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3<WKW：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王家卫身高约190cm，比香港男性平均身高还要高10cm。皮肤紧实，一头黑发剪的很短，看起来完全不像已经五十多岁了。宽鼻子、厚嘴唇，嘴唇已经失去了年轻时候照片上那种滋润的质感。他常常笑，笑的时候露出的门牙稍微有些歪斜，显得很友善。在家、在公司、或者见朋友的时候，他一般佩戴一副透明的角质边框眼镜。当他带上标志性的墨镜，就像警察系上了枪套——他要开始工作了。

尽管他的作品充满时尚感（这一点广受赞誉，也有时受到批评）--也正因此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才邀请他做2015年时装展“中国：镜花水月”的艺术总监--王家卫本人却一点也不像大卫林奇或维斯安德森一样打扮有型。他喜欢穿蓝色条纹的GAP衬衫（他买了好几件）或长袖Polo衫搭配牛仔裤。有需要拍照的活动时，他可能会穿海军蓝衬衫或Moncler夹克，但这也仅是因为白色衬衫不好上相，而绝非因为追求时髦。只有对穿着礼仪有要求时他才打上黑色领结，比如在戛纳电影节上穿着不当会被看作粗鲁和愚蠢，平常他都更喜欢休闲风格。

就连他的幽默感也是很随意的。他既不是天生健谈的人，也不像王尔德似的口出金句，他只会开些友善的玩笑或是说些搞怪的想法。他的泽东电影公司搬家之前是在铜锣湾败了商业广场21楼，他们在这个地方办公有十年了。我那里参观的时候，正好碰到王家卫的“小弟”Norman Wang告诉他办公室的wifi坏了。他只是耸了耸肩。

“这间办公室知道我们要搬走了”，他说，“它不开心了”。

也难怪《重庆森林》里一个警察会对着一块香皂诉说失恋的感伤。

工作时王家卫会创造一种十分平静、放松的氛围。作为一个习惯拖延，堪称拖延界博尔特的人，这实在有些让人费解。其实也恰恰说明他的内心渴望在最后期限赶工的紧迫感，这种压力让他思觉敏锐，激发出最好的工作状态。“我喜欢戏剧性”，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袒露心声却又不愿承认的语气。虽然王家卫不像许多著名导演那样脾气暴躁、充满愤怒，但他内心风趣和善的一面总是和缺乏耐心的一面相互对抗。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各种矛盾的综合体：严谨与随意，专注和分散，控制狂和麻烦专家。有明确目的地的时候，比如去戛纳电影节新闻发布会或者铜锣湾路一家叫Classidied的餐厅，他常常健步如飞。在泽东电影的办公室，他的步伐节奏又很慢，几乎是拖着脚走，在办公室之间来回走。但如果把这状态当成懒散，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如他的电影一般，他踱步也是有意的。

作为一个习惯性夜猫子（他的许多电影都是在天黑拍摄也是有原因的），王家卫常常躲在家里熬夜。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许只有他的妻子Esther知道。最初见到他时，他私下很少聚会，不抽烟，不怎么喝酒。有人拜访的时候，他还是会尽地主之谊，在铜锣湾旧办公室旁边的Juliette's Wine Bar酒吧，请一帮朋友和同事开怀畅饮。他常坐在角落的桌子旁，像一个介于老板和大哥之间的角色，背靠着长凳，双腿在桌下伸展，取笑Norman的着装（和王家卫不同，Norman习惯有自己的每周穿衣风格），打听好莱坞的新闻（每年他都会向我问起斯科塞斯），或着告诉我某位中国导演的小八卦。Henry James形容小说作家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王家卫就有这种特质。即便他和朋友们、或和一个记录他每句话的作家（比如我）在一起，你也能感受到一种距离：他的思想中某些重要的部分并不此处。可能他更愿意去看书。他的办公室墙边放满了破旧的、书脊褶皱的书。有一次，我提到我喜欢Stephen Frears被忽视的电影《警探》。他说他也喜欢，然后从书架上拿出明显被翻了很多遍的电影的同名小说。

2014年的夏天，他来纽约商讨MET GALA的中国秀，我们约好见面。我问他近期都忙些什么。

“待在办公室”，他说。

“做什么呢？”，我追问。

“什么也没做”。

那段时间，他正在做《一代宗师》的3D版，筹备一部上海拍的电影，与好莱坞编剧合作拍一部美剧，和时装学院商量MET GALA中国秀，还在努力促成下一部电影的合作。对他而言，这些都不算什么。只有拍电影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王家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