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沉入历史 —— 外蒙古的前世今生

很多历史学家，将蒙古独立的起源，归于苏联支持下的“公投”。

这种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归因于一种罪因的方法，着实令人十分的舒畅，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最基本的事实是：今天蒙古共和国的民众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苏联支持下进行“公投”后才获得独立的，他们将1911年视为民族独立的起点。

这也是蒙古共和国为何在2011年庆祝独立100周年的原因。

这里要谈的，就是1911年外蒙古“独立”的事件。这要从清王朝讲起。

中华大地的正北部，横卧着广袤、多山的蒙古高原。

在这里，绵延着一片辽阔的富饶的沃土，她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中国人习称为外蒙古的地方。

不了解外蒙古的人，常常觉得那是一大片宽阔无垠的浩瀚沙漠、除了苍茫沙野、骆驼刺和荒原孤烟等混合而成的一副雄浑、古朴和静寂的景象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人的景致，置身其中，难生激荡的情怀。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这里的地型风貌，和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民族，都有一种奇异的迷人风采，一种与众不同的超凡情调，令人神往，令人忘返。

这是块真正的热土。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首先是匈奴人、他们自称先祖是夏人苗裔。

在蒙古人心目中，“匈奴人——原始蒙古人”其颠朴不破的，同样是神勇、剽悍、刚毅，同样是大漠驰骋，同样是攻城掠地、威震朔方，从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历史中，他们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民族魂的根源。

触目所及，今日已经没有匈奴这个民族了。

后世蒙古高原的游牧人相继兴起，其实未必是它的嫡裔。

时势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此后，蒙古人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国。元朝一统中国，震撼欧亚。

但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始终没有真正意义的统一，从一开始就不断面临来自内部的分裂和来自外部被征服民族的反抗。

铁木真称雄百余年后，蒙古人合力创建的元朝帝国大厦气数渐尽。1368年，元顺帝杯揣玉玺，带妻子、老小，一只逃回蒙古高原，虽然国亡：但蒙古铁骑雄风犹在。明朝多次动刀兵，但蒙古余部败后分裂。

至明清之交，以蒙古高原的大漠为界，蒙古的势力分为实力较强的三大部，就是大漠以西的准噶尔蒙古，也叫漠西蒙古；大漠以北的喀尔喀蒙古，也叫漠北蒙古；以及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诸部。

明末清初时期的蒙古各部

在清朝初期，清政府通过战争和政治的手段收服漠南蒙古。

163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三汗——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向皇太极献“九白之贡”（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表达了友好。

但此时，喀尔喀蒙古和清政府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喀尔喀蒙古达延汗

到了康熙年间，准噶尔蒙古在噶尔丹的统治下迅速崛起，兵锋所指，首先就是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在与噶尔丹的战争中连连败退，不得已，南下请求清政府派兵保护。

一代草原雄主葛尔丹

清政府接纳了喀尔喀蒙古诸部，将其安置在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一带游牧，由此引发了与噶尔丹和准噶尔蒙古诸部漫长的战争。

1691年，清政府在乌兰布通一举击败噶尔丹后，康熙在多伦召集喀尔喀蒙古上层贵族举行会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

多伦会盟碑

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依漠南蒙古例编成34旗，废除了喀尔喀三部旧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贵族改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正式确立了清政府和漠北蒙古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历史学家视为清政府统治漠北蒙古的起点。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进行的多次战争，在清代文献中通称为“平定准噶尔”。

康熙平定葛尔丹纪功碑

战争结束后，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与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合并称为乌里雅苏台，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将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地区称为“外蒙古”，与漠南地区的“内蒙古”对应。

这就是“外蒙古”这一名称的由来。

外蒙古的归附，尽管是由于准噶尔的强大压力，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仗义援手的结果。

因此，对于清政府的援助，喀尔喀蒙古贵族上层普遍是抱有感激之心的，终清朝一世，外蒙始终保持着对清政府的忠诚。

至清末时，面对全国遍起的革命烽火，一些满洲大将还想把溥仪接到外蒙古，依托内外蒙和青海、甘肃割据，并得到部分外蒙贵族的支持。

但是，清政府始终实施的“民族分治”政策，使得外蒙古对清政府的忠诚，始终只限于清朝皇室，而对于中原其他民族少有认同感，因此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程度也非常低。

例如喀尔喀蒙古，在康熙时分34旗，雍正、乾隆两朝又加以细分，多达86旗，各旗之间都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对于内地迁往外蒙地区的汉族游民，清政府采取设置府州县厅的方法，与蒙古各旗分别治理，“分疆别界，各有定制”。

对于蒙汉之间的通婚也实行严格限制，汉人娶蒙古妇女要被官判离异，还要处以罚款。

蒙古人学习汉语、取汉族名字也要遭到处罚。

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用词也不能擅用汉文。

蒙古人进入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六处入关。

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擅自从其他地方进入内地，也要遭到严惩。

相对于清政府在外蒙执行得更加严厉民族隔阂的政策，对于内蒙贵族，则较为注重推广汉族的儒家文化，强调所谓的“忠孝之义”。

同时，内蒙贵族多有至内地为官者，而且大都官高爵显、深得清政府信任，比如出身于科尔沁蒙古的僧格林沁。

这些使得内蒙对于中原地区的认同感，比外蒙更强烈一些。

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在于塑造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

例如抗战结束后前苏联为何不能将东北三省划为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人民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清政府的种种做法，却使得其治下的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不仅缺乏认同与交流，相互的认识也极为肤浅有限。

所有的认同感都只能依赖皇权统治。一旦皇权没落，不同民族产生离心倾向也在所难免了。

同时，清末的西风东渐，也使得许多西学进入中国。

诞生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理论便是其中之一。

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不仅影响了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的上层统治者，就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也深受影响。

到辛亥革命时期，在新政府发布大量讨伐清政府统治者的檄文中，革命者们公然使用“犬羊之性”、“蕞尔东胡”、“逆胡”等诬蔑性语言，甚至赤裸裸地威胁：“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

这种思想不成熟的语言竟然能写入革命军的文件之中，可见民族之间的隔阂有多深，对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清政府也是按照蒙古各部与中央政府的亲密程度划分，分为内附蒙古和外藩蒙古，内蒙古和外蒙古同属外藩蒙古，各类蒙古的自治程度按照大小排序是：外藩内扎萨克蒙古>外藩外扎萨克蒙古>内附蒙古，自治程度依次相当于王国、亲王国、自治县，分别大约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各类蒙古共和国、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的各类蒙古族地方。

也就是说，清代内蒙古其实独立自治程度高于外蒙古，但是外蒙也始终享有高度的自治。

况且清政府在外蒙并无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管理地方事务，只有一个乌里雅苏台将军统管各部军政事宜。

由于清政府在外蒙驻军数量不多，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职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各盟旗的贵族。

清政府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的任状

各盟旗的王公贵族在实际上一直都有很高的自治权，清政府通常不加以干涉。

从16世纪开始，沙俄侵入西伯利亚，开始对外蒙古地区进行渗透，鼓动外蒙古王公分裂。

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

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

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

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

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至此，外蒙古与1911年的“独立”正式拉开帷幕。

尽管如此，此独立还是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当然，沙俄反对外蒙独立也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

首先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也生活着同属蒙古民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沙俄一直担心外蒙古的独立会对布里亚特人造成示范效应。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革命出现高潮。在远东和日本正争夺殖民地，在欧洲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的一系列军事失败。

因此无力在外蒙地区投入太多的军事部署，从军事上保护外蒙的“独立”地位。

从1911年开始的外蒙“独立”事件，给中俄两国关系留下了严重创伤。直到如今，这种创伤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沉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