而且，在对女性劳动者的剥削中，企业比家庭提供的保护更少，因为企业向女性索取的劳动中并不包括生育劳动，而女性的身体就是生育劳动的生产工具，为了获得高质量的生育劳动就必须保养好女性的身体。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父权的衰落并不惋惜，又有什么理由去欢呼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或工业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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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迟或早地，统治阶级会发现，先前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需要用强制力来完成的剥削过程（如收租收税、征用民力），到了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得出奇地简单：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比武力的强制更加有效，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并不常见的工人罢工和更加少见的工人起义），这种强制是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的：军队是救灾的天使，警察是打击偷盗的守护神——这正应了古话所说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对于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来说，真真是妙不可言！在这个制度下，资产阶级雇主对待自己雇佣的工人还不如农民对待自己养的牲口或奴隶主对待自己买来的奴隶：牲口或奴隶死了尚且会觉得可惜，雇工一旦失去合格的劳动能力则只要简单地辞退并补充新的工人就行了——没有文化、没有“关系”，给你一个糊口的机会就已经是恩赐了！
因此在工业社会里，体力性蓝领雇工的地位相当于过去地主家里的短工，专业性白领雇工相当于过去地主家里的长工或佃农，掌握少量货币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则相当于过去的自耕农。相同的是，短工想做长工、长工想做佃农、佃农想做自耕农、自耕农想做地主，所有劳动者（至少在年轻时）都在做着让自己翻身、让别人继续受苦的黄粱美梦。不同的则是，从奴隶到农奴、小农，再到今天的工人，越来越大的人身自由反而带来了越来越沉重和越来越隐蔽的剥削。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它虽然带来了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但却造成了人性和能力的退化！对于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一方面，人们越是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产品就越是反过来奴役他们，因为雇主为了获取利润而给这些产品定了高于劳动成本（包括直接劳动和蕴含在原材料里的间接劳动）的价格；但另一方面，为了换取用来养家糊口的货币，他们又不得不付出比在农业社会里更多的劳动，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限制被工业化的成果（电力）打破了。于是，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就陷入了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而不再有任何发展自己潜能的机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被通过垄断货币而从中牟利的资产阶级雇主榨干身上的劳动力，沦为雇主的赚钱机器。工业化的技术进步给少数人带来了纸醉金迷的宫殿，却给大多数人带来了血汗工厂的牢笼。
统治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如鱼得水，他们吮吸着劳动阶级的血而纵情享乐，却也因为他们的寄生性而比劳动阶级退化得更快。工业社会的统治者比农业社会更无能（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由世袭仪式转为选举仪式），更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所赋予他们的“神力”，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也更迷信，除了传统的风水测字、求神拜佛、个人魅力之外，还有现代的商标、企业文化、统计报表。
工业社会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社会结构上。简单地说，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像一个洋葱，而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则像一座金字塔。农业社会的统治关系是从家庭（生产单位）到宗族、乡绅（小地主）再到文官政府（大地主），多层递进、一目了然，在每一个层次都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工业社会的统治关系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这是因为新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数占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10%-20%，通常被模糊地称之为“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成员虽然主要进行脑力劳动，但却并不是处在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被资产阶级雇主以高薪收买来用作（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体力劳动者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包括：发展和使用技术（针对物或针对人）、执行管理和销售任务。所谓管理，就是既让劳动者在被剥削时心甘情愿甚至兴高采烈，又让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尝尝经济制裁或身体-精神惩罚的滋味，不用说，这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任务，需要由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分工完成。管理的目标是维持统治稳定，技术的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销售的目标则是把稳定和高效的剥削转化为少数人独享的利润。如果说劳动阶级整体上相当于过去的奴隶，那么中产阶级可以被称为奴才，也就是才能较高的那些奴隶。他们的优秀才能虽然不足以让他们跻身统治阶级，但也足够让他们获准比普通劳动者更高一等了，同时也使得工业时代的统治者虽然能力退化了，但却能比农业时代的统治者更加稳固地维持统治。
在正式收买中产阶级之前，资产阶级要借助其统治下的国家，通过教育体制尤其是大学来完成对于这些未来中产阶级成员的驯化。一方面，教给他们一些知识和技能、发给他们一张特许经营证明（文凭），从而在客观上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奢侈消费的生活习惯以及为了权威（家长、老师、老板）指定的目标而主动奋斗的工作习惯，并创造一个同气相投的社会交往部落（通过各种奢侈性的消磨时间和消耗金钱的习惯），从而在主观上做好准备。
因此，现在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劳力者治于劳心者，劳心者治于不劳者（高官巨富）”。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模糊了统治者和劳动者的界限，因此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变得更难看清楚了。不过，有一个指标能可靠地反映中产阶级的崛起，那就是服务行业（所谓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占总人口极少数（1%左右）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如此巨大的私人服务需求，而占总人口大多数（80%左右）的工人阶级由于囊中羞涩，往往只负担得起那些廉价的或甚至是免费的服务。于是，紧接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之后，服务行业就会快速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性保安和女性保姆。
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社会里，例如我国，受到压迫最深的工人是那些出生在农村的工人，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底层的劳动岗位。其中，女性主要从事个人服务或轻体力工作，例如轻工业流水线、保姆、餐馆服务、清洁、娼妓，男性则主要从事重体力工作，例如重工业流水线、矿工、建筑、保安、货运。他们的微薄收入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寄回农村来贴补留守家乡的老幼妇的生活。在这个脏活累活的世界中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因为男女的报酬都一样低（相对于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承受的风险而言）。甚至按照女权主义的逻辑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对男性的歧视，因为男性底层劳动岗位的工作环境一般比女性更加恶劣。无论如何，这些工作都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升迁机会，但从业者的数量却非常大，远远多于有职业上升空间的白领工人。工厂工人即使有微小的升迁机会，升迁的空间也受到文凭的限制，最多升到高级监工（如车间主任）。可以说，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对于大多数工人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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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大多数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并不存在、家庭领域的性别歧视也已经并继续在减轻，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别歧视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白领职业了，尤其是女性在其中缺乏升迁的机会。但这个批评本身却是非常奇怪的，它不仅忽略了工人中的大多数，更忽略了所谓“升迁”的实质。得到升迁的白领，只是那些有能力帮助老板从普通员工身上榨取更多劳动从而收获更多“利润”的人，他们可不是因为表现出追求平等的渴望而被老板提升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是男性而得到青睐的。之所以得到升迁的多数是男性，是因为男性的生理因素（大脑构造和激素分泌）使得男性一般比女性更注重权力，也就是说，适合做压迫者的男性多于女性。当然，女性同样可以爬到社会最高层，例如八十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在她的铁腕治下，普通工人的福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板们拍手称快。因此，那些虽然有颗男儿心但由于有个女儿身而得不到升迁的人并不值得同情：那些克服了重重歧视而爬到管理层的女性，难道不像那些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发家致富的男性一样，都是等级秩序最坚定最凶恶的看家狗么？对于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来说，甚至应该为资产阶级在提拔走狗时的这种愚蠢和肤浅而说声谢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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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有一些人会想方设法从被别人压迫的阶级挤进压迫别人的阶级，只是惯常的道路不同而已。男性主要通过激烈的组织内竞争，女性则主要通过个体化的婚姻市场，虽然在这种竞争中女性并不采取组织内竞争那些明显的、冷酷的手段，但竞争的激烈程度是丝毫不差的——比如，穿着打扮就是一项长期习得的技能。对于追求社会平等的人来说，这两条道路难道有哪一个是值得称赞的？况且，即使社会上层中的男女人数相等，就能说明性别不平等不存在了吗？同样的问题可以去问问美国黑人：奥巴马上台后，普通黑人在美国的地位是不是上升了？还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农民工：几个农民工被选为人大代表后，普通农民工的处境是不是改善了？
除了缺乏升迁机会之外，女权主义者还指责父权制家庭往往会阻碍女孩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损害了女性从事专业性白领工作的潜在能力。且不说这种阻碍只是一些仍然极端贫穷的农村里的情况，而农民正在大量地、永久性地从农村外流，进入城市并在工业或服务业中讨生活；单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在现存条件下，这真的是一条通往社会平等的道路吗？
事实是，不用说所有人的社会平等，甚至连男女的性别平等也无法通过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来达到，因为在白领工作的升迁机会上仍将存在广泛的性别不平等。这些女权主义者号称追求社会平等，但她们对于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痴迷实在是让人感到奇怪：她们是在为哪些人追求平等？首先，劳动是不应该有贵贱高低之分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在创造自己或其他人所需要的价值，而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生理需要。即使有相同数量的男女从事高收入白领的工作，我们要问，如果一个女性（男性也是同样）既没有出众的知识、技能，也没有出众的外貌，那么她的劳动就活该不值钱、活该被鄙视了吗？通过教育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只不过是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更加稀缺，但是，人就应该像狗一样被当作商品来定价买卖吗？更重要的是，教育中现有的不平等主要是表现为城乡差距的阶层差距（阶层是指同一阶级内部的分层），而不是男女的性别差异。对于教育的投入需要花钱花时间，或者需要父母自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而普通工人家庭（即今天的农民工）的父母则既没有大量空闲时间也没有大量的积蓄，大多也没有很好的文化基础，这就注定了子承父业成为多数孩子的命运，而农民的处境还比不上工人。其实，工业社会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与农业社会里小农家庭之间的竞争很相似：当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时，小农家庭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土地需要依附于统治者；当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时，工业工人为了获得更稀缺的知识和技能需要进入由统治者制定规则的教育体制，从而获得以文凭为标志的特权。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个人化的竞争不但不能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而使不平等被稳固地维持下去。
最后，一些女权主义者还批评女性在雇佣劳动中受到了歧视性待遇。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批评。第一，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主要出在正式工与非正式工（派遣工、临时工、学生工）之间而不是在男女之间。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占据更多的底层劳动岗位。第三，女工平均工资低于男工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力自由买卖市场决定的，这是因为大量的工作是有性别倾向的，尤其是通过“升迁”而得到的管理性工作。除了管理性工作之外，普通工作中的性别倾向也是由男女的生理差异（包括由此导致的心理差异）所造成的，比如在工业中，女性动作比较灵活所以适合轻工业，男性体力更好所以适合重工业，又比如在文化教育行业中，女性擅长人际交往所以适合做教师，男性擅长逻辑推理所以适合做研究员。普通工作中与性别倾向相伴随的女工平均工资更低的现象，不是出于雇主的性别歧视，而是出于雇主根据其所看到的女性的一般特点而对自己的利益和风险所进行的计算：首先，女性在家庭劳动中（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投入的精力一般比男性更多，从而影响到她在工作中的投入；其次，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具有屈从性、更不倾向于反抗不公正，而且女工即使反抗起来也更容易镇压。少部分女性因此而受到损失，并不能说明这是雇主对于女性的歧视，而只是说明雇主接受并利用了女性更顾家、更不易反抗的现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第四，相同工作上的男女薪酬差异一般不是来自于固定工资，而是来自于绩效奖金，是对于男性更加努力工作、为雇主获得更大利润的回报，这一努力的背后往往是“升迁”的动机，而女性的这一动机一般低于男性；即使这一差异发生在固定工资或奖金分配标准上（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这也主要是出于雇主对风险和利润的计算，就如上述第三点中分析的那样，而不是因为雇主存在恶意的性别歧视。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不是在雇佣劳动中，而是在没有正式雇佣关系、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中（包括家务活和生育抚养小孩）。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庭劳动的价值从农业社会至今一直受到贬低，这才是女性地位低下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在不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夫妻平均分担家务劳动和生育抚养劳动。但是，怎么才能精确地衡量家务劳动，怎么才能做到平均分担呢？看一看男生宿舍的脏乱和女生宿舍的整洁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在夫妻地位平等的情况下，妻子出于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考虑，也会承担起更多的家务。更何况，只要不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资源分配状况，在大多数的家庭中，丈夫的家庭出身、现在的经济收入或未来的升迁机会就会高于妻子，也就是说作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丈夫的社会地位一般会高于妻子，再加上女性一般比男性有更强的屈从性与合作性，因此就更容易接受一个承担更多家庭劳动的角色。再者，女性在生育抚养上付出的劳动，男性又能如何去分担？因此，对家庭劳动的平均分担在现存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技进步到取消女性单方面养育重担的那一天以前，在社会制度进步到取消阶级压迫、没有女人嫌贫爱富也没有男人嫌丑爱美的那一天之前，与其要求同时进行雇佣劳动的男女同工同酬和家务劳动的男女平均分担，不如想办法为家务活和生育抚养小孩的家庭劳动争取报酬。这即使不能使女性在社会上获得完全的平等，至少能使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从奴隶变为雇工，在选择被谁剥削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因而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只要女权主义者还把注意力集中在白领职业上，只要她们还寄希望于让那个由资产阶级撑腰的政府来解决问题，那么就连这个微小的目标都很难实现。
……
隐藏在这些女权主义者所有“性别歧视”的指责背后的，是一种奇特的人性观，一种不但看不到阶级差异而且连生理差异也被抹杀了的人性观。她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常常拒绝承认男女之间在生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区别，即使这种区别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都能看得到，例如女婴注视着人的时间比男婴更多，男婴则更好动、睡得更少。她们常常把女性看做是社会偏见的牺牲品，坚持认为女性本不应该比男性更顾家、更屈从，这些常见的品质或角色都是外在的社会压力造成的，通常这种社会压力被笼统地称为“父权制”（或“（男性）家长制”）。但是，把父母压迫子女、丈夫压迫妻子的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父权制”，其实只不过是对于现象的归纳而不是对于原因的解释。更何况，这种不承认任何制约条件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于具体行动是没有帮助的，它不但使得女权主义者被性别歧视扭曲了视线、被性别不平等蒙蔽了视野，而且在实践中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了建造空中楼阁的激情上。
与这种人性可以被任意塑造的观点相应的是，女权主义者往往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尤其是婴幼儿抚养，也包括各种社会宣传、学校教育）上。她们常常设想通过中性化甚至是男性化的儿童抚养方式，并辅之以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的鼓励，以便使女性也能够并且愿意去做那些传统上认为更适合男性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设想至少包含着三个严重缺陷。第一，由于生理的限制，这个设想很难实现。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下子跳到“男人女人宁有种乎”只有在头脑中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的界限比阶级的界限更难跨越。例如，以色列集体农社（kibbutz）的学校鼓励学生不分性别地从事各种劳动，但人们的职业选择仍然呈现出传统的性别特征；学校的一切场所都不分男女，包括宿舍和厕所，但是到了青春期，女性开始对于在男性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羞怯，而男性则并没有产生这种感觉。第二，这个设想暗含着对于女性传统上从事的劳动的自我贬低，比如，认为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活是低级的劳动。这种自我贬低类似于那种许多黑人觉得浅肤色更有魅力的逆向种族主义，这恰恰是女权主义者在表面上的激烈言辞中所极力驳斥的，但遗憾的是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自己也不能免俗。第三，在这个对教育的倡议之中还忽略了由谁来执行的问题，并且常使人觉得似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的强制——问题同样是，由谁来执行这些强制呢？
更重要的是，对于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的热忱希望，反映了这些女权主义者完全不理解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她们似乎把人的头脑看成是被动接受外来影响的一张白纸，所有的观念都是外在灌输的。但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对于重复接收的信息并不是一概相信的，有时也会怀疑、会拒绝，甚至会叛逆，这就体现出我们的头脑并不是一张任由“社会”来书写的白纸。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文教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基本上就是被曾经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洗脑、缺乏个人主见和理性思考却又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井底之蛙。这些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要解放思想的号召，就像那个反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的皇帝一样可笑。她们根本不知道，沉重的劳动剥削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使得思想解放成为不可能的：前者让人失去学习知识、开拓眼界的时间和精力，后者让女性不得不出于对后代的考虑而更倾向和地位高、资源多的男性结婚（这种“考虑”常常是下意识的和不精确的，就像男性“考虑”女性的生育能力一样，是某种出于本能的东西，而这种本能是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当然，她们作为幸运地经历了安闲舒适的大学生活以及随后的白领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也确实没有经历过这样沉重的劳动剥削，而且她们（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一般也不承认自己在择偶标准上是嫌贫爱富的，是与她们所号称的平等主义追求相反的——就像许多声称追求社会平等的男性不承认自己在择偶时嫌丑爱美一样。如果要避免暴露自己的择偶标准，从而避免暴露这些女权主义者的主张的虚伪性，确实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去择偶（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选择独身。一些女权主义者确实这么做了，但很难说这主要是出于她们自己宣称的那些女权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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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天然有别的否认，不仅使得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完全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更是暴露了她们所倡导的那种女权主义的中产阶级性质：渴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却闭口不谈自己已经拥有的特权。这在恋爱、婚姻等与性行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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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权力，迫使男性为了获得性行为的机会而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去讨好女性，例如财物贿赂、对未来的承诺、夸耀性的自我展示（主要通过语言）。自由恋爱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给女性去试探男性的真实社会地位和对配偶的忠诚度的绝佳机会，同时这也就更加确保了地位高的男性能够找到生育能力强的女性。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在繁衍后代的同性竞争中相对于女性来说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因为女性一般会嫁给比自己地位更高的男性，从而为自己的后代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女性宁可和其他女性共用一个地位高的男性，也不愿意和一个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结婚。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女性权力导致男性采取强迫的手段来获得性行为的机会，显然，这些男性大都是社会地位较低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强奸不是个人犯罪，而是社会病变。食物与生育机会这两种人类基本需求的不平等，同样都是激发下层男性揭竿造反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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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原因。一旦选择和比自己地位高的男性结婚，妻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受到丈夫的压迫，就不能说是因为父权制了，原因只是简单的地位差别而已。而即使是地位相近的男女结合，男方依然比女方有更大的可能性占据二人关系中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第一，女性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只能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劳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赖于男性，但男性则随时存在着使其他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这会导致男性用于某一个孩子身上的生活必需品被分散），为了换取男性对于自己和孩子的资源投入，女性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第二，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一般比父亲更紧密（即使不谈女性天生的“母性”的话，这至少是因为怀孕和哺乳都是女性的活动，而所有人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总是倍加珍惜的），因此男性常常能够以抛弃家小作为要挟来使女性就范，对于从事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的下层劳动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第三，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男性一般因为比女性更具有竞争性、进攻性以及为雇主付出更多劳动而更容易在白领职业中获得升迁，从而丈夫会在社会地位上渐渐超过妻子。无论如何，地位高的人压迫地位低的人，所用的手段无非是威逼利诱，而不需要通过歧视，歧视只是让这种压迫显得名正言顺、自然而然的一个借口。表面上看起来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男性丈夫对于女性妻子的压迫，实际上则是整个社会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延伸：谁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
女权主义者避而不谈女性在择偶市场上对于贫穷男性的优势地位，正如自由主义者避而不谈中产阶级在工作市场上对于普通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反映出这些人都是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只挑那些有利于自己的话来说。比如，她们从来不会反对一夫一妻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用来维持中产阶级的婚姻稳定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实际上发生的从来都是一夫多妻制（同时的多妻属于非法，但先后的多妻就算合法）。一夫一妻制保证了郎才和女貌能够一一对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中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代代相传（不至于因为婚外情而分散了原本就不算雄厚的经济资源），从而让他们俯首帖耳地为资产阶级剥削普通劳动者的事业服务。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一夫一妻制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们的婚姻天然地就是一夫一妻的：男性缺钱，女性缺色，双方都缺乏吸引第三者插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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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拒不承认人的动物性的前提下，女权主义者才能义正词严地指责社会把女性看作是满足（社会上层）男性性欲的玩物或（社会下层）生儿育女的工具，而同时却不批评社会把男性看作是为了获得更高地位、更多资源而互相竞争的机器，更看不到“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却被表现为和误认为是“社会”的思想）对于男性的歧视常常伴随着对于被歧视男性的排斥、甚至是肉体消灭，而对于女性的歧视则常常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这种对于两性的区别对待不是出于什么阴谋，而是出于两性在生存繁衍活动中的不同角色，是千百万年以来人类不平等的历史造成的：在阶级压迫之下，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统治者获得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而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更多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以及对资源的争夺，女性更多从事生命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千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历史，使得女性关心孩子的“母性”倾向和男性喜好竞争的“男子汉”倾向通过后代更强的生存适应性而在基因中保存下来并逐渐成为主流，而与这种倾向相反的基因在历史中则被逐渐淘汰了。同样，女性对于男性地位和能力的敏锐知觉也是人类演化历史的产物，这就构成了女性的天生倾向中与男性相似的那一部分。我们需要通过出生之后的学习来使这些倾向得以更好地发挥，但这些倾向本身并不是通过学习才获得的，要对抗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因而也是很困难的。例如，在以色列集体农社（kibbutz）的实验中，创建集体农社的那一代人设计由农社的儿童中心来抚养婴儿，目的是消除基于家庭劳动的性别不平等，让女性从繁琐的抚养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到了第二代人，女性就投票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并且取得了成功，而多数男性则仍然喜欢集体抚养。
真正的平等需要建立在认识、尊重人的个体差异而不是拒绝、抹杀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劳动不分贵贱，只有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才是罪恶的。更重要的是，男女两性不同的个性倾向既可以为不平等的社会服务，也可以为推翻不平等的集体行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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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表面上看是性别歧视（或者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等基于身份的不公正）的地方，背后一般都是阶级压迫在起作用。
阶级不是一种个人身份，而是一种人际关系、一种社会功能。在等级社会中，一个人在与别人发生的关系或在社会中起到的功能中，只有三种可能：剥削别人（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帮助别人完成剥削（作为劳动者的中产阶级）、被别人剥削（作为劳动者的和被统治者的工人阶级）。这种不同来自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阶级压迫可以导致各种类型的身份歧视，典型的表现就是嫌贫爱富，但这同样也不是对于“穷人”这个身份本身的歧视，而是对于这个身份所表示的社会地位的歧视，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仅穷（暴发户仅仅是有钱，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嫉妒），而且缺少文化（流浪艺人仅仅是有文化，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同情），并且没有与合法或非法暴力的“关系”（土匪和兵痞仅仅是有这种“关系”，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厌恶）。歧视总是指向那些缺乏各种资源（文化、经济、政治）的人，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对象：有时是女性，有时是男性，有时是黑人，有时是农民，有时是残疾人，有时是老年人，有时是年轻人，等等。
把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于身份歧视，是一种肤浅的、想当然的想法。利益竞争的双方所占有的资源不平等才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也就是说，社会不公正来源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歧视只是伴随着不公正而产生的附属品，是为了在事后给这种不公正找借口才产生的，而绝不是歧视本身导致了不公正。女权主义者如果不拒绝思考，不把探寻事物本质的理性思考一概贬低为男性或“父权”的阴谋，就需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现象本身就是一切吗？而对于女权主义本身，则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眼下流行的那些女权主义呼声是不是只考虑了与其地位相似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广大的工人阶级女性更需要的是女权主义所呼吁的男女平等，还是消除了阶级压迫的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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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别歧视而言，在农业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实际上是出于土地所有者对无地劳动者的压迫，因为男性家长通过成为家中的主要农业劳动力而实际上成为了家庭土地的主人，他在社会上被地主所压迫，在家里则反过来压迫女性成员；而在工业社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低下，则直接源于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压迫，而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低下，则源于男性由于更具权力欲而更易在组织中获得升迁，从而比妻子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在这些情况中，虽然都存在着与性别相关的不平等，但都不能证明这些不平等是因为“性别歧视”。这些不平等的存在，都是因为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被阶级压迫的力量所利用了。性别不平等与劳动阶级内部的所有不平等一样，能够为统治阶级带来两种好处，一方面是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间接降低了反抗的可能性：地位更高的劳动者不愿意与其他劳动者一起团结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因为无论这种反抗是赢是输，都将会威胁到他现在所享有的那一点点特权——臣妾总是极少反对夫君的。
因为自己拥有某一身份，就要求得到待遇的改善和地位的上升，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怨妇或腐儒的心态，不管它被包装成女权主义来为少数女性谋利，还是被包装成“哲学王”、“文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论来为少数男性谋利。真正的统治阶级只干不说。下层的劳动阶级则由于不得不从事低薪、无趣、高强度的工作，而往往极力避免谈论自己低下的社会身份，最底层的人甚至常常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处在中间地位的人却最聒噪，他们既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忠心进谏，也要为自己邀功请赏。中产阶级的这些哀怨很容易博得统治阶级的“同情”，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里不存在对于他们统治地位的任何威胁，有的只是机会，一个既可以分裂中产阶级本身、又可以加深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分裂的机会。因此，这些哀怨堂而皇之地进入政府资助的象牙塔和资产阶级资助的慈善机构，摇身一变而成为学术研究、社会事业，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不过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罢了。这些女权主义者拿着平等的口号来抱怨身处中产阶级的不自由，期望骗取全体劳动阶级的支持，但这种事情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而且做得更加精心、更有组织——那些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归咎于党国专权、民众愚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自己既很少受到党国的青睐，也很少受到民众的欢迎）以及台前幕后的国内外老板，正是这些女权主义者难以企及的模范，因为他们很少会像这些女权主义者那样招来中产阶级男性、下层知识分子、广大工人阶级的怀疑甚至敌意。
就我国当下的这些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的诉求在现存条件下只能通过政府才能得到伸张，但“现存条件”却是，这个政府本身不是由她们说了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因此非常讽刺的是，她们的诉求恰恰是增强了她们所极力反对的“父权制”统治的力量，正是她们自己在最热烈地呼唤一个慈父的登场。从暴君到慈父，看来就是这些“女权主义”诉求所能希望的全部了，她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权力从来都是有软硬兼施的两面性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一个戴着“与贫困宣战”面具的慈父确实在美国闪亮登场了，但慈父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随着里根的上台，社会福利和工人组织都遭到强烈的反攻，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这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经历了稳步的下降，而中产阶级由于已经得到了稳定的优越地位，在这一轮反攻中束手旁观，只是到了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才策动起虚张声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展现了自己的存在。中产阶级如果不能摆脱它的奴才性，始终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比普通劳动者更好只是凭自己“能力”参加公平竞争的结果，那么由它领导的社会运动，就永远是这副德性：在要求更多权利的时候拉拢工人阶级，但在自己获得好处之后就不再去管工人阶级的死活了。韩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历史则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但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能够成为第一个例外吗？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希望，因为她们这种过于咄咄逼人的架势，以及过于纠缠在“名分”上的倾向，都把她们局限在一个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中产阶级小圈子里，不用说拉拢其他受压迫更深的人，不让她们的听众感到厌恶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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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升迁受挫，这些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就很容易转向女权主义的一套说辞来为自己找理由，上纲上线地把怨气发泄在一个既邪恶透顶而又无所不能的敌人头上：“性别歧视”、“父权制”、“某某遗毒”——这些表示罪大恶极的词语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像极了泼妇骂街的招数，虽然没什么实际作用，但很能过过嘴瘾。由于她们的说辞主要来自于情绪的推动，而且她们在讨伐社会的行为本身当中已经获得了虚假的力量感，因此就常常缺乏深层的思考、忽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使得自己的观点错漏百出、经不起推敲。当然，她们连男女生理上这么明显的限制都不承认，就更难指望她们去发现、更不用说去承认自己的阶级局限了。实际上，在她们大声斥责性别歧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对职业升迁不抱什么想头的游民知识分子，分明感到被她们歧视了！
与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与性别有关的歧视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因为贫穷而被迫打光棍或即使结婚但却养不起家的男性，正所谓“笑贫不笑娼”。不过，他们知道自己被歧视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男性身份，而只是因为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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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如果没有普通劳动者要求的平等作为基础，那么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自由、一种泯灭人性的自由。归根到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阻碍社会平等的首要敌人都是阶级压迫，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而且，没有彻底的社会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为此，追求男女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成为追求社会普遍平等的人权主义者，这个“权”不是权利的权，而是权力的权。权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美好的权利只有在残酷的战斗获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而战斗的行为本身就赋予了战斗者以权力。战斗决不是讨价还价：权利从来不是弱者从压迫者那里讨来的，而是强者自己抢来的。因此，通往社会平等的道路不是上网围观上街呼吁，而是上天取经上山砍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直报怨”。即使失败也无须哭泣，因为眼泪不是战士的武器，而失败的战士依旧是一个光荣的战士，这份荣耀将会鼓舞后来者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