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锡兰：向人生发问，但并不对答案感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 马戎戎

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穿着一件蓝色的“北脸”冲锋外套，迈着他的长腿，以一种悠闲的姿态步入海南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会场。身板清瘦，但挺得笔直，依然保持着军人风范。这姿态让人一下子想起了那个说法：“N.B.锡兰是土耳其电影界的一匹‘孤狼’。”

“N.B.”是他名字的缩写。在中国观众这里就有了另外一番含义。毕竟，自1995年以短片《koza》参加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开始，至今，他已经拍摄制作了八部长片作品，六次入围戛纳，四度获奖，分别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两次评委会大奖。确实担得起“N.B.”。

他的蓝色冲锋外套让人想起电影《冬眠》里男主人公手持猎枪离家时穿的那件，只是电影里的那件是绿色的。男人拿着枪在白雪世界里转了一圈，没有立刻就去打那只小兔子，而是坐下来，想了会儿心事。要是姜文，斷不会让他的主人公就这么把枪口垂下去的。《冬眠》里的世界一片白色，只有天空总是灰色的。

专访的时候，锡兰说，他喜欢这种得了抑郁症似的天气。阳光灿烂会让他觉得“没劲”。

运用自然景物反映人物内心这方面，锡兰是大师。你可能还记得他2006年的那部电影《适合分手的季节》。夏季阳光炽热，正适合恋人烈火干柴;可他让男主人公在艳阳下站在阴影里，看着依然懵懂的女主角，露出冷漠厌倦的神情;《冬眠》的外景地是土耳其以洞穴住宅闻名的卡帕多西亚。全片大雪封山，视觉上一片孤绝。雪中那些密闭的洞穴旅馆，犹如一座孤岛，既窒息，又温暖。2018年的新作《野梨树》中，乡村田野上那些“不适、扭曲、孤独”的野梨树，正像与城市和乡村都格格不入、不知何去何从的男主人公的心情。

在当代影坛被各种赞美，被夸赞作品集“阿巴斯的叙事结构、伯格曼的哲思、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意、小津安二郎的简约”于一身的锡兰，确是21世纪艺术电影的宠儿。12月14日的论坛上，包括《老兽》导演周子阳、《扎赉诺尔》导演赵晔在内的数名青年导演一字排开，依次向他请教电影的真谛。锡兰也和善谦卑，以大师之姿向后辈循循善导。

他说：“我觉得电影是没有任何固定的硬性的定义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媒介，有很多没有发现的潜力和领域等着我们去发掘。还有很多新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做到的，尤其是那些新的导演。”

“我不知道什么是电影的定义，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未知。”

生于1959年的锡兰，年轻时经历颇为丰富。大学时的专业原本是“电子工程”。但是进入大学三年级后，他明白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读大学之前，我并不了解自己究竟可以是谁。” 大学期间他开始自学摄影，参加摄影俱乐部，为别人拍摄证件照赚钱，之后开始从事广告摄影。大学毕业后，一时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的锡兰，先是在伦敦待了六年，打工、读书、看电影。之后去了尼泊尔。几个月后，在尼泊尔寺庙里的锡兰开始思乡，于是决定回土耳其服兵役，这样“既能找个借口回到家乡，又不必为自己的未来做出草率的抉择”。

正是在服兵役期间，他读了波兰导演波兰斯基的自传《罗曼》，瞬间觉得热血沸腾，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兵役服完，他重新进入大学学习电影，之后以摄影师身份进入电影圈，逐渐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锡兰说，他的电影生涯，是和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电影生涯同时开始的。1998年，锡兰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小城岁月》参加了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那一年，贾樟柯也带着《小武》去了。

后来，贾樟柯在文章中如此回忆《小城岁月》：“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雪后的寒冷，自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散发出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 贾樟柯说，看锡兰的电影，他知道了，在柏林也会有人懂得《小武》，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电影里遭遇同一种乡愁。

专访中，锡兰也这样谈论起贾樟柯：“那一年，他的电影也是关于自己的家乡的。他的电影是那一年电影节上我最喜欢的一部。后来我看了他所有的电影。”

锡兰说，看贾樟柯的电影时，“我觉得他就像我的兄弟”。 在类型电影和大制作大行其道的今天，锡兰依然在坚持一种类似于“手作”的创作方式。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自己做出品人，自己拍摄，剧组成员也一直保持着人数最低的限度。有人说，锡兰一个人就是一个摄制组：他是制片人、导演、编剧、剪辑、摄影、演员。最常在他影片中出现的，是他的弟弟和他的妻子。他的电影剧本，也多由他和妻子共同完成。他的第一部电影《茧》只花了5000美元。《冬眠》和《野梨树》的制作费用，也只有300万欧元。 对此，锡兰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要对我的世界忠诚，忠实于我看世界的方式。”

和贾樟柯一样，早期锡兰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童年生活、自己的生活经历。但是随着拍摄技巧和世界观的成熟，锡兰的作品慢慢地摆脱了“小我”的痕迹。现在，锡兰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我现在的电影拍摄工作变成了一种探寻、一种探索，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了解我和了解人类。我觉得电影就是为了去探索人类的本性，而关注什么其实取决于我本人的自信程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导演中，你被认为非常擅长用外部风景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你是否同意这一点？

锡兰：事实上，那些风景表达的不仅仅是我的电影人物的情感，也是我自己内心的情感。我喜欢阴郁，也经常有点忧郁。我的角色和我电影中的风景是一体的，是我个人忧郁情绪的拓展。我也喜欢阴郁的天气，雨、雪、阳光灿烂对我来说，有点没劲。

三联生活周刊：沟通是你电影中常见的主题，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分歧与沟通。所以你怎样看待沟通？你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完全的理解吗？

锡兰：完全的理解？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想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尝试着联结彼此，但是这太难了。正因为这非常难，才成为我电影的目标。我特别艰难地在寻找人与人之间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未真正找到过。大多数时候，即便沟通真的存在，也是通过忏悔和我们脆弱的一面。 我相信，人是脆弱的。但这脆弱的一面，也使人和人之间有了沟通的可能。然而，在社会中，尤其在伊斯兰世界，人们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沉重：我们总是隐藏起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示强悍的一面，但这却阻碍了我们的交流。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人类的脆弱。这让我想起在电影《野梨树》中，你用专门的段落讨论了宗教和信仰的问题。但据说你本人没有宗教信仰，那么，你怎样看待宗教和信仰问题？你的电影也总是在描述和思考冲突：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际冲突、城市和乡村的冲突，甚至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你认为宗教有利于消除冲突，还是反而使冲突更加剧烈了？

锡兰：我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信仰。但是我相信宗教是有用的。我相信，对社会而言，宗教有利于维持平衡，为生活赋予意义。如果没有信仰，很多人可能都活不了多久。为生活赋予意义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懂的。所以，你得自己寻找答案。如果你相信别人的答案，你是舒服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境——我就处在一个较困难的情境。 我本人并不接受任何既定的答案。我带着问题而来，而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斥着冲突，我的责任是展示这些冲突而不是给出答案，所以我从不试图在电影里给出答案。我并不是一个教师型的艺术家。 我的电影都是关于我自己的未知、困惑与冲突。我也从不拍摄我不感兴趣的题材。我并不是一个人生目标特别明确的人。我在自己的电影里向人生发问，但并不对答案感兴趣。因为人人都可以自己寻找、选择自己的答案。 事实上，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艺术超越了是非与对错。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贾樟柯导演都经常以故乡作为创作背景，贾樟柯曾说，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真正懂得故乡。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锡兰：我不知道。但是通过贾樟柯的电影，我认为中国和土耳其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伊斯兰文化有很强的东方性，中国和土耳其的小镇生活都是非常相似的。我能从他的电影中感受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土耳其最优秀的导演之一，在你眼中，当下的土耳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是什么？

锡兰：变化太快了。科技、生活，旧时代的每一件事物。就像是在美国，印第安部落里的老人们本来是最有生活经验、最聪明的，但是现在，老人成了最愚蠢的，因为他们跟不上变化。年轻人取笑这些老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悲哀。我母亲90岁了，她和我以及我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的儿子不尊重她，因为她跟他不同。 现代社会，10年内甚至10天内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过去1000年发生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人类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对我而言，这个问题最为可悲。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如此剧烈变化的世界，你个人的态度是什么？

锡兰：我试图挑战并且不跟随变化。我追随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不会像外部世界那樣迅速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下，娱乐和利润是世界电影工业的主流，而你依然在坚持制作艺术电影。你会考虑利润的问题吗？

锡兰：今天的有些艺术家或许能赚钱，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以某种方式盈利，只是某一些。而且我认为艺术家完全可以掌控“利润”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电影可以帮助人们对世界的态度更积极吗？

锡兰：是的，为什么不呢？但我想这依然取决于是哪部电影。一些电影能够“唤醒”你，另外一些电影会让你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