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之三）：1917——1924年：春秋再现
经过歪曲的马克思学说将中国的历史阶段僵硬的划分为几个阶段，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被划入封建主义的历史范畴。可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与西方的封建完全不同。“封建”顾名思义有分封的意思，在欧洲历史上，血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照血统将人分为不同的阶层，并依据地位分配一定的土地。所以，在欧洲，鲜有农民起义，不像中国古代有“彼可取代代之”的思想。按照这种模式，反倒是被划入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更贴近于封建主义。
而中国2000多年应该怎么分析研判，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有一点，就是皇权的不可挑战。（当然，钱穆先生可能连这点也不赞同）所以，李慎之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
在2000多年严酷的专制下，文化在高压统治的逼仄下，基本上一直处于窒息状态。这种政治大一统反倒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兴盛。这种状态，到了明清时代达到了顶峰。在清代，所谓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可以说是学者们为了规避残酷的政治，而“寻章摘句小雕虫”，将精力和才能消耗在这些吊书袋子的工作之上。
文化的繁盛反而只有在政治权力孱弱，而顾不上操控时才能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恰恰就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同时，南方各个省份纷纷拥兵自重。再加上袁世凯对知识阶层一直颇为礼遇的传统，这种分裂时期反而是文人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中国自春秋“百家争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灿若星辰的时代。
知识阶层在目睹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认为“器物”，“制度”均没有实现救国的重任，转而呼吁从文化上救国。前清翰林蔡元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蔡在政治上是亲南方国民党的，这也体现出北洋政府的胸襟。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将官老爷玩乐的北大改造为中国的文化重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阵治校，礼聘了许多学术界的大腕，不仅有胡适，陈独秀等文化改革的激进派，也有辜鸿铭等文化保守派。前者们为了实现文化救国的重任，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崇拜的国度，历史书中一直的主角一直是政客们，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一点，这些风格各异的学者教授作家的魅力超过了这些政客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但是，就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来说，并不能说就起到了荡涤观念的作用。毋宁说，这样新文化先驱们遭到比激烈的反对还让人心寒，是基本上没有响应，如箭射入海中，根本不曾激起一丝浪花。最后钱玄同等不得不唱起了双簧，自己写文章反驳自己以引起关注讨论。
1917年，怕狗的钱玄同来到一个院落，他到这里来见一位朋友。看到这位朋友抄古碑，于是发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呢？中年朋友回答：没什么用。……钱玄同最后说“我想，你可以写些文章”。中年男人说“如果一个铁屋子，万难打破，一群人昏睡，你把他们叫醒，使他们受这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这是对得起他们么？”钱说“但是你不能说叫醒他们，就没有打破黑屋子的可能”。于是，中年男人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托，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加入了新文化的阵地。他也有了个比他真名周树人要有名的多的名字—鲁迅。
中国的知识阶层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分裂为守旧的保守阵营和激进的改革阵营。在后者这个阵营中，也共存着程度不同的立场。既有热烈而冲动的陈独秀，也有温文尔雅的胡适之。而鲁迅，则一直以其思想家的睿智保持的清醒。在加入新文化阵营之前，鲁迅即对这种运动的作用有着一些疑虑，在钱玄同说服下，加入这个阵营之后鲁迅即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一个对中国失望的文人慢慢成为一个文化战士。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至今仍被官方教科书描述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五四运动也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然而，五四更像是一种对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五四无疑有其合理性，是弱国遭遇不公的激烈反应。但是，今天在重新检视五四时，更应思考其负面价值。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启蒙立场，转而走向救亡。慢慢的以救亡压倒个人，从而革命压倒一切，导致了一系列之后的悲剧。当然，这不全是五四的过错，但是五四具有象征意义。
五四中，陈独秀自己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被北洋政府逮捕。而在狱外知识同仁的一系列运作下，陈最后出狱。陈氏出狱后，继续任教于北大，然后，在一场阴谋之后，陈被赶离北大。这场阴谋的北大几个参与者教授不会想到，他们的小手段直接导致了巨大的恶果。随即陈独秀南下，失去教职的陈独秀开始直接投身政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后陈被开除出他亲自缔造的这个党）。而此时北京的主战的皖系军阀下台，直系军阀鼓吹联合治国，李大钊，胡适等都参与其中，表示要组建“好人政府”。面对着同人们向左转投身革命，或者向右转与军阀合作，坚守启蒙立场的鲁迅发出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慨。
然而，军阀政客们并不会因为知识阶层的主观意图而改换自己的念头，吴佩孚进入北京，执掌北京政权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主和派转为主战派，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短短几年，昔日盟友成为今日仇敌，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倒戈，曾经风光无限的吴玉帅仓皇下台，逃离北京。北京又换了新主人——奉系的土匪军阀张作霖由东北入关，执掌北京政权。由于接连几个总统的不幸，后来的北京政权头目不再叫总统，段祺瑞自称“执政”，张作霖称为“陆海空大元帅”。在袁世凯，段祺瑞，秀才军阀吴佩孚统治时期，对文人议政一直存在着宽忍的传统。这来自军头们深受儒家传统教育而对士人的尊重。而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北京文人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中国的言论自由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开始收到的压缩。不到一百天，著名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相继被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也警告杨度，害的后者逃离。好在奉系还不能控制全国，文人在渔网的缝隙寻找着自由。
而自诩为革命正宗的南方国民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与苏俄结盟，实力迅速增大，在之后的几年后，开始了其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吊诡的是，这次统一居然不是由嚷嚷的北方实现。而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和不能容忍更远超过张氏夫子。伴随着中国统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黄金时期的丧失。统一恢复了平静，但也带来了压抑和沉闷！这究竟是历史的二律背反规律在起作用么？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而中国2000多年应该怎么分析研判，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有一点，就是皇权的不可挑战。（当然，钱穆先生可能连这点也不赞同）所以，李慎之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
在2000多年严酷的专制下，文化在高压统治的逼仄下，基本上一直处于窒息状态。这种政治大一统反倒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兴盛。这种状态，到了明清时代达到了顶峰。在清代，所谓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可以说是学者们为了规避残酷的政治，而“寻章摘句小雕虫”，将精力和才能消耗在这些吊书袋子的工作之上。
文化的繁盛反而只有在政治权力孱弱，而顾不上操控时才能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恰恰就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同时，南方各个省份纷纷拥兵自重。再加上袁世凯对知识阶层一直颇为礼遇的传统，这种分裂时期反而是文人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中国自春秋“百家争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灿若星辰的时代。
 |
知识阶层在目睹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认为“器物”，“制度”均没有实现救国的重任，转而呼吁从文化上救国。前清翰林蔡元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蔡在政治上是亲南方国民党的，这也体现出北洋政府的胸襟。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将官老爷玩乐的北大改造为中国的文化重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阵治校，礼聘了许多学术界的大腕，不仅有胡适，陈独秀等文化改革的激进派，也有辜鸿铭等文化保守派。前者们为了实现文化救国的重任，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崇拜的国度，历史书中一直的主角一直是政客们，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一点，这些风格各异的学者教授作家的魅力超过了这些政客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但是，就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来说，并不能说就起到了荡涤观念的作用。毋宁说，这样新文化先驱们遭到比激烈的反对还让人心寒，是基本上没有响应，如箭射入海中，根本不曾激起一丝浪花。最后钱玄同等不得不唱起了双簧，自己写文章反驳自己以引起关注讨论。
1917年，怕狗的钱玄同来到一个院落，他到这里来见一位朋友。看到这位朋友抄古碑，于是发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呢？中年朋友回答：没什么用。……钱玄同最后说“我想，你可以写些文章”。中年男人说“如果一个铁屋子，万难打破，一群人昏睡，你把他们叫醒，使他们受这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这是对得起他们么？”钱说“但是你不能说叫醒他们，就没有打破黑屋子的可能”。于是，中年男人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托，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加入了新文化的阵地。他也有了个比他真名周树人要有名的多的名字—鲁迅。
 |
中国的知识阶层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分裂为守旧的保守阵营和激进的改革阵营。在后者这个阵营中，也共存着程度不同的立场。既有热烈而冲动的陈独秀，也有温文尔雅的胡适之。而鲁迅，则一直以其思想家的睿智保持的清醒。在加入新文化阵营之前，鲁迅即对这种运动的作用有着一些疑虑，在钱玄同说服下，加入这个阵营之后鲁迅即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一个对中国失望的文人慢慢成为一个文化战士。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至今仍被官方教科书描述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五四运动也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然而，五四更像是一种对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五四无疑有其合理性，是弱国遭遇不公的激烈反应。但是，今天在重新检视五四时，更应思考其负面价值。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启蒙立场，转而走向救亡。慢慢的以救亡压倒个人，从而革命压倒一切，导致了一系列之后的悲剧。当然，这不全是五四的过错，但是五四具有象征意义。
 |
五四中，陈独秀自己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被北洋政府逮捕。而在狱外知识同仁的一系列运作下，陈最后出狱。陈氏出狱后，继续任教于北大，然后，在一场阴谋之后，陈被赶离北大。这场阴谋的北大几个参与者教授不会想到，他们的小手段直接导致了巨大的恶果。随即陈独秀南下，失去教职的陈独秀开始直接投身政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后陈被开除出他亲自缔造的这个党）。而此时北京的主战的皖系军阀下台，直系军阀鼓吹联合治国，李大钊，胡适等都参与其中，表示要组建“好人政府”。面对着同人们向左转投身革命，或者向右转与军阀合作，坚守启蒙立场的鲁迅发出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慨。
 |
然而，军阀政客们并不会因为知识阶层的主观意图而改换自己的念头，吴佩孚进入北京，执掌北京政权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主和派转为主战派，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短短几年，昔日盟友成为今日仇敌，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倒戈，曾经风光无限的吴玉帅仓皇下台，逃离北京。北京又换了新主人——奉系的土匪军阀张作霖由东北入关，执掌北京政权。由于接连几个总统的不幸，后来的北京政权头目不再叫总统，段祺瑞自称“执政”，张作霖称为“陆海空大元帅”。在袁世凯，段祺瑞，秀才军阀吴佩孚统治时期，对文人议政一直存在着宽忍的传统。这来自军头们深受儒家传统教育而对士人的尊重。而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北京文人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中国的言论自由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开始收到的压缩。不到一百天，著名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相继被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也警告杨度，害的后者逃离。好在奉系还不能控制全国，文人在渔网的缝隙寻找着自由。
而自诩为革命正宗的南方国民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与苏俄结盟，实力迅速增大，在之后的几年后，开始了其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吊诡的是，这次统一居然不是由嚷嚷的北方实现。而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和不能容忍更远超过张氏夫子。伴随着中国统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黄金时期的丧失。统一恢复了平静，但也带来了压抑和沉闷！这究竟是历史的二律背反规律在起作用么？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