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情爱

杀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情爱

杀父

昨天把孙悟空的文章及讨论又思考了一下。今天我们可能相对的比较容易能接受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批判性和原创性这样的观点。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局限呢？我认为源头在于我们神话的发育不充分。神话对于人类文明非常重要，它塑造了文明和民族的性格。宗教、哲学和纯数学是神话后来发展出的三个不同方向，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和走向。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是俄狄浦斯情结，即杀父娶母。在中国杀父情节是缺失的。杀父神话可能非常古老。（这个问题将在乳房的文章中更详细一些的谈谈。）它的核心是：父是邪恶的；儿子是正义的。即杀父有理。圣经中也有这一叙事模式，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认为基督与上帝的关系本身是一种非常晦涩的变形的杀父叙事。所以这就可以解释斯宾格勒的观点，中国的文化春秋之后就没有活力了。因为，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上的造父时期，这时百家争鸣争的是父权。一旦经典形成，父确立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活力就被抑制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一群永远生活在父的阴影下即憋屈又感觉特幸福的儿子们了。可能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知识分子敢于塑造出一个邪恶的父亲的形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甚至天子可杀，父都不可杀。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与情爱

悟空这篇文章涉及的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爱和家庭。其实，傅雷夫妇更适合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大问题，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的构建和性爱的解决方案。这其实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性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中国人在这里做出过一种非常独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造。（这个话题明年将写长文探讨，在这里只是简单来说。）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家庭与性爱是分离的。夫妻关系是由家庭（身后是社会）决定不可改变。与今天的想象不同，历史上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妻子是具有很高地位的，而且不可私自改变。改变妻子的地位在过去是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甚至要遭到处罚。（比如杜牧著名的爷爷就是一例。）当然，夫妻并不平等，而是等级的。夫妻之间是礼。而非爱情爱。夫妻关系的本质是为了繁衍传宗接代而非宣泄性欲。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欲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情欲的追求是高度自由的。它是通过与妓女的互动获得的。这里是一个互动，不是今天理解的嫖妓。中国的上层妓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制度性的安排。可以说中国的这些妓女是当时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女性。因为她们是世界上最早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从隋朝起中国开始了对于妓女的国家教育，并随后影响到民间。这是非常伟大的创举。不能简单的看成对于女性的迫害。教育的意义是深远。而她们的本质不是卖淫，甚至不能说是卖。准确来说，是由社会安排的构成了知识分子家庭与朝廷之间的一个个人情感的具有社会性即公共性的私生活的空间。她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由相互欣赏而达到一种两情相悦，并非简单的买卖或强迫。

当然，这是一种有历史局限性的安排。它并非男女平等，所以不能说是幸福的。但它的家庭和性爱分离的具体操作过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实，即便今天西方式的家庭和性爱的解决模式就是很完美很幸福吗？显然不是。它也同样存在有许多问题。

但是，在超级的父权和这样家庭情感的制度安排中，中国就获得了一种超级的稳定性。而知识分子的心理总的来说是比较正常平和的。家庭稳定，而情欲又可以得到有效宣泄。他们的压抑来自父而非性压抑。而且，对于父权他们是接受的，几乎没有反抗的意愿。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心态总体上就变得比较平和，中庸，较少变态，和西方式的反叛与许多时候过于强烈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今天可能不容易理解的一个事实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其实较少受到今天我们现代人经常受到的那种家庭与爱情的困扰。他们能比较好的处理这些感情。在历史上他们对于爱的情感不是那么强烈，（当然也有为爱生生死死的情种，）他们感到痛苦最多的是思念。思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理情境，而非西方式的情欲。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活动时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情趣与游戏的态度（这一点从中国的春宫画和艳情诗中表现非常明显）；另一种是带着对于生命流失的深深的痛彻。

立 201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