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出、感受到、实践出“人生的意义”和“人应该怎样生活”|VOL03
《何为良好生活》，作者陈嘉映
第四章 实践中的目的
这一章探讨了实践与目的。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行动与实践，同时又带着我们的目的。我们为了什么而做事？目的在实践之中起到什么作用，实践又对目的有着什么影响？陈嘉映还顺带探讨了现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理想“”职业“问题，对现代人的”意义流失“也有所提及，在我看来都给出了非常有智慧的答案。
1.
讨论人类行为和行动，躲不开目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要谈及目的-手段这个解释框架。买彩票是为了中奖，背麻袋是为了赚钱，中奖和赚钱是目的，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做一件事，重要的是目的。但是这个解释框架会带来一些问题。有些人类行为似乎并没有什么目的，比如睡觉，比如消遣，我们通常不会主观地为了什么去睡觉，困了就睡了。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可以据目的有无划分成行为和行动，在伦理学探讨中，我们所在乎的，当然就是与目的相连的人类活动。目的-手段解释框架还会遇到人们更常提出的问题：目的正当，是否可以不择手段？此外，我们还可以探讨人类的总目的。但是人生的总目的，似乎很难去问，目的-手段这个框架在这里同样有些笨拙失灵。我们通常只联系上下文，去询问具体的事的目的。要是突然问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恐怕都只会沉思不语。谈论整体人生的目的或人生的意义，与谈论做某件事的目的和意义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坚持从目的来谈论整体人生，那么，人生的总目的大概应当被理解为各种行为所含诸目的之间的协调一致。
那么再深入地探讨行为的目的，下棋的目的是什么？街边老头下棋恐怕不是为了钱，所谓“益智功效”只是功能，不是目的。那么，是为了“图个乐子”吗？这看上去合乎目的-手段的解释框架，但我们不能被语言字面上的对称所欺骗。下棋不是好玩的手段，下棋就是好玩本身。我去背麻袋，为了赚钱，我对背麻袋不感兴趣，直接给我钱，我就不去背麻袋了。下棋却不同，下棋好玩跟下棋这种特殊活动精密联系在一起。有些活动，对于参与者来说，目的和手段是分开来的；有些活动，目的和你达到目的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我们为了赢棋去下棋，不如说我们是为了要下棋才设置了赢棋的目的。我们甚至该说，下棋不是为赢棋服务的，相反，赢棋是为下棋服务的。常玩体育活动比如篮球的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如果对方直接让你赢，你不会觉得有意思，同时，设置比分这件事，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打球。从某个角度来讲，很多人设置人生目的，并不在于那个人生目的有多么好，只是在于存在了目的，人生才可以进行以及有厚度。
于是，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目的了。背麻袋挣钱，不妨称之为外在目的，背麻袋和挣钱是独立分开的两件事。下棋赢棋这类目的，不妨称之为内置目的，不通过下棋，根本就没法赢棋，同时如果没有赢棋这个目的，下棋这件事也就不存在。
除了如上文这样区分两种目的，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区分目的，即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也可以称之为目的和用途。挖沟是为了什么目的？赚钱，这是我的主观目的。挖沟有什么用途？埋水管、埋光缆，等等，这是客观目的。客观目的与活动本身有着内在联系。
回到之前的区分，挖土方，扛麻袋，目的外在于活动，就是单纯取效，在这里，目的是确定的，所考虑的是达到目的的方式、手段，无论采用什么手段，能达到目的就好。与之相反，则是街头下棋，参与者没什么目的，活动本身也没什么效用。我们下棋，要的是下棋这个过程。若说下棋有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内置的，就是说，目的是为活动而设。
以上是两个极端，人类行为却并没有那么简单，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既不是单纯取效也不是单纯游戏。不管是战争、画画、行医、经商，我们做这些事情，要取得某种效果，但也在乎这些活动的过程本身。
以画画为例，画家当然靠画画挣生活，但画画挣生活和挖土方挣生活有突出的不同，画家不止要挣钱这个结果，更要画画这个过程，所谓艺术类似于游戏，或可从这方面解释，需要自己玩得高兴，不那么追求效用。但如果要把艺术等同游戏，也非常不对，艺术同样多多少少取效，广泛说，一幅画画出来，观众爱看，就是这幅画的”效用“。
很多事物都不止有一个效用，不见得可以用一个词一句话尽其效用，不管是行医、上学、工作，这些都不是游戏，是求效用的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只有一个单义的目的。同时，目的本身也很难拆解，这些目的一个套一个，有的互相联系，有的互相抵触。我们的人生，差不多也是这样，虽然有时做这个，有时做那个，它们多多少少都要连成一个整体-包括在整体中相互抵触。
2.
接下来陈嘉映在目的的层面上探讨了创造性和自主性。一幅画的效用和一条沟的效用并不一样，在他看来，艺术活动的创造性，在于其创造性不止是技法上的，绘画的目的本身随着绘画活动不断改变。观察艺术史，我们可以发现绘画的意义在不断改变，它是不明确的。创造性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挖土方、围棋布局上的创新是技法上的创新，不改变这些活动的目的——无论这个目的是外在目的还是内置目。
之前我们说过，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框架里，实践活动不同于制作活动，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那么，绘画实践本身不断重新定义绘画的目的和效用。绘画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多少少自主自治的传统。一串前后相续的活动和事件还不足以构成传统，“传统”总是指某种自主自治的发展。但若一种活动完全由这种活动之外的目的所规定，它当然就不是自主活动。
艺术和学术就需要坚持其自主性，有利于抵制政治和商业的侵蚀，无论艺术作品有什么实际效用，如果效用变成了指令，压制了艺术家的创造性，艺术就完蛋了。同时，一个实践传统多多少少是自主自治的，它却不是自闭的，若全不顾受众的感知，艺术品评就变成业内人的自说自话。从实践者方面说，你投入一项实践，原不只是为了取效，你好之乐之，但若我们把业行之外的社会整个排除在外，这种乐趣会会退化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实践活动不是游戏，它有取效的一面，你做得好不好，不能单由业内人来评判，也要看受众是否受益是否喜欢。一种实践活动有它自己突出德性，然后，没有哪种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行业需要有其自身的传统与内在于实践中的目的，自主自治，同时也不能自闭，乃至形成壁垒。但在这个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多提倡行业的传统与自主自治，却显得更加有必要。毕业生刚毕业去找工作，之所以要去更规范、更有业行传统的企业，收入、稳定倒是其次，身处在传统之中或许是更重要的事，这样才不会被实践活动之外的目的完全操控。
上文分析了接近于游戏的艺术，具有相当明显的自主自治。但即使像行医、战争这样注重取效的活动也是多多少少自主自治的。战争也有它自己一套不能完全由胜败评价的规范，如禁暴、戢兵、安民，也有"胜之不武”的说法。行医虽然明显是取效的活动，行医是手段，目的在于治病救人，为了医疗之外的目的服务，但像人类的大多数行动一样，行医的效果不是单义的，不限于正确诊治这一个单一目的。《黄帝内经》有言：“贵贱贫富，各异品理”，行医同样不断在定义健康（何为健康）、考虑不同病例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不同病人的费用、与病人的沟通。与画画相比，行医的确十分靠近取效一端，但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艺术。
上面所言，即使战争、行医，仍需要“武德”、“医德”，不止是技术和目的，有着自主自治的传统。我们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特需的德性，比如冷兵器时代的战士，首要德性是勇敢，对医生来说，更应具备的德性是富有同情心、冷静和审慎，政治家则需要大度，学问家需要能自甘寂寞。同时，没有那个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将军、政治家、企业家相近，学者则类似于修行人、僧侣，有些德性则几乎遍布所有业行，比如勇敢。维特根斯坦甚至说：“天才在于才能中有种勇气。”
在一个目标单一的活动中，从事者只要技能高明就能胜出，但在多数人类活动中，优异的成就既依赖特定的才能也以来特定的德性，才能与德性是相混合的，在相当程度上，在一位优秀的从业者那里，他的优异技术跟他的性情和品德连在一起，跟他整个的人连在一起。原始技能更明显地和整个人的品性连在一起，arete这个古希腊词不分才与德，意思就是卓尔不群的才德。到古希腊古典时代，哲人们开始注重德性与才能的区分。在中国，这种区分尤其体现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的两分。才德的区分，当然不只是思想家空想出来的。社会的演进倾向于把技术从整体活动中独立出来，以便尽量脱离开这个那个具体的个人以固定程序来教授技术，施展技术。集勇气、品性、技能于一身的骑士渐渐变得无足轻重。吊诡之处在于，在德与才分离的漫长历史中，一方面是技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道德在意识形态中获得越来越显赫的地位。
3.
之前探讨了游戏和单纯取效两个极端，但实际上大多数的人类活动却非此非既此既彼，简直没有什么活动只是为了实现一个外在目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收到实践方式的调整，没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说。一套政治活动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无论一开始所设定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它最后更多地要由其实践方式及其传统来定义。也就是说，没有脱离实践的目的，目的最终被实践所定义。用了什么实践方式，目的也就随之改变。
一种活动为这种活动之外的某个和目的服务的效用，可以把它称之为外向效用，比如用绘画来教化信徒，进行政治宣传。在这类效用之外，为这类活动本身的发展做贡献，提升促进整个行业，可以称之为内向效用。我们所做的各项活动，既在意外向效用，也在意内向效用，即使是买彩票这些活动，也未必只有外向效用，参与者也未必全不在乎过程本身，买了彩票等候开奖的那份心情对他也很重要。
这里可以插一个我的个人经历，我曾经在某个公司工作时，做了一个知识分享PPT，内容来自牛津通识读本系列的《广告》，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广告的意义，如促进人们对产品的了解，等等。我的老板认为这肯定是个英国人写的，美国人不会在乎这个，做广告能赚钱就行了。老板的判断至少对了一半，这本书是个英国人写的。可是，人们果真会不在乎所做事情的内在效用吗？我们各个一心为自己谋利，不仅无法造就一个幸福社会，甚至很难为我们自己的带来幸福，从自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需要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情。
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上述活动并非只在于取效。的确，挖土方的壮工通常对挖出着条沟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并不关心，然而，他也并非完全不在意他做的事情。托斯陀耶夫斯基回忆在沙俄劳动营里，他们这些牢犯被命令挖坑挖沟，挖好以后，被命令把它们填平。他评注说，这对牢犯门是最残酷的折磨，意志稍脆弱的牢犯因此而崩溃。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把自己正在做的事做好。明面上，我们只关心自己能拿多少，然而，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却在深处赋予劳作以意义。过去的劳动者大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用处，修篱、挖沟、砌墙，可以全程做到最终结果；现在的劳动者因现代化分工，越发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只笼笼笼统统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益的，而这种信念也笼笼统统地支持他的劳动。然而，这个笼统的信念更需要与社会良序的信念相互扶植。过去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成果，那种因此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意义，转变成笼统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这也就往往导致了现代人所谓意义的流失。
我们可以区分外在从业者的收益与内在收益，用来对应外向效用与内向效用。用画获得财富、社会地位、权利，是外在收益，同行的赞誉、创造、维护、发展传统的满足感、创造性的成就等，是内在收益。此古人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种乐趣，这种意义，我们局外人最多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感觉，他本人之外，只有同行中的知音和后学才能较为切实地领会。我们与特定的行业休戚与共。从业者的外在收益更多与他的工作所产生的外向效用相连，其工作的内向效用却也通过曲曲折折的联系提高他的外在收益。从业者的外在收益与特定行业的繁荣休戚与共，因此从业者确乎会创造、维护、发展自己所在的业行，轻蔑那些未能产生内向效用而一味追求外在收益的从业者。
但是在不健康的社会里，内向效用甚至根本得不到外在收益，久而久之，绝大多数从业者会放弃为提升自己的业行而努力，一味追求外向效用。我们不能只从外向效用来评价一项工作或一位从业者。优秀的才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个特定的业行展现出来的，从业者是否优秀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业内人士来评价。
4.
我们是因为什么选择了如今的职业？行医、从军，或从事地质学、文学、电子商务，我可能被抛入其中，被安排到其中，我可能受到吸引，受到感召。当然，也可能是经过考虑的选择。现代以来，选择成为人生的关键词。这是与现代整体观念配套的一个字眼，刻画出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即使现代人进入了这个业行而不是那个业行，更多基于考虑和选择，但考虑和选择仍是伴随着出身、禀赋、感召等等做出的。就具体的个人而言，选择项并非在时空上并列摆在那里。人生不是股票市场，可以站在它外面来权衡的事。通常，我们并非先考虑哪个业行能让我利益最大化然后去选择它，同样，我们也不是先考虑哪个业行能实现最高的理想然后去选择它。无论是理想还是利益，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具体环境，包括他心仪的生活典范和他自己的禀赋。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抽象是一种缺陷，我们要的是那种能一步步引导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理想，我们在成长和为事的过程中变得具体。在做事实践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多半时候想的不是什么理想，而是枯燥、重复的事情，日复一日的事物和火烧眉毛的意外事件。无论你一开始怀抱怎样的理想，它都无法原封不动体现在这些实际工作之中。理想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而且一定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形。实践的目的不在手段之外——这样从政，成就的是这样的政治目的，那样从政，成就的是那样的政治目的。
然而，实践对理想的这种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实践的危险所在。真正的麻烦差不多总是在于，你一开环抱的那个理想本来只是个抽象的理想，只要去做事，你就不能停留在这种抽象性上。或者反过来说，你最初设想的现实也颇为抽象。目的或理想面对的并非一个泛泛的现实，你面对的是具体的制度、人际、规则、惯习。或好或坏，你最后做成的事情不可能像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你也不可能保持少年时候的那个样子——待你学会了把事情做成的时候，你的理想，连同你自己，无可避免地被改变了。没有这些改变，你将一事无成。但这种改变是理想获得了具体想形态呢，抑或是理想逐渐湮灭？你最终做成的是什么呢？你最后变成了什么呢？绝不像比较一个完整的苹果和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么清清楚楚。你很少戏剧性面对你该坚持理想还是让理想破灭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觉察的毫厘之间。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现现。与其说做某事实现了你的理想，毋宁说，你在做某事的漫长岁月中找到理想。不用太在意一开始时的目的和动机，一开始的现实目的并不影响最后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古人说道行之而成，很大程度上，传统成为实然和应然的和合之所。我们进入某种业行，也就进入由前人造就的一种传统，从以前的实践者那里学习自己该怎么做，在这个传统中了解怎样算是把一件事情做得好。但在现代社会，所有实践传统都在瓦解。近代社会的很多因素促成传统的瓦解，传统的瓦解给现代社会带来很多困扰，其中突出的一种，就是人们常说的意义流失。不少论者曾指出意义流失与实践传统衰落之间的密切联系。
昆德拉在《身份》里说，在过去的时代里，“生命的意义那时不是个问题，这种意义自然而然地跟人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作坊里，在他们的田野里。每一个职业都创造出它的思维方式，它的存在方式。一个医生跟农民想的不一样，一个军人跟一个老师的举止不一样。”
为什么处在实践传统之中，“生命的意义就不是个问题“呢？因为意义不是想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通过生存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整个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劳作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他的劳作跟一个兴趣-劳作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而当传统瓦解，业行转为职业，职业要求于个人的，不是他的整个的人，而是他在特定岗位的效用。个人不再作为整体的人通过他所属的实践传统和社会相关联，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离开来，“生活的意义”渐渐成为一件主观的事情，而一旦意义成了主观的事情，就等于没有意义了。
传统的瓦解固然有可叹之处，但反观近代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平民的兴起，这些导致传统衰败的事项，每一项都自有其情理。而且，传统的瓦解以及相伴而生的个人原子化过程，如伊格尔顿所言，“所有这些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解放。“
解放是连通意义的不确定性一起到来的，职业化是连同祛魅一起到来的，喜也罢，叹也罢，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使我们不得不采纳的态度。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不在于从它那里可以搜寻多少美点，而在于它不断赋予传者以力量，使他们能够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