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之城

（本故事是虚构，现实如有雷同，纯属借鉴）

不用找了，地图上找不到，因为这座小城，小到世界地图上不足以显示，但是它真实存在，人口十万的市，没有国家管理，自己自治，所以起点很高，相当于独立的国中国，只不过联合国不承认它的存在。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乌托城的邀请函，人们是进不去的（偷跑进去抓到会被终身囚禁），且路途太遥远，周围被高耸入云的雪山围绕着，进出只有一条路，极其严苛的法律规定，造成了：乌托城的人不出来，城外的人也进不去（据说生活这座城市里的人很奇怪），但是很幸运，作者遇到过几个去过乌托城的人，他们讲述着里面传说一样的所见所闻。

去过乌托之城的人是怎样评价这座城市的？

城市，虚伪、冷漠

乡村，嫉妒、心空

异口同声，就像官方宣传口号，然后句号。

他们从乌托之城走出来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去过的人没有多说，他们只希望这几个词能透过城市上空的繁华隐约看到夜色中人心的距离；能透过乡村房上的炊烟折射出饱腹之后人精神的空虚。

在乌托城里，人们周围充斥着彩色空气。问过才知道，这是不同的颜色是表示每个人的压力强度的——年轻人的压力，中年人的压力，老年人的压力。

看的见的压力充斥在每个人呼吸的空气中，这点现实社会的市民是看的到的，他们把空气染色，让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看得到。这个想法其实很棒啊，轻压力的人呼出的是黄色的空气，中度压力的人呼出的是橙色的空气，随着现实压力的增加，最后一些人呼出的空气变成了红色，这样的话，人们在公交车上，就要让坐给这部分人了；路上遇见这类人，要多给予关爱式的微笑。为此乌托政府建立一个配套的压力释放疗养院，里面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疏导，合格出来之后呼出的空气就变回透明色，变回正常人。

也同样是在乌托城里，这里的有些人可真会玩，越来越多的人都戴着纸做的面具。形状图案都千奇百怪，大多数的面具人其实也看不清对面的人是谁，因为面具工艺制作的千差万别，很多人连自己的眼睛都遮掉了，每天糊里糊涂，像喝醉了酒；更奇怪的是每个面具人都热衷于同一件事拼命地追逐金钱，来去匆匆，乐此不疲。难怪乌托城外的人统一称他们“纸醉金迷”，当然除了这些，面具人还擅长说假话，忽悠那些不带面具的乌托城人也回家做了面具。

荒唐的是，走在大街上，面具人完全看不清对面的面具人了，就像很多城市里对门的邻居，谁也不认识谁。其实，因为谁也不认识谁好处也并非没有，促进了电影业的繁荣，电影学院并不愁找不到学生，因为每个人面具人都是演员。城市里的大街上，每天都上演着电影学院般的专业演技，似乎生活的摄像机从他们一睁眼就开拍了。

随着乌托城里有钱人越来越多，无聊催生了很多面具人更邪恶的赚钱想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开始更疯狂的计划——炒房。其实原理很简单，毕竟面具人占据总人口的比例其实还是极小众，但是他们控制着70%以上甚至更多的财富，拿着钱，去制造房产上的假象——供不应求！

这个供求关系一旦失衡可不要紧，可害苦了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有钱的面具人制造出房子买空卖空的假象，散播着买房赚钱的谣言，的确第一波的炒房面具人尝到了甜头，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面具人资本家坐在家里的意大利小牛皮沙发上嘴角上扬地数着钱。

而与此同时一夜之间，乌托城所有的售楼部挤满了黑压压的人，这时候大家亲切的称呼这帮跟风者“乌合之众”，风声甚至传到了乌托城外的乡镇，田间地头上辛苦劳作的农民，他们放下手中的锄头，从银行取出大半辈子的积蓄，也加入了“乌合之众”的队伍。

正所谓树大招风，乌托城的管理者可看不下去了，他们连夜开会商讨，最后发明了类似体彩的摇号机，只不过里面的彩球是1000个，每月限量5套，摇到号的人球上面写着号码，没有的就是空的。在这个只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有上万人开始在售楼处门口彻夜排队。

这时候小贩阿乐看到了商机，在排队的队伍旁把锅支了起来，向乌合之众卖起了炒面，5元一份，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生意还不错，据说人家靠着卖炒面赚的这笔钱，第一年就凑齐了房子的首付（这是高手）。

言归正传，摇到号的5个人自然很开心，因为买房的人实在太多，黑市上他们把摇到的号码转手就可以赚到8万块；摇不到号的人自然也就很失落，毕竟排了好几夜的长队，人们纷纷拿着手上的号码球上去就是一口（不明真相者心想：我去，这不把牙硌掉了？），原来彩球都是统一订做的超大口香糖，我想这体现了乌托房管局的睿智，摇不到号的人也能得到一个安慰奖—泡泡糖，因为气愤之余，吃过口香糖的嘴，说出来的脏话可能会“香”一些。

这边乌托城里正如火如荼的建造着新房子，开发商还在压榨着乌托百姓的血汗钱；另一边乌托城的乡镇也没闲着，建设着新农村—乌托小镇。一些在中心城买不起房子的城里人也把目光投向了乌托小镇。

走在干净的乌托小镇里，家家户户筑起了像徽派建筑一样的灰瓦白墙的二层小楼，因为乌托政府的要求，小镇里的房子建造的大同小异，表面上看整齐划一，细看就会察觉到乌托小镇村民的别有用心，每家在小的改动上花了不少小心思和小聪明：稍微有点钱的村民院子种满了乌托花，据说乌托花极其难养，不能多晒阳光也不能吹到大风，人送外号“花中林妹妹“，没有钱买乌托花的村民也不甘示弱，每天的细心养护，很多人家院子里的波斯菊也开得旺盛。

乌托小镇环境真是优美，房子背面就是乌托雪山，前面有一大片乌托湖，湖的对面就能看到整个乌托城。村民之间相处看似像乌托湖平静的水面，其实水下面藏着能吞人的自私漩涡。这个故事要听面具人商会会长刘三万先生说起。

大家可能会笑着问，为什么刘先生叫三万？因为父母生他的时候花了三万块，30十年前，乌托城的老百姓并不富裕，万元户都十个指头数的过来，那时候没有什么社会保险，因为乌托政府也没钱，去医院都要自己掏腰包。刘先生的母亲张女士生他的时候历经磨难，老来得子加上高龄产妇，差点没有了命，住院就住了半年，后面张女士逢人就讲：“说生三万的时候，没有孙悟空的81难，也有80难了！” 可谓吃尽了苦头。

当然这钱一定没少花，三万一出生就在保温箱里，老来得子的刘爸爸，托人托关系，从新西兰买了进口奶粉给三万喝，从乌托城外订了北美胡桃木的手工婴儿床，据说刘爸爸为了疏通关系和婴儿用品的运费前前后后就花掉了一万块。说到这里大家也都明白了刘爸爸不是普通人，他就是那十个手指头之一的人，后面的三万基金创始人— 刘徳柱。

（乌托之城的脑洞未关，不定期会继续向大家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