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中国通史民国卷第三章：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估计会被删吧，在油管上有视频，频道是隔壁老王在日本

1.国民党的新路线

在北洋政府代表中国法统的同时，革命家孙文一直坚持了拒绝承认的态度，并且组织起两次护法运动，利用南方的地方军人势力，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形态。但他倚仗的粤系或桂系军人，都只是想利用孙的声望，并不一定认同他的诉求。两次护法运动，都以闹掰收场。

此时苏俄的新生政权，面临列强的武力和经济压力，开始以输出革命转移冲突的方式，为自己创造安全保障。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情怀背后，更多的是煽风点火，开辟牵制对手的新战场之需求。为此，苏俄在华积极寻找代理人，本来属意吴佩孚，在被拒绝后转向孙文，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将国民党带入新的路线。

孙文多年经受的挫折，使得他也意识到改造政党，建设独立武装的必要性，苏俄对此大力支持，不啻雪中送炭。黄埔军校的创建，利用知识青年的民族主义热情，迅速打造出党军的雏形。党军与一般职业军队的根本不同，在于政治教育。东北军中少有的广西出身的高级将领何柱国在与孙文政权中的伍朝枢交谈时，伍问何军中是否讲三民主义，何说不讲，伍问：如果不讲主义，士兵们为何愿意赴死呢？

彼时大多职业士兵是为了谋生，故而叛服无常，遇强则馁，而国民党的新式党军则灌输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士兵们为了信仰而战，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以热血青年组成的黄埔学生军，在和传统军队的交锋中显示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

孙文的联俄联共新政策，核心在于联俄，因为没有外部的有力支持，国民党依旧难以改造并有所成就。联共则因为中共是苏俄某种意义上的代理人，不过孙文也认为中共成不了多大气候，故此允许中共人士加入国民党高层管理工作。后人说国共两党同为列宁式政党，来源于此。所谓列宁式，主要三个特点，一是一个核心领袖，二是党指挥枪，三是内部凝聚力强，频繁整肃清洗。国民党仅仅是在孙文在世期间朝这个方向转变，他对国民党的掌控建立在个人威望的基础上，随着他的健康恶化，党内出现了三驾马车竞逐接班人的现象，再度展现了国民党的内部整合痼疾。具体来说，胡汉民理论家色彩较多，着力于党务；汪精卫行政管理色彩较多，着力于政务；蒋介石职业军人出身，着力于军事。看似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实际上彼此成见颇深，而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以后起之秀的身份脱颖而出，成为孙文的真正接班人，也验证了军人在此时期的重要性。

2.中共的诞生与发展

中共诞生的两大推手陈独秀与李大钊，均是文化人，并非政治家或军人，这使得早期的中共更像一个学术色彩较强的社会团体。当时各种思潮乃至无政府主义都在中国有所传播，但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能对得上部分知识分子的胃口，要从两个角度里看，一是共产这两字的表面意义，迎合了中国文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均贫富等贵贱等传统意识；二是苏俄以落后者的身份，经过列宁领导革命，不仅挫败各国干涉，还成长为新兴大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有极大的鼓舞。

这两个主要元素加上苏俄对华的刻意利用，便使得中共极快地摆脱了文化团体的色彩，蜕变为政治组织。

在政治立场的光谱上，中共代表了激进的左翼，虽然无产阶级最为重要的工人群体在当时仍旧稀少，使得中共难以在大城市中积聚力量。但是，在陈独秀李大钊乃至瞿秋白这些精英分子之后，出身底层的一批小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共的主导者，其代表莫过于毛泽东。新式教育的发展，在乡镇造就了一批小知识分子，年轻却生活困顿，前途渺茫，他们痛切感到社会的不公，也迫切地希望改造生活状况。于是，中共将发展方向指向了他们熟悉的乡村。

要想改造旧世界，迎来新世界，就要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帝制时代以来，农村的地主乡绅阶层一直是社会结构的中坚，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普通农民之上的保护层，避免个体农民直接面对国家机器的动员，这个体制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状态，但在中共的激进立场看来，只有摧毁之，才能实现天翻地覆的变革。因此，中共在农村采取了发动流氓无产者，宣传夸大阶级矛盾，以暴力手段打击地主乡绅的做法，试图颠覆中国乡村的基本秩序。一方面，困顿的经济和易于被鼓动的民族情绪，是中共这种动员的有利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中共的先予小利的诱惑，也调动起贪小便宜心理强烈的农村贫民们斗争的热情。农民们不清楚的是，乡绅保护层的失去，使得他们以个体形式直面政治暴力，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后话。

中共的农村发展策略，以颠覆传统秩序为己任，是偶然也是必然。必然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已经走到这个程度，即政治力量可以直达社会最基层的内部，这种动员能力是一种标志。

虽然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左派，但中共无疑更为激进，而这正是激进有理的时代。

3.未竟全功的北伐

一度被当作临时国歌的国民革命歌，歌词开头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代表了开始北伐的国民政府的基本诉求，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迎合了时代的氛围。列强虽然不能被轻易打倒，但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愤懑和对外国人优越地位的不满，无疑是全国性的普遍心理。其他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军人们，被形容为作恶的军阀，也在铲除之列。同样，对北洋军人集团的反感，也是社会性的现象。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革命军的胜利并不意外。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成功的南方北伐，但也只能说未竟全功。因为虽然革命军占领了北平，但各路原北洋系或地方性的军事集团，包括退出山海关之后改旗易帜的奉军，都仍然保留了各自的基本班底和势力范围，通电归附中央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实质中国的统一尚待深化。派系，这个难题依旧难解，并在不久之后就上演了革命军打革命军的混战。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仅是象征继承了孙文当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正统，也因为在江浙一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能为这个政权提供支持。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渐趋稳固，得益于三个要件，一是孙文的姻亲与继承人身份，二是黄埔军校校长的军事人脉，三是得到了江浙资本家集团的认可。

北伐的胜利，得益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加持，在对外关系上，国民政府祭出了激烈的革命外交手段。学者李恩涵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一书，详尽地描述了这段时期的种种细节。陈友仁、王正廷等外交官的革命外交铁拳，试图打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激进的方式收回或维护国家权益。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势力的对华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传统的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或者力衰，或者转移战略重心，对中国的进取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妥协。唯有日本，在利益上和心理上都无法接受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不惜以暴力手段与中国的民族情绪强硬对撞。至此，日本因素的突出性大大增强，成为足以影响中国国运的核心角色，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实质上就是对日关系。日本以硬碰硬的立场，也预示了未来两国的对决不可避免。

4.国共分道扬镳

在北伐的进行之中，就发生了国共分裂的重大事件。虽然没有对北伐的结果产生多大影响，但日后的历史进程显示，这次分裂的意义不言而喻。

国民党内对于苏俄和代理人中共持敌意的势力本来就大有人在，只是被孙文压制不发，而苏俄与中共意图用鸠占鹊巢方式夺取国民党主导权的目的也一直明显，同样是碍于孙文在世不能公然而为，当孙文去世后，矛盾立即激化，要点在于军事权力的争夺。作为国民党军事权力核心的蒋介石，在感到身受苏俄和党内左派、中共的威胁之后，自然全力反击。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背景，也无法接受共产学说。所以，他迅速成为敌人口中的新军阀和独裁者。对此，蒋介石在拿下江浙尤其是上海的控制权力后，立即开始清党镇压。

另一方面，苏俄改为扶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造成了北伐尚未完成，宁汉已经分裂的局面。然而，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土改革命过度激化，几近失控，损害了革命军中官兵的切身利益，造成武汉政权麾下的部队军心震荡。与此同时，北洋的张作霖军政府在北京发动对苏俄外交机构和相关人士的突袭搜查，用查获资料表明苏俄在华作为的真实动机，绝非其鼓吹的善意。此事件对社会舆论风向影响甚具。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国民党左派，也只能清党并终止与苏俄的合作。宁汉分裂之后，又告合流，而国共则彻底翻脸，成为死敌。中共在能掌控的部队中发动南昌起义，是为其独立武装力量的开端。

导致国共分裂的首要原因，还是苏俄，他以顾问和代理人双管齐下，企图将国民党偷梁换柱变为自身的工具，国民党不论左派右派自然要联手反制。而中共在没有武力后盾下，盲目推进激进的社会结构改造计划，也必然遇到极大的反弹。这种做法要等到日后有了自己的武装，并借助日军侵略形成社会秩序真空之后才能实施。

国共两党在此时的政治理念分歧并不像后来所说的，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等等，一言以蔽之，以中国的质量之巨大，一旦朝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滚动起来，力不可挡且愈发加速，激进成为大势。国民党冀望在传统秩序不受破坏的基础上渐进式改进，中共则追求更大程度的颠覆旧有社会体系的狂飙式革命，这才是双方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