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哲学家1

时间线

时间的最大麻烦在于，我们都是它小径分岔的节点中的事件，却渴望用上帝之眼来综观全貌。毫无疑问，我们组成了时间，时间也在我们之中。但我们并不是时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触及时间，但我们从未将之完全地、如同一个铅球般掌握在手中。当我们要把握它，时间像雪花一样融化于手掌。时间消融于我们。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时间的伟大和不可捉摸。事物作为现象和事物作为物自身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区分不可有一刻疏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康德对于物自身的执着乃是一种理性的“谦逊”。现象和物自身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意识的有限性把现象交由我们去认识，把物自身交由我们去敬畏。

作为现象的时间和作为物自身的时间，是同一个时间。有时候我们思考现象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思考物自身的时间。错误发生在，用现象时间的模式来理解物自身时间，用康德的话说，把知性范畴套用到理性上去。比如说，拿着日历来确定末世来临的日子。末世论的时间是信仰者的物自身，而不是信仰者的现象。信仰中永远包含着对于最后日子的期待，然而，如果这个日子被拙劣的模仿者确定下来，它不是加强信仰，而毋宁是让信仰庸俗化。俗世的人们会因为这个日子没有在现象界应验，而嘲笑信仰本身。

乌托邦主义的错误，就在于现象对于物自身的僭越。乌托邦主义者无不相信，理性构建的美和善可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终点，却完全没有想到，真正的美和善是必然脱离理性控制的。这里的“理性”当然只是“把知性范畴误用于理性之上”的理性，而不是用于调节和归类知性范畴的那个谦逊的理性。乌托邦主义者大多狂妄，且用狂妄来吸引盲从。

如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时间线的话，时间线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螺旋的。时间线是多、无穷。时间线以不同的事件节点的相联而构成。这种节点联结所构成的可见的线路，犹如人类历史的基因片段。它们是人类行为的密码组合，并且有可能在另一个时间、地点，乃至未来的某个时间地点重新轮回。

广义的人文学科所研究的无非就是“时间线”。文学家演绎人性的时间线，历史学家发掘事件的时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