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的演绎过程
昨天在一个颇有名气的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有关三国时人孟达的文章，说是身在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在投靠曹魏多年后，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又想重投蜀汉，诸葛亮写信告诫他要警惕驻扎在宛（南阳）的司马懿的突袭，孟达回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司马懿）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晋书•宣帝纪》） 结果，愚蠢的孟达中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的缓兵之计，司马懿一方面写信稳住孟达，另一方面率军疾进，仅用八天时间即赶到房陵城下（很多文章都说是房陵，不过《晋书•宣帝纪》上说是上庸城），孟达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结果兵败身死。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孟达的数学学的太好了，以此犯了轻敌大错，死不足惜。 读了这篇文章后，因为对里程比较敏感，于是找来地图一看，发现宛（南阳）到洛阳和房陵的直线距离并不太远，而且两者的路程差不太多，顿时心生疑问：《晋书》会不会把这个里程搞错了？ 为解决这个疑惑，我查阅了《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开头便说：河南府（府治洛阳）“南至南阳府三百里”。好家伙！这跟上面引用的《晋书•宣帝纪》中的数据“八百里”可是相去甚远啊！虽然三国时的里与《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明代里制并不相同（按三国承汉制，一里大约相当于今416米；明代的一里大约合今天的560米），但明代的三百里换算成三国时的里也只有400多里，这《晋书》的错误未免也太大了吧？ 不过且慢，在地图上简单测算一下就会知道，这个“三百里”明显有误，很有可能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校对时打了马虎眼，不小心弄错了！再仔细查阅《读史方舆纪要》中卷五十一中的南召县、汝州、鲁山县（三国时为鲁阳县）等条目，可以算出南阳至洛阳的路程为560里（明代里程，一里约合560米），换算成汉代里程（一里约为416米）大约为754里，这与《晋书•宣帝纪》中记载的八百里基本吻合。 再来看南阳至房陵的里程：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中的邓州（对应三国魏穰县）条，卷七十九中的光化县（对应三国魏阴县）、谷城县（对应三国魏筑阳县）、房县（对应三国魏房陵）等条目，可以查得南阳至房陵的里程为五百八十里，换算成汉代里程大约为780里，按八百里计，与《晋书•宣帝纪》中记载的一千二百里确有较大的差距。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晋书•宣帝纪》中记载的这个数据有错呢？不一定。因为《晋书•宣帝纪》借孟达之口说出来的这个“一千二百里”，很有可能不是我们上面选择的最近的路线，而是绕道上庸（今竹山县）或襄阳的另外一条路线，这样一来，里程就会有所增加，再考虑到房陵（房县）位于山区，以及三国时的道路有可能比明代更迂回弯曲，所以《晋书•宣帝纪》上的记载估计并没有问题，唯一有问题的只是孟达的数学不是太好而是太差，视战争如儿戏，他只想到了自宛至房陵的常规道路的距离，却把里程最短的间道和兵贵神速的要义抛在了脑后，结果不仅误了投蜀的大事，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以上地图采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第七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