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逍遥游》之结构
《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开篇，在全书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对于《逍遥游》的行文脉络和精神意旨，自向秀和郭象《庄子注》后，历代注家解者各执一词，分歧颇殊，时至今日也未有定论。本文尝试在文本基础上，结合各家注解，辨析取舍，对《逍遥游》一文之结构作一梳理。
一、面临的问题
梳理《逍遥游》结构时会面临诸多难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现有的《逍遥游》文本是否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一问题指向两个方面：一是现有《逍遥游》的版本问题。《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因其言多诡诞，注者多以意去取，郭象所注《庄子》三十三篇被认为“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1]（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其后注疏解释者多依郭本。虽然郭注在庄学研究中影响极大，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郭象的删减编排有悖于《庄子》原貌的可能性，《逍遥游》一篇也是如此，现有的版本是否存在缺失遗漏等问题依然可以存疑。第二个方面是指《逍遥游》自身前后文理的完整性问题，我们所看到的《逍遥游》“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未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林云铭《庄子因》之《逍遥游》篇末评），似乎只是各种断续文字的缀合，那《逍遥游》究竟是不是一完整之篇章，具有内在文意脉络上的前后一贯性呢？
由此生发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梳理《逍遥游》结构就必须了解其前后的思想脉络，那么《逍遥游》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这同样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文字训诂问题，对于关键字词的诠释往往影响着对于整个思想内容的领悟，比如对“逍遥”“天地之正”的理解直接关联着通篇要旨，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第二个困难来自庄子的言说方式，通篇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以及“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表达（《庄子·天下》），这种洸洋自恣的言说使得我们在理解《逍遥游》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的表达，更要领会其言外之趣，理解背后的精神意旨。
因之，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逍遥游》的结构问题，下面我将从对整个文本内容的梳理出发，希望能对《逍遥游》的意旨有所领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构问题。由于篇幅和学识所限，对于文本的梳理将不着眼于个别细琐的文字考证音义辨析，而主要是以其自然段落为单位，或点出关键字句，或理清线索脉络，一切皆立足文本语境，兼考各家之说，以求先明片段之义，然后勾连缝合，于全体能有所贯通领会。
二、文意梳理
在未做出全部梳理之前，尚无法确定《逍遥游》为一完整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一些段落有着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结构，对文本的梳理也是从这些段落入手。
1. 鲲鹏与小鸟
《逍遥游》开篇展示的就是一种阔大雄奇的景象，也是在这一开始就反映出其超脱于“人间世”的指向。鲲鹏图南事，是全篇第一部分，从开篇“北冥有鱼”到“此大小之辩也”。鲲化为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将适南冥，这样的一个故事庄子却讲了两遍：一是以《齐谐》引出，而发议论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二是以汤之问棘引出，而归诸“小大之辩”。注家多认为这是重言，“所以引之者，以前语近怪，且出《齐谐》，恐人疑其不典，故引汤、棘问答以实之”。[2]这种说法有一定问题，本身汤棘之问的内容就不见于史料，不足为典；即使有典籍记载，完全可以于开篇引入，又何须从《齐谐》引出。释德清注：“前引《齐谐》，以证鲲鹏之事，此复引汤之问棘，以证小知大知之事”[3]，但事实上这两次讲述都涉及到了“小大之辩”。在这一部分，郭象注的核心在于从“性分之适”讲大小之辩：“物各有其极，任之则条畅”，大鹏和小鸟各有其性，性各有极，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但是“苟足於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於小鸟，小鸟无羡於天池，而荣愿有余矣”。[4]在郭象看来，大小的差别都有自然定分，非跂慕之所及，因此只要各安其天性，大小虽殊，逍遥一也。即是说，郭注虽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差别，但却否认其有高下之分，认为只要适性即是逍遥，所以郭象眼中翱翔天池的大鹏是逍遥的，毕志榆枋的小鸟也是逍遥的。但正如后来批评郭象者所指出的，称大鹏和蜩鸠逍遥恐非庄子义。
如果我们紧扣文本就会发现，在蜩与学鸠这里，大小之辩说的是“知”与“年”，庄子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带来的“知”的限制。蜩与学鸠之为小，并不是说它们天性差一等，而是说它们受到的限制更多，形体的有限伴随着的是空间的有限，生命的有限，使得它们无法理解（知）鹏的世界，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庄子·秋水》），这是第一次鲲鹏事所强调的“大知”与“小知”，“大年”与“小年”；第二次鲲鹏事讲述，在斥鴳这里点出“此亦飞之至也”，这是要害之处。“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是斥鴳飞的极至，那大鹏就没有极至了吗？“而彼且奚适也？”小小的斥鴳或许不能理解蓬蒿之外的世界，但大鹏也有其所不能抵达的极至，大鹏并非是真正的“大”。如此两相对比才构成庄子“小大之辩”的双重含义：一方面确有大小之别，不过这种区别是来自于时空的限制和由之带来的认知局限，那些受时空限制多的小鸟没办法认识超出其时空以外的大鹏；而另一方面，所谓的大鹏也并非是不受限制，无论是大知小知，大年小年都有其极限，都难以避免“飞之至也”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大鹏还是小鸟都是一样的。
2. 有待与无待
在结束了鲲鹏世界后，开始转向人间世，从“故夫知效一官”一直到“圣人无名”，这是另一个世界。相比于鲲鹏世界，这个世界上是以一个倒转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出现的是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即世俗意义上的能人才士以至德君，但在庄子笔下他们只不过是像毕志榆枋的小鸟一样，沉浮于于政治上的荣辱得失罢了，而能超脱于政治世界是非评价的宋荣子的态度是“笑之”，这就颇值得玩味了，成玄英疏：“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则以大笑小，小者不企”[5]。在鲲鹏世界中，笑的主体是小鸟，对象是大鹏，而在此笑的主体变成了超脱的宋荣子，对象是局限于政治世界的人。宋荣子似乎代表的是像大鹏一类，但在这里庄子直接挑明了宋荣子“犹有未树也”，列子御风而行揭示出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视野，从而指出了宋荣子不过也是在其能够达到的“飞之至也”，而不能上升至列子的境界。但随后再进一步，列子也是有所待，必须凭借风才能行，而真正能够无待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至此，大小之辩的有限性被突破了，“无穷”指向了一个真正无所依赖无所限制的境界，庄子“逍遥游”之义也于此全出。但这一句话殊为费解，郭注：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於大通矣。”[6]
郭象将“乘天地之正”解为“顺万物之性”，依旧是其“性分”“自适”等哲学主张的体现，但恐非庄子义。若依郭说，则大鹏之九万里图南，斥鴳之翱翔蓬蒿之间，宋荣子之定内外辩荣辱，列子之御风而行，皆为顺应其本性，那他们似乎也都应该是逍遥的。但郭象后面又说：“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有待的列子和鲲鹏必须得其所待才能逍遥，最终的结果就是变成了两种逍遥：一种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无待常通，另一种是“顺有待者”，在所待不失的情况下也能同于大通。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应不包括后者，如果有所待，必不失所待才能逍遥，那这种逍遥指向无穷的意味便被取消了，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足自得，大知小知大年小年的区分也便没有意义，这是庄子所不取的。而且，还可以根据后面的一句话进行证明：“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一句总结中的至人、神人、圣人和之前的宋荣子列子等做了截然的区分。宋荣子之定内外，辩荣辱，“是尚有物我荣辱之见存，犹未能脱然无累，卓然自树也。且定内外之分，未能无己也；辩荣辱之境，未能无功与名也。未能无己、无功与名，心亦何能逍遥乎？”[7]列子亦不能如至人之无己，“以形骸未脱，故不能与造物游于无穷，故待风而举，亦不过旬五日而即返，非长往也”。[8]结合上下语境，庄子所谓真正的逍遥者当是“无己”“无功”“无名”之人，超出时空限制指向无穷。王夫之解：“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9]仍不甚确切，不待物、事、实，仍有物己、事功、名实之分，更不可说还要立己、立功、立名了。今人解“逍遥游”，谓之心灵的绝对自由境界，从物理之时空转向心性之境界，颇值玩味，暂存不论。
3. 界心与无用
以下诸段，解者中歧义颇多，有认为“圣人无功”以下内容和整篇《逍遥游》联系不大，是后人陆陆续续加上去的；但更多则是从“无己”“无功”“无名”三个方面阐释，释德清的解释即其中一家。释德清认为“尧让天下”以上内容是寓言，“以下分别指出忘己、忘功、忘名之圣人，以为证据”，具体来说就是“尧让天下，虽能忘功，而未忘让之之名。许由不受天下，虽能忘名，而取自足于己，是未能忘己。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人、兼忘之大圣，以发明逍遥之实证也。”而最后惠子与庄子部分是“卮言”，“大似诙谐戏剧之意，以发自己心事。谓人以庄子言，大而无用，但人不善用，不知无用之用为大用，故假惠子以发之。”[10]另据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提出来一种略有不同的划分，认为“许由不愿居天子之名，证明圣人无名”，“引藐姑射神人，证明至人无己”，宋人资章甫与尧之丧天下是“证明神人无功”，其后惠子与庄子部分“借与惠子辩论，以明无用然后逍遥之旨”。[11]这两说各有道理，但也有牵强处，如释德清言尧之未能忘“让之之名”于文无据，而且后面还牵扯到对于“卮言”的理解；刘武认为宋人资章甫和尧之丧天下为“神人无功”文理皆不通，有附会之嫌。
如果抛开各家阐释，抛开其前后相贯的先入之见，而是直接面对文本，这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别的启发。依我看来，以下几则故事有共通主题——有界心、用和无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尧让天下和藐姑射神人，这是有界心在“用”上面的体现；第二部分是惠子与庄子的两则问答，这是有界心在“无用”上面的体现。有界心，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有蓬之心”，向秀云：“蓬者短不畅，曲士之谓”[12]，《秋水》有“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有界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既来自时空的限制，也可以来自日常的教导。第一部分，关于“用”的有界心其实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尧让天下于许由和宋人资章甫适越，尧以天下为有用有为，宋人以章甫为有用，这是他们执着于“用”的有界之心，但对于许由和越人来说，天下和章甫根本无所用之；另一个方面是藐姑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根本不愿像尧一般以天下为事，如此尧才有丧天下之感。这两者之间差别在于，越人和许由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有界心之人，如同那些知效官德合君者和宋荣子一辈，仍然执着于用与不用的差别，不过是像鹪鹩巢于一枝，偃鼠饮不满腹一样取其自足罢了，而藐姑射神人则是完全超脱于用与不用的界限，没有我与物之对，无心御世，无为而化。第二部分讲的是对于“无用”的有界心，也可分为两层：一是不善用，二是不知无用之用。惠子以大瓠无用而掊之，是其局限于自己所知的用，不能善用，就像善为不龟手之药之宋人，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全然不知除此之外还有别用，这就是“所用之异也”。而对于大樗树，惠子以匠人的标准来看它是无用的，但是大樗并非生来就是要被用作木材的，而且正是因匠人的标准看来是无用才使得其能免于砍伐，就像以执鼠的标准来看斄牛，它也是无用的，但正因此反而避免了机辟罔罟之害。惠施之掊大瓠，以其不善用，故未知用之极也；惠施之去大樗，不知其无用之用，是执于有用无用之分。
三、小结
在对文本进行梳理之后，现在可以尝试将其勾连缝合。纵观整篇《逍遥游》，贯穿于其中的一个线索就是“界限”，不管是鲲鹏世界里大鹏和小鸟的“大知小知”“飞之至也”，还是人间世当中的内外荣辱，有用无用，所有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由此生出有界限之心，才会有大小之辩、有用无用之论。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如果我们不从正面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绝对自由，而是从反面来看，或许可以解为破除有界之心，如此整篇《逍遥游》文意便可贯通，结构也可划分。从鲲鹏图南引入大小之辩，再转向人间世的内外荣辱，以列子为有待世界的最高点突向无待无界的逍遥境界，点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由此构筑完成第一次立论。其后从人间世有用无用的角度再次阐明心有界，从宋人适越、尧让天下[13]到藐姑射神人、尧丧天下，这是在“用”的有界心下出发完成一次上升；惠子以“无用”的有界心看大瓠，未能突破日常之用到达用的极至，以“无用”的有界心看大樗，是仍然执着于有用无用的标准，不能达到超脱用与无用的逍遥之境。同时，我们再反过来与前文照看，适越的宋人、让天下的尧不正是那些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者的自视吗？惠子之对待大瓠大樗，不正如蜩与学鸠对待大鹏吗？承载大瓠大樗之“江湖”、“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不正像供鲲鹏遨游之北冥南冥吗？《逍遥游》以冥海之鲲鹏始，以江湖乡野之大木终，用意可谓深矣。
[1]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页4
[2] 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页373
[3]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
[4] 《庄子集释》，页15，9
[5] 《庄子集释》，页18
[6] 《庄子集释》，页20
[7]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页376-377
[8] 《庄子内篇注》，页9
[9]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设1993年版，页81
[10] 《庄子内篇补正》，页10，12，14
[11]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页383，384，392，393
[12] 《庄子集释》，页39
[13] 对于“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一句，疑其错简，应在“圣人无名”之后，“尧让天下于许由”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