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田野纸条12：field=work

多大程度上，我把这份工作看成是在做田野？

多大程度上，我又把这个田野当成是一个工作？

当香港老板在凌晨睡前，看到我还在办公桌前，用破烂到像每天晚上没有灯光一样网速在查：什么叫细扣螺丝，什么叫硬轴，什么叫三七灰土的时候，他不无感叹地说起，曾经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类学家把他的学生送来自己的工厂做田野，但遗憾的是，这位博士生始终没有融入到工作中。工作既然是现在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不在工作中做田野。

昨天，一位来台读博的陆生也问起我做田野的经验，看过我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说，又似乎不乏田野经验。确实，如果从文章发表和材料积累上讲，可能给人一种我是个做田野的人。但我只能反复和她解释：我没做过田野。

回想以前在广州，借助在政府或智库的工作机会，收集资料来写田野分析的文章，或许是借了政策或政治之便，一方面稍有资料就能被外人视为不可多得的内部一手，另一方面又可颇为借助已有文本积累的文官文治传统。

但我真的扎到菲律宾，才发现这种从工作上做田野，却是另一回事：我以前写的田野分析，自己像个透明人。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在政府里算什么？小透明一样听着局长处长和书记的汇报和点评，偶尔有些知心愿言的长官多聊可谈。由此，在中国最垂直层级的体系中，却透明地抓到全面的材料。

但是到了菲律宾，作为工业投资项目，又作为类似于区域经理一样的职阶，看着俯视全局，却反而被不透明的环境所围困。

这可能就是在工作中做田野，或者把田野当即成工作的两难吧。

这种不透明性当然也和语言有关。

这个穆斯林小城甚至不说他加禄语（但多可听懂），更不是宿务语，而是当地的一种方言。英语和汉语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外语。一下子，才明白欧美人类学去研究那些原始社会，是多么不容易。语言这一关就够卡住人了。即使借助职务之便，可邀谈职工，但在这种的权力差距下，哪怕语言不通也可知道对方不愿坦诚相言。

即使语言是通的、即使权力差距小一些，恐怕这种看似透明的不透明性的难题还是会萦绕在身边。因为做田野这件事，不再只是语意实践，而是建成环境。

作为一个文科生，现在撸起袖子变成了工地仔，最直接的门槛是在于：一切凭借文本上的言说，都在眼前、在下属的锤子的铛铛下建了起来：水泥地面、围墙栅栏……。文科式可再重来一次、不过是再花些时间重思重写的事情，一下子变成了要费七八个工人推倒一面墙，也变成了每天又多花了一笔工钱。

如果连环境也被我所建成了，那么这种engagement或者intervention，恐怕太违背了田野的伦理了。

听说做田野有一种迷思：仿佛经过一个过渡仪式，大家接受你作为insider，愿意把你当成小透明而非一个尴尬的outsider。但在work-as-field的情况下，过渡仪式的迷思在一开始就被拆除了，只有insider，没有outsider。

我知道我是被我的工作对象叫成commander或master，但在未来某个时点出版的那本学术专著中：我在什么位置？这是我最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