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书的时候,我似乎懂了借酒消的不是愁
吟诗、抚琴、饮酒,文学、音乐、酒精。我们同古人也可以很相似。在周而复始的日子里,是否也曾向往过竹林里的高谈阔论?偕三五好友,登山游水,说着光怪陆离的梦。但嬉笑、畅饮等同快乐吗?
夏侯玄的离开使名士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等纷纷从权利争夺中抽身,隐退山林。环境的改变使玄学思潮也发生了变化,从援道入儒到追求个人的自由,以及对“无为政治”的缄口不言。竹林成为了主要的清谈场所,他们也因此被称作“竹林七贤”。

隐居山林是否真是他们心之所向?
阮家因精修儒学而兴起,阮籍更是儒道兼修。成年后的阮籍虽崇尚老庄,但多年的儒学背景使他懂得隐忍和退让。阮籍曾观临楚汉古战场,望着茫茫苍野,发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籍本有济世之志,却仕途多舛,最后不得不明哲保身,登山临水,高蹈远引。内心的隐忍和对现实的妥协使他终日煎熬“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相反,嵇康更多的是张扬与决绝。他以《难自然好学论》,怒怼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称六经限制了人的欲望,违背了人的本性。又以《与山巨源绝交书》痛斥觊觎曹魏王位的司马一族。更在毌丘俭兵变时,企图在山阳响应,却被山涛阻止。他们并非爱竹林,只是政治压迫下有太多不得已。
《野草》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明暗之间,他们将愁浓成了酒,入了喉,也散在了心头。

他们所不耻的是否真是儒教礼学?
从行为上看,他们确实不守礼法。嵇康认为“仁义道德美名的确立,使人类变得争名夺利;繁琐的礼仪教育,使人类的真情丧失殆尽”。阮籍也曾将礼法比作裤裆里的败絮,而礼法之士则是藏匿其中的虱子。更甚者为刘伶,常裸身于家中,有客来访时,被质问为何不守礼法,刘伶却将房屋比作衣裳,进而质问客人为何钻进他的裤裆。但行为的不羁是否真能印证内心?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阮籍曾坚决反对儿子阮浑加入放达之列,也许他从不认为这条路是对的。嵇康也一样。他曾在《家诫》中教导儿子,做人需小心谨慎,勿与人争论。若他们真的鄙夷儒教礼学,为何会阻止后辈效仿?也许他们才是礼教的真实信奉者,信仰遭到亵渎却束手无策,只能闭口不谈,甚至用更激烈的方式宣泄内心的愤懑。

他们所憎恶的到底是什么?
汉代以来,实行“以孝治天下”,孝道伦理成为了国家统治的工具。曹操统治初期,招贤纳士不论忠孝,因此他也实在不算是礼教的忠实信徒。但遇到异己时,他却又以不忠不孝之名,将其铲除,孔融便是其中之一。曹操对礼教的崇尚并非信仰,而是利己。这也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普遍存在。汉末曾有一位县吏,为了请假谎称母亲病了,事情败露后,按不孝之罪予以死刑。类似荒唐之事,不在少数。忠、孝、仁、义,被权利利用,被欲望亵渎。
竹林之士所憎恶的,也许正是这些利用礼教的谋利之徒吧。景元三年(262年)吕安遭人诬陷,嵇康前来为其作证,却因“为不孝者作证属同罪”,被斩于洛阳东市。何其讽刺,何其荒唐。临刑前,一曲《广陵散》说尽了一生的悲哀与痛苦,理想和抱负。

竹林风度引来众多名士效仿,玄学思潮也因此有了后来的元康和江左两个时期。然,皆徒有其表,但失其骨。因为他们学不来的是推杯换盏间的无奈和对国家满腔的热爱。
参考书籍:
1. 《玄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1927。
不知感悟:
竹林七贤中,为何独谈阮籍和嵇康?因为不羁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但他们却多了分隐忍与克制。魏晋有趣的人很多,刘伶、山涛、阮咸等皆是奇才。想要了解,可阅读《世说新语》~
我的文字还太稚嫩,观点也不够深刻。但,我会继续加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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