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这个时代的英雄
自 2015 年起，单向空间发起全国首个书店行业的文学奖评选，到今年已是第四年。而从去年开始，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在常设奖项之外，每年致敬一位在文化行业里低调、独特、默默坚持的文化英雄。
今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致敬的，是在出版业工作 60 余年的编辑、出版人、“活字文化”的创始人董秀玉，她对这个行业的坚守与热爱，以及充满活力、无所畏惧的生命状态，影响了几代文化工作者，也包括参与组织筹备今年文学奖的所有人。
在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就连我们的偶像、颁奖嘉宾戴锦华教授，也把作为董老师的颁奖人称作是她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并且重新从她身上获得希望和力量。戴老师说：
我深切地感觉到，那个今天被我们审判、被我们葬埋的时代，留下了很多血污和痛苦的记忆，也创造了像董老师这样的一代人。而我们可能已经遗忘了，正是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把我们引进了今天的时代，引进了今天的中国，是他们这一代人，撑起了一片天，让我们这代人能够成长出来。
在为董秀玉老师颁奖时，单向空间总编辑、单读主编吴琦宣读了今年年度致敬的颁奖词，这也是历年来的颁奖词中最长、可能也是最深情的一段话。它代表着所有看过这支纪录片的年轻人，对董老师的爱——
“今天，每个人都以个人的名义，追逐成功，展现自我，时代也鼓舞甚至纵容我们这样去做，因为这是看起来最触手可及的荣誉，也是最合情合理的逻辑。但是，对单一‘自我’逻辑的过分强调，会抽空这个概念下的社会与历史语境，消解原本内在于每一个自我当中更为丰富的含义。
一个真正的人，一种真正的个人精神，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浮现，在集体、组织中接受锤炼，在更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打怪升级，在难以逃离的权力关系中自我实现。就像董秀玉老师一样。
今年，在我们决定向她致敬之初，我们原本想当然地以为，致敬的对象是编辑这门手艺，是那种日益消逝的公共精神，是她六十余年在中国出版界的奋斗与创造。而在我们接触她、接近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无比时髦的‘个人’故事，她不仅奉献于社会，而且从这种奉献中获得了最健康的营养和褒奖，从而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命状态——温和，坚韧，勤奋，可爱，充满活力，无所畏惧。这是知识的基础，也是知识的全部秘密。”
今天，让我们走近董秀玉老师，以及她在六十余载出版生涯中不灭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董秀玉是谁？
1979年，董秀玉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
1987年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1993年，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1995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
1996年，建三联韬奋书店
2003年，董秀玉退休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们仨》问世
2014年，创办以优质图书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创意机构“活字文化”
董秀玉老师说，每个时代都有值得关注的题目，出版要为社会中的不良风气负责，而不是迎合大众。至于她自己，只是一名热爱英雄主义的编辑、出版人，一个平平凡凡却一辈子很努力的人。领过奖杯后，她分享了贯穿一生的五堂出版大课，这是非常难得的时刻，所有身处这个行业的人都从中获得感动与鼓舞。
我始终热爱编辑出版这个职业，服务优秀的作者读者，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以下为董秀玉老师在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的演讲全文
我这 40 后，退休了十六七年，已经退到了十七八线以外。加上我喜欢做事，不善于站在台前讲话。更何况，真正需要致敬的，永远是我们那些优秀的作者和可敬的读者。所以，今天我站在台上，真的很惶恐、紧张。从 1956 年至今，我在出版这个岗位上，工作学习了 62 年。出版的几堂大课贯穿着我出版的一生。
我的出版第一课，三联书店的店训是韬奋先生提出的“竭诚为读者服务”，进到出版社，首任社长王子野先生给我们新人第一次讲的是“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事出版业几十年，这两句话让我越来越明白，出版业本质上是服务业。出版者服务作者，精选出最有思想文化营养的精神食粮，传递给读者。出版者服务读者，关注他们的需求，反馈给作者。作者和读者常常合二而一。而出版者是每一本书的第一读者，年年月月读着不同的新书，接收着各种新知识新思想，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始终热爱编辑出版这个职业，服务优秀的作者读者，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我的出版第二课，是进入《读书》杂志。永远忘不了创刊时的那些激情和理想。那些老一辈的一流出版家陈翰伯、陈原、范用、史枚。他们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精神世界一片荒凉的时刻，没有埋怨，更没有消极、痛苦、气馁，他们顾不上自已所受的一切委屈不公，他们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让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愚昧，怎样赶紧让大家有书可读、怎样读有思想的好书。
创刊第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来了惊涛骇浪。虽在意料之中，但难以想象的无知，让老出版家们决定心平气和地组织各种不同意见在杂志上连续发表。一年后，陈翰伯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二周年告读者”一文，坚持重申《读书》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明确宣示：“而今思想活跃，要回答的问题很多，一时回答不上来，就引导人们去探索。这种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他大声疾呼“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以平等待人之风，期以蔚为风气”。写这样一篇宣言，是在翰伯先生第二次中风、已不能工作之时。 两年后，副主编史枚在看稿时中风去世；翰伯在写完二周年告读者书后不久也接着仙去。这些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冒着“反革命”的危险，在挑战神的禁区、坚持人的真理。 我深切感受到他们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执着，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作为出版人的庄重的文化使命感。他们是保卫文明的真正的文化战士。这一切让我刻骨铭心，也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我的出版第三课，是到港三联经历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陌生的市场环境中，认真学习和决心变革是唯一出路，几年的实践让我懂得：品牌是核心价值，优秀的干部同事是核心力量，全公司同事团结快乐觉得有前途有奔头是决定事业成功的关键。
当年稚嫩的林道群，进公司不到一年就接手学术书的策划编辑，联络两岸三地的学术大佬，现在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世界的总编辑，编、写两手都灵，一个人年出书 50 种，最具老一代出版大家的眼光、能力和风范。远远比我强好多。还有陆智昌，几十年来始终坚守设计要尊重著作内容的原则，从了解稿件、了解读者需求做起，扎扎实实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也一直为我所尊重。
我的出版第四课，回到京三联的考验。国内出版业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困难很大，唯有创新目标，创新产品，创新体制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我们确定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构建了三联的中国原创和译介经典出版方阵，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建立韬奋图书中心。那时的三联，虽然穷，但心齐。舒炜抓学术；孙晓林抓整个编辑部；读书杂志沈昌文、汪晖、李学军；周刊朱伟、潘振平；书店杨进；设计宁成春……还有许许多多各个环节的同事。出版真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必须是团队的力量。 我的出版第五课，是退休后的新媒体课。这是我向年轻人学习的一课。我很想看看新媒体时代，我们这样的传统行业会怎么走过去，怎么发展。所以这一课，我向年轻人学习。我们做了北岛、叶嘉莹、戴锦华老师的试验课，一个内容多个出口，传播直接，受众广泛，而又能直接沟通和互动。无退货，不欠款，没库存，解决了传统出版人最大的痛苦。同时也体会，多媒体也必须有好内容做基础，生产什么样的精神粮食也同样是新媒体出版的核心问题。
但这一课还只上了开头一点点，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我现在已经快跑不动了。好在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看见那么多年轻人做的优秀出版物，做了那么多优秀的新媒体，我特别高兴。有你们在，你们可以帮我，你们可以教我，我会继续尽全力跟着跑，如果跟不上了，我也会高兴地看着你们向前飞奔。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只能是感恩，感恩教我帮我的师长同事，感恩时代给我的实践机会，也感恩年轻人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和付出。谢谢所有的作者和读者、同事和朋友，谢谢大家！
在文学奖颁奖典礼的现场，几乎所有人都被董老师的发言和这支短短的纪录片而深深打动。
现代社会的疲惫生活，让我们都把自己的精神内核藏得更深、包得更紧，我们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更真诚地去寻找那些不同凡响的榜样，这样才能发现那些默默无闻却意义重大的人与实践，才能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同行者，我们始终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