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佛影灵奇”造像展参观笔记
“佛影灵奇”展为浙江省博物馆筹备将近三年的佛教文化艺术特展，以中国境内十四个省市区出土的超过三百件十六国至宋初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作为展品，其中多件深藏于一些从不对外开放的文物单位，平时难得一见，然而这回却集体亮相，实在让人俛仰惊叹，佛经中有所谓“十方佛会”，友人说大抵就是这样吧。
“佛影灵奇”出自谢灵运《佛影铭》：“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嵁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特展的举办者希望通过这些文物以展示两千年来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展出的佛教造像虽多，可十六国之前、五代十国赵宋之后的相关作品寥寥无几，私以为尚不能对应一个伟大宗教在汇入一个伟大文明后，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以通史展视之，不是对“通史”有所误解，就是对展出的诸多展品缺乏认识，这或为区区的苛论，但无论如何，有心者察观之际当稍作了然，本篇日志即为与友人参观此展的一点抄书笔记，因为想于人于己多一点思考线索，所以论及的不少文物并非出自此展，实事上如果不对分布各地的相关文物稍作了解，也无法尽兴地认识这样的展览，从而篇幅一定会很长，于此不得不事前说明一下。相关图像资料，多采自浙江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社出版的《佛影灵奇——十六国至宋初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一书。
“佛影灵奇”展展出的第一件文物为贵霜王朝后期（公元2-3世纪）的犍陀罗石雕佛坐像。
犍陀罗是一个历史地理范围和古代国家的名词称谓，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这里被誉为佛教美术的故乡，历史上的最早的佛像的制作和流行传播，始于贵霜王朝时代，而犍陀罗地区是贵霜王朝的中心地带。19世纪后期至今，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佛教石刻，净慈美术馆所藏的这件石雕佛坐像，是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作品。
此像极具真实感，佛陀高肉髻卷发，双面微张，身着通肩式袈裟，衣料虽较为厚质，但仍能清晰显现出强健肉体的身形质感，结跏趺坐于佛台之上，双手结禅定印，与面部表情相对应，表现禅定冥想时的佛陀形象。
犍陀罗造像最可注意者，即佛像身着的通肩式袈裟，其衣纹的褶襞，以有规律的多重弧线从左肩到右胁，这种佛装特征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目前所知最早的佛陀形象出现于钱币之上，著名的“犍陀罗之王”迦腻色迦的钱币（公元1世纪））之上铸刻有佛陀的立像或坐像，并以希腊文清楚的注明“佛陀”。作为贵霜曾经的都城，白沙瓦郊外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一青铜舍利容器，据其上所刻铭文可知，这件舍利容器制作于迦腻色迦时代（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舍利盒顶有一坐佛，与迦腻色迦钱币上的佛装一样，其袈裟都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
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佛像雕塑为东汉后期乐山麻浩汉墓门楣佛像及彭山出土摇钱树底座上之佛像，这些佛像的服饰都具备有规律的重复的褶襞线条，可以清晰地辨识犍陀罗地区的造像风格的面貌。
“佛影灵奇”展展出的第二件文物为浙江绍兴出土西晋（265-317年）青瓷堆塑罐。
中国最早具有佛像的文物发现地，除了四川之外，还有江浙和西及武汉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孙吴至东晋的一些较高级别的墓葬中，随葬的铜器和陶瓷器上偶有铸刻模塑的人物形象，从具备高肉髻、项光、通肩式服饰、结跏趺坐等特征可以判定，这些都是应该是佛陀。
这些文物中以一种长颈鼓腹的青瓷五联罐最为常见。这些堆塑罐在东汉最早出现时，完全呈素面没有任何贴塑，三国孙吴中后期，罐身上出现人物鸟兽楼阙且越来越繁复，其中罐腹上除了仙人、朱雀、麒麟等形象之外，开始杂错出现具备肉髻、项光、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的佛陀形象。往后进一步变化，有的一个瓷罐成列的坐佛像达十余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佛像的位置也发生的明显变动，从之前的腹身与其他祥瑞鸟兽杂错的位置上升到瓷罐中上部显要区域呈主尊形象，这样的一种发展，直接说明时人对于佛像的理解发生了转变。
“佛影灵奇”展所展出的这件浙江绍兴出土西晋青瓷堆塑罐应是同类器物中的晚期作品，佛像安置在整个器物的显要位置，这绝非出自制作者的随意安排。
四川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中国最早的佛教文化遗物，无一不是出于墓葬，佛像装饰于墓室门楣和摇钱树的基座，还出现在俗称“魂瓶“的青瓷堆塑罐甚至是如唾壶之类的秽器之上，可见早期的佛教还只是依附于黄老方术，以长生不死、仙法神通等等观念吸引信众，在墓室中的随葬品上塑造的佛陀形象，作用旨在祈求一种异域神明列仙“辟除不祥”，而不是通达教义的信众为求登达彼岸寻救赎解而为之尊崇膜拜的佛教主尊。这种现象在 “佛影灵奇”展展出的第三件文物上发生了根本改变。
第三件文物为北凉高善穆石塔。
佛塔源自印度，早先称为窣堵坡，其原始造型为覆钵形的土丘，用以安葬骨灰，佛教创立后，安置和供奉和佛祖及圣僧的遗骨的窣堵坡，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作用，成为佛门弟子礼敬朝拜的主要对象，早期佛塔主要由圆形基座、塔身、覆钵丘、平台、相轮、宝顶六部分组成，中心覆钵丘特别高大，其上的平台和相轮、宝盖顶都很小，初期皆用土坯筑成，之后才发展出石砌外墙，并在塔的周边建造刻有佛教故事的浮雕栏楣及塔门。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公元2、3世纪，中亚犍陀罗地区的窣堵坡造型发生变化，覆钵丘逐渐变小，其上的平台和相轮部分则逐渐变大，之后更是出现了方形的窣堵坡。
现知最早的中国佛塔形象资料，为四川什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三层佛塔。此塔基座之上立有三层塔身，各层皆表现为三间四柱的木构外观，各层塔檐及塔顶都作斜坡顶，还略微带有中国建筑凹曲屋面的特征，顶上立有刹竿并安置三重相轮与宝珠塔刹。这种佛塔的形制和印度及西域佛塔的形制大不相同，这或许说明佛教初传中土时，起塔者一方面对于真正的塔还缺少认识，另一方面尚不能全然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禁锢，当时佛塔这种典型佛教建筑，除了具备竿刹相轮这类外来建筑构建以吸引社会各阶层注意而达到弘法传教的目的之外，整体还是汉式传统建筑式样。
中国现存有明确纪念的最早的佛塔是十余座仅高数十厘米的小石塔，这些塔出土于甘肃和吐鲁番地区，刻造于公元五世纪上半叶的北凉时代，其形制大体相同，圆柱形，没有木构楼阁式塔身而具备覆钵丘和粗厚相叠的高大的相轮，这明显保留了较多印度、犍陀罗佛塔的造型特征。佛经中说佛塔是佛陀和佛法的象征，礼拜佛塔也就是礼拜佛陀和佛法，另外，《摩诃僧祇律》云： “真金百千担，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团泥，敬心造佛塔；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礼佛塔。”不论大小材质，造塔本身也是一种无上功德，僧俗在建造各种大型佛塔的同时，还铸造雕刻诸多玉石、金属之类的小型小形制佛塔，这种佛塔易于移动和携带，或施予佛堂或置于精舍，僧徒能因此更为容易的礼拜，《法苑珠林•敬塔篇•感应缘》记西晋时会稽贸县（今宁波）出土小塔：“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北凉石塔即属于这种的小型供养塔。
高善穆石塔是北凉石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于1969年在酒泉石佛湾子出土，其塔顶刹柱刻七重相轮，宝顶上刻北斗七星图像，塔身覆钵周雕八龛，内刻七坐佛和一交脚弥勒菩萨。圆柱形塔身上刻发愿文及佛经《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八面形塔基雕有八神王，各配八卦符号，雕像为高浮雕，神王为阴刻线，纪年为承玄元年（428）。
北斗七星因为在夜空中容易识别，所以常被当作指示方向方位的标识。《史记•天官书》谓北斗七星：“分阴阳，建四时（春夏秋冬）、均五行（金木水火土）、移节度（二十四节气）、定诸纪（各种义理要领）。”可见其与方位、时令、历法等密切相关，先秦时期的诸多文物上都北斗七星，可见其所受尊崇，后世尤为黄老道家所重； 八卦刻符更是地道的华夏文化产物，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其中天为乾，地为坤，两卦是世间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余六卦义为万物生成之过程，以阴阳两爻互易，表示事理变化。
北斗七星和八卦刻符这些具有强烈汉文化特征和意义的符号出现在作为佛教信物的塔上，反映出这个时期佛教仍然有附会于黄老方士的特点，然而高善穆石塔与上述三国两晋时期，具有佛像的铜镜和瓷罐有着根本的区别，北凉石塔已完全是信徒的供养和礼拜的器物，塔上的佛陀、菩萨、神王等形象，不再混同于汉地传统祥瑞仙神，与塔上所刻佛经一样，彰显成熟而系统的教义。
抄刻诵经于佛教信众而言能积累无上功德，十六国时期河西五凉写经保存至今不过十多件，而北凉石塔上的刻经共有十二件。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高善穆塔上的刻经笔法纤柔，真楷中隶法尤浓，是汉隶向魏碑体的转渡阶段的书体实证文物，但更为重要的应该还是刻经本身。学者校订《增一阿含经》之《结禁品》中十二因缘或长或短的一段。十二因缘，又作十二支、十二因生，是原始佛教极为重要的概念，其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支，以十二个因果的条件合成一系列，解释人生的种种苦痛与烦恼的起源，这是佛陀释迦牟尼觉悟的内容，也是佛教三世轮回最基本的理论。高善穆石塔所刻的经文随短，可包含着深邃思想，以经文中的“成就十力”为例。
此十力指如来特有之十种超常、非凡之智力：
一，“知处非处智力”，即知事物理与非理的智力；
二，“知三世业报智力”，即知一切众生三世因缘业报的智力；
三，“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即知诸禅定、八解脱、三三昧智力；
四，“知众生上下根智力”，即知各类众生根机优劣之智力；
五，“知种种解智力”，即知各类众生对事物之知解、认识之智力；
六，“知种种界智力”，即知众生素质、境界各个不同之智力；
七，“知一切至所道智力”，即知一切众生善恶之举及其所趣向之智力；
八，“知天眼无碍智力”，即以天眼彻知各类众生生老病死及善恶业报之智力；
九，“知宿命无漏智力”，即知众生宿命乃至何时能证得无漏涅槃之智力；
十，“知永断系气智力”，即知永远断除烦恼业障，不再进入生死轮回之智力。
一种信仰要成为一种宗教，必须具备系统的宗派教义和独立的信众组织，若是没有一个对庞大繁复的佛经教义能有所理解和宣讲的有知识的僧教集团，个人财产又无法保有和增，类似高善穆石塔这样的宗教信物是无法产生及流行的。
“佛影灵奇”展重店是十六国时期的金铜造像，现知中原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佛像，为一件传河北或陕西出土的金铜坐像，铸造于公元3世纪末，而已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像是十六国后赵建武四年（338）铸造的鎏金铜坐佛。
两尊佛像的面相不类东方人，全然是中亚西域地区的胡人面貌。1975年，河北隆化县发现一尊有北魏泰常五年(420)铭的小型铜佛，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出土纪年金铜造像。
与此同类的小型铜佛在中原北方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地都有发现，北魏泰常五年距后赵建武四年已相距已近百年， 然而两者的面貌和服饰都极为近似，不单如此，当时北方各地又长时间处于割据分裂状态，各地的统制阶层民族属性多不相同，各地的经济基础、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也都有所区别，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地所出的造像形制高度趋于相似，可见印度中亚造像原初样式对十六国时期中原佛像的影像之巨，各地造像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不过这些造像的手势比较特殊， 都是手心向内作叉合状，这并不是常见的佛陀禅定手印，而与汉地传统的拱手端坐的神仙手式相近。
与中原北方地区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多有出土不同，南方地区极少出土类似造像，刘宋元嘉十四年（437）铭铜坐佛是现知年代最早的南朝单体青铜造像，虽然其坐姿和服饰与北方后赵建武四年铭、北魏泰常五年铭铜像相似，面容却已不再是胡人而转成清秀的汉地人物相貌。据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鎏金造像可知，北方地区一些造像也有相同趋向，可见当时的这类佛像已不再是印度中亚造像一味摹仿，开始创作符合华夏自身认知和审美的佛教造像了。
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右袒半右袒式佛装开始流行，同时造像多作右手向外扬掌施无畏印，据说古代帝王向臣子民众祝福时就是这种手势，与呈静态的禅定印相比，无畏印是佛陀说法论道和施予众生智慧安乐的动态手印，与此相对应，造像的容貌和体态也随之有所变化。
大约五世纪末期，南北两地都开始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的造像。褒衣博带本是对中原华夏民族一种传统儒服的一种称谓，其特征是具有长襟大袖，腰束宽带，唐颜师古注《汉书》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裾”可作服装前襟或衣袖解，“褒衣”可释为宽襟或大袖之衣，“博带”是用于束腰的大带。褒衣博带式造像的出现， 正是佛教造像日益中国化民族化的标志。
除金铜造像之外， “佛影灵奇”展还有多种佛教文物，限于篇幅，本篇只能暂且到此为止。
这些展出的文物有很多并不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艺术家的巅峰作品，不少都只是徒俱貌相的工艺粗糙摹之作， 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在包括皇室、达官豪族和有知识的文化阶层，与目不识丁的普通庶民阶层，理解程度和接受层面显然不相等同，在制作相关的造像和器物上，两者也一定泾渭分明，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并不该因为其在艺术和工艺上的有所区别而随意指摘，与之相反，许多其貌不扬的文物负载的恰恰是莫大的活生生的信仰和力量，值得每一个有向善向美的人珍视，有待续篇再讲，抄得匆忙，诸多错误和备注也等得空时再作订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