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盘根错节的社会特征

2015年，那个害羞的黑发男孩W与临床医生会面，接受全面的精神病学评估，他身上所有特征几乎都指向了自闭症。男孩W，直到两岁时才开口说话，四岁时才能造句。随着年龄增长，没人愿意和他做朋友了。他努力接受日常生活的改变，勉强维持着眼神交流。尽管他的智商达到了平均线，但他对某些物品有着不同寻常的依恋。十一岁时，不管去哪，他的随身包包仍旧塞满了毛绒玩具。

显然还有其他影响因素。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副教授珍妮弗·福斯-菲格（Jennifer Foss-Feig）回忆道：“在他脑中有一些东西，他称之为白日梦。”在对W做评估时，她注意到男孩常常凝视着房间的空角落——当他觉得医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时候尤为如此。（出于隐私考虑，福斯-菲格只透露了男孩名字的首字母W。）偶尔，他会对着那个空角落说话，就好像那儿有人一样。

她回忆说，男孩的父母很担心。他们向福斯-菲格解释说，他们的儿子有一个他所谓“想象的家庭”。但W的隐形玩伴并不是许多孩子都有的那种、通常无害的类型，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它们使W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在车来车往的停车场里闲逛，无视迎面而来的车辆。

随着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父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前，医生将这名男孩的困境归因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学习障碍，但现在则不清楚这些标签是否真的合适。也许W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并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病。

据福斯-菲格说，毫无疑问W患有自闭症。她和她的几个同事也确信他正在经历幻觉和妄想。最终，他们诊断出他患有自闭症和精神病。福斯-菲格说，这可能是由精神分裂症引起的。

事实证明，这种特征的组合并不罕见。研究发现，在患有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中，自闭症的发病率有所提高。尽管在流行书籍和电影中，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不一样，但科学家们一直怀疑这两种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有联系。

这两种疾病都与认知和感觉加工的问题相关，都具有很强的遗传性，而且都涉及异常大脑发育。在社会行为方面，它们看起来格外相似。精神分裂症最出名的可能是它所谓的“阳性”特征（精神功能的亢进或歪曲，归为阳性症状，例如幻觉、妄想、和怪异行为），但它也包括“阴性”特征（精神功能的减退或消失，归为阴性症状，例如情绪反应缺乏、社交退缩、言语减少和注意不集中）。这些特征可能类似于自闭症，因此有时会导致误诊。这类社交障碍使得患有这两种疾病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或交到朋友。

科学家们开始比较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共有的社会缺陷，他们使用了多种方法：从眼动追踪、行为评估，到脑电图（EEG）——无创探测脑电活动的技术。一些研究小组希望揭示这些疾病共同的神经性根源，而另一些研究小组则在深入研究这些疾病的差异。要弄清两者之间关系，其最终定论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在每种疾病中，社会认知为什么会失效，这可能为这两种疾病提供更细致的临床资料和更优越的治疗方法。

福斯-菲格说：“文献中通常没有很多直接比较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社会特征

“我猜，你刚刚搬进来？”年轻男人在他的旋转椅上轻轻摇晃着，直直看向对面的女人。他心不在焉地用右手大拇指来回翻转着一个水瓶。

“是的。”她回答。

“我是你走廊对面的邻居。”他说，摇晃着，右手大拇指还在一刻不停地忙活。

她闻言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挥了挥手。“哦，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就在这时，男人移开了视线。他猛地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地把气吐出，竭力思考着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停顿并没有持续很久，却十分明显。当他终于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男人看起来甚至有些如释重负：“那……你是哪里人？”

两人又聊了聊当地的交通和电影院。大约三分钟后，交谈突然中断了。

这段对话或许看起来很生硬，却是情有可原的：女人名叫凯瑞安·莫里森（Kerrianne Morrison），是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生，而男人则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他正在做的角色扮演是一项实验的内容之一。男人有着高于均值的智力，但他的行为里，有很多足够暗示病情的地方：一个劲捣鼓水瓶的动作只是其中之一。

做这个实验的心理学家诺亚·塞尚（Noah Sasson）和艾米·平克汉姆（Amy Pinkham），已经钻研了数小时类似的场景录像，来评估患有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人们如何进行日常交流。他们尤其注意观察眼神接触和情绪、参与者说话多少、提问题的频率等方面。此间的目的，塞尚解释道，是拆分宏观的心理学结构，比如“社会认知”或者“社交障碍”，来揭示“作为这些涵盖性术语基础的一系列社交技巧”。

他和平克汉姆预感到，自闭症和精神分裂将会呈现出大相径庭的“社交侧面”。“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当我与患有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交流时，那感觉是一种很非同寻常的互动，”平克汉姆表示，“简直是质的不同。”

组成了夫妻档研究组合的这两人，于2000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节研究生统计课上相遇。那时的塞尚专攻发展心理学，侧重自闭症，而平克汉姆则对精神分裂症和临床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互相了解对方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各自的研究中，两人问着十分相似的问题、用着十分相似的术语和工具。

他们原以为，随着工作发展，两人会找到更多两人研究领域之间的共同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些研究人员曾发现，自闭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很难辨清情绪。塞尚和平克汉姆的研究则暗示，两个群体相似现象背后的机制可能完全不同。在2007年的一次实验中，塞尚同其他成员一起向30个被试（10位自闭症患者、10位精神分裂患者、10位对照组成员）展示了一系列电影截图，图中的角色分别表现了恐惧、愤怒、悲伤、惊讶或幸福的情绪。眼球追踪技术表明，和对照组成员相比，患有任一病症的被试更少观察演员的表情，以寻找线索，来推测演员所表达的情绪。在另外一项塞尚和平克汉姆去年发表的实验中，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们会注意到他人的表情，若是表情本身不容易理解，精神分裂患者仍旧比对照组和自闭症患者更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2012年，平克汉姆和塞尚研究了偏执症，一种在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都很常见的症状。毫不例外，他们又看到了两种病症不一样的机制。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常常有着不由自主的、妄想的、无处不在的被威胁感。与此相反，自闭症患者会在与人交流或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犹豫不决，在平克汉姆和塞尚的猜测中，这种谨小慎微来源于过往的负面经验。一些研究表明，由于理解社交线索的能力有限，和同龄人相比，自闭症患者更容易受到迫害和欺凌。

两年后，研究团队拿到了做更大规模实验的经费，并研究了54位精神分裂症患者、54位智力正常的自闭症患者和56位对照组成员的一系列社交能力。他们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基于上文提到的角色扮演，并在一月份刊登上了《自闭症研究》（Autism Research）。

观看试验录像时，对被试病情毫不知情的协助人员们一致认为，患有自闭症的被试看起来比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被试更不善于交际。研究人员们还注意到，和对照组中的成年人相比，另外两组被试更不擅长将对话进行下去，不过他们支支吾吾的方式并不一样。精神分裂症患者很难保持眼神接触、或是做出合适的情绪回应；他们的面部表情常常很木然，而他们说话时，语调则会十分平板。

自闭症患者则是生动的，但很明显地缺少社交相互性：他们并不会问聊天对象太多问题，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滔滔不绝。塞尚和平克汉姆也注意到，对精神分裂患者来说，更高的智商意味着更强的社交能力，可这在自闭症患者中却不适用。

总结来说，研究结果表明，自闭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交时，所要克服的困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闭症患者对了解他人兴趣更少，因此不会与人进行平衡的相互交流。相比而言，精神分裂症患者看起来更乐意交流，但并不能用肢体动作很好地表达自己、以此建立密切的联系。

盘根错节的诊断

长期以来，心理学界错误地使用同样的语言去描述自闭症与精神分裂症的相似病征。而塞尚和平克汉姆希望他们的评测性研究，可以建立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来区分两者的不同。

在20世纪初期，人们对两种精神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不可否认，按照自闭症本身的定义，与精神分裂症是颇有渊源的。最初，是瑞士精神病学家保罗·厄根·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创造了“自闭”这一术语，专门用来表述精神分裂病人的一个关键特征——逐步脱离与外界的精神联系。

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1943年，美国儿科精神医师利奥·肯纳（Leo Kanner），提出将该术语限制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自闭症范围内。肯纳借用了布洛伊勒创造的术语，以此来形容11个社会脱节的孩子。他们的具体表现为：对于物体比对人更感兴趣，会一板一眼地做出一些重复性动作，并伴有交流障碍。

肯纳认识到，自闭症不再仅仅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特征，但他仍在犹豫要不要将两者进一步区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很快发现了两者的巨大区别。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家族的患病倾向是择一的，而不是两者皆有。儿科精神医师以色烈·科尔文（Israel Kolvin）发现，病征出现在3岁前的精神病患者，很少会出现幻觉。反而，这些小孩子大多会出现语言发育迟缓，社交困难等情况。

自此，对于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走上了不同道路，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年龄区分法——即4岁左右病发是自闭症，16岁至30岁病发是精神分裂症。在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列出，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属于不同的诊断。根据这一版本的手册，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分裂在所难免，它们再也不能被混为一谈了。

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更多精细的研究才得以解决。在过去的二十年，更多的研究投入到该领域，人们得出了一系列复杂，有时矛盾的结论。一些研究指出脑神经发育问题，不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自闭症，都有脑神经元的联结被错误阻断的情况。临床发现，任何精神错乱的症状，包括精神分裂症，都伴有较大机率患自闭症。

与此同时，一些遗传学研究否认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存在基础性关联。而当分子生物学家进行常见遗传变异搜寻时，即根据DNA中单个碱基的变化，来找出导致疾病的风险因素时，他们的研究一筹莫展。

在一些其它的研究中，涉及罕见、大规模的基因变异，结论又恰恰相反：在22号染色体的同一区域进行额外的DNA复制，会增加患自闭症的风险，但可预防其他精神疾病。一项2017年5月发表的研究指出这些遗传物质的倍增（或缺失），与截然不同的大脑结构相关，比如胼胝体的大小，联结两半脑的白质束形态等。另一些研究指出共同的遗传和环境风险，比如产前感染，是“非特异性的”。换一种说法，这些风险增加了神经发育相关的精神疾病的几率，不限于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

该如何中和这些结论？研究人员指出导致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变量太多，以至于找不到特征完全相同的患者。因此，“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两个病症包涵一系列亚型或同一疾病的不同子项。一些小的类型表征会重叠，另一些则不会。

但这又把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摆到了一起，至少从研究的设置上来说，可以产生新的线索来描述两者，并解决两者共同的问题。塞尚说“正因为区分两种病症的过程如此坎坷，我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难免让人瞻前顾后。”

特征为首

福斯-菲格的纽约办公室以北约70英里处，就是耶鲁儿童研究中心自闭症研究者詹姆斯·麦克帕特兰（James McPartland）的实验室。他是福斯-菲格的博士后导师，和她一样，他认为自闭症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精神病患者学到很多东西。

“确诊了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我们治疗他们并没有太大帮助。”麦克帕特兰说。相反，认识到一个人具体的长处与不足是很重要的。

麦克帕特兰是对建立研究领域标准（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感兴趣的研究者之一，这些研究者人数不多，但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标准是一种新的分类系统，用于研究影响大脑的疾病。2010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前所长托马斯·因塞尔（Thomas Insel）提出，研究领域标准旨在超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行为症状和诊断类别清单。它的倡导者希望科学家从功能维度（如社会过程或认知），而非诊断标签来思考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麦克帕特兰正在领导一项关于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能力的大型比较研究。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收集了142名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对照组的数据。除此之外，他还比较了这三组人分别是如何识别人脸并观察表情的。被试观察实验室屏幕上的人脸，同时人脸做出各种不同的情绪表达。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使用脑电图追踪大脑的变化。

对于神经典型（神经典型者泛指无神经学特异表现的人，即无自闭症等情况的人；自闭症群体不认为自己不“正常”）的个体而言，脑电图会记录下她看到一张脸后170毫秒左右的电活动峰值——之前的研究发现，这个时间与其在别的物体上识别人脸所用的时间相一致。所谓的“事件相关电位”（简称N170）也与情绪表达有关。例如，比起看到中性的表情，看到恐惧的表情后，在170毫秒时产生的电活动峰值会更大。

但是在自闭症患者中，这种活动模式表现出了不同。2004年，麦克帕特兰的研究小组发现，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早期人脸识别的时间会有延迟。与此同时，其他研究小组报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N170出现了低于正常水平的峰值。麦克帕特兰说，这些非典型的变化可能很重要。例如，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感知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可以扩展至准确预测其社交功能。与面部识别相关的大脑异常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学线索或生物标记物，来预测自闭症患者的人际交往能力。

麦克帕特兰说：“在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有很多自闭症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能提供潜在信息，它们已经被彻底研究过了。”他补充说，尽管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共有的生物标记物可能不会揭示任何自闭症特性，但它可能会使社会认知中至关重要的神经过程显现，而在包括自闭症在内的几种疾病中，此神经过程可能发生了改变。

要寻找共有的神经过程，就假设了自闭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拥有的社交困难都由同样问题导致。塞尚和平克汉姆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麦克帕特兰并不觉得这有任何冲突。

“我认为我们的发现实际上与他们一致。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画一条分界线更有意义，而在某些情况下，将事物看作连续体则更有帮助。”他说，尽管行为研究结果可能需要离散的分类，但大脑数据可能是连续的。

例如，他的初步研究表明，对于自闭症而言，在区分人脸和物体时，大脑信息加工比一般人存在更明显的差异；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情绪解码部分与一般人的差异更大。他补充说：“但并不一定就非此即彼，在各种各样的诊断类别中，所有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各不相同。”

个体化治疗

通过对比自闭症与精神分裂症的社会特征，最有价值的收获莫过于更好的治疗方案。当涉及到旨在提高社交能力的调节方案时，根据来自匹兹堡大学社会工作与精神病学教授肖恩·艾克（Shaun Eack）的调查，“成年自闭症患者目前几乎没有可选择的治疗方案。”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则不是这样。艾克正试图通过“跨诊断”工作，利用现有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法，来帮助自闭症患者。

艾克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用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认知强化疗法，用来强化社会性思维。与大多数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疗法不同——比如通过药物抑制妄想症状，这项疗法的对象包括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特征，这部分特征与自闭症最为相像。它结合了上机训练与结构化小组课程，来锻炼参与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与记忆力，从而把社交技能投入实践，比如解读肢体语言与换位思考。

艾克发现项目可以帮助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找到他们满意的工作并保住饭碗。他的匹兹堡大学同事南希·米歇尔（Nancy Minshew）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向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它可能帮到自闭症患者吗？

2013年，他的团队测试了43名自闭症患者，47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与24名其它神经典型志愿者的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注意力、思考速度和情感处理能力——它们是认知强化疗法的共同对象。他们发现无论是何种精神疾病的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功能损伤非常相似，这说明认知强化疗法可以被用来治疗自闭症。

但在2017年3月份发表的研究表明，治疗方案首先需要更严格的调整。艾克、米歇尔和他们的同事让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的人们去想象某个客体的视角。每一组都像设想的那样进行了艰难尝试，但是磁共振成像显示他们的大脑活动并不相同。在换位思考时，一般来说，额叶与颞叶之间的神经连接会变强，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弱连接让他们表现较差。对自闭症患者来说，前额叶区域过度的神经连接与较差表现有关，该脑区通常关系到认知与决策能力。

这些结果与平克汉姆和萨松的发现相一致，艾克认为，“关于精神分裂症，可能有一些特征值得特别关注，而另一些特征则不是特别显著，或在自闭症患者当中更突出。可是，更大的问题是，这些特征的神经过程都是什么？”

艾克称自己并不认为人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他说，“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只是皮毛。”

尽管如此，艾克所做的此类工作最终可能推动个体化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正如福斯-菲戈所言，这项成就能够帮助一些难以确诊的儿童，例如W，一位安静的11岁男孩。对他而言，福斯-菲戈的同事推荐了常见的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疗法，以及用来治疗自闭症的行为疗法，同时为他的家长和老师们提供了关于这两种病症的行为指导。

这个男孩激发了福斯-菲戈对于研究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共同点的兴趣。“如果命名为‘自闭症’能切实帮助到患者便可，”她说，“我们也可以叫它言语模仿综合征（表现为重复他人讲的话），然后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或者叫它社交动力缺乏症，然后这样治疗……以此类推。”

有了艾克的研究成果，福斯-菲戈便有可能设计出一套针对W独特病症的治疗方案，而不是首先去担心他是患了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翻译：阿澈、Kaen、Dora、Rachel；审校：邮狸

原文：The social ties between autism and schizophr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