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戏曲
戏曲是国粹。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大多数人对戏曲知之甚少。原因是我们从小就没有机会看戏——那时候“文革”。年少时，我们常常看露天电影。主要放映的国产片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之类的战斗故事片；进口的电影有朝鲜片《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苏联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还有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文革”时期，古代经典戏曲是属于“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东西，全部禁演。京戏只有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戏里有好人坏人之分，却分不清什么是“生、旦、净、末、丑”。所谓京剧名角，我最早知道的是《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的童祥苓，再就是《红灯记》里扮演李玉和的浩亮。
就我个人而言，接触戏曲还算比较早。我家祖籍江南，爸爸会弹琵琶，算是当年的文艺爱好者。早年，家里有一台电唱机，还有若干黑色的老唱片。我淘气，总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摆弄它们。记得那些老唱片除了跳舞伴奏用的广东音乐《步步高》、《彩云追月》之类，还有越剧《红楼梦》、锡剧《珍珠塔》、《双推磨》、沪剧《阿必大回娘家》、苏州评弹等等。按理说吴侬软语当以柔见长，但越剧《红楼梦》里“宝玉哭灵”一场，贾宝玉那句“林妹妹，我来迟了！林妹妹，我来迟了！！”听来悲怆凄厉，至今难忘。爸爸告诉我：“贾宝玉的扮演者是徐玉兰，林黛玉的扮演者是王文娟，她们都是上海的越剧名角。”
小时候听的东西总是记的很牢，沪剧《阿必大回娘家》的情节给我印象特别深。这出戏讲的是恶婆婆虐待童养媳阿必大的故事，恶婆婆要阿必大做很多事情，却不给她饭吃。其中一段对白大约是这样的（沪白）：
阿必大：“姆妈，我肚皮饿了。”
婆婆：“一天到晚不做生活（事情），只晓得吃。”
阿必大：“今朝（天）格（的）生活全做好了。一天没有吃饭哉。”
婆婆：“勿许瞎讲！当心给别人听见。要吃自家去架橱里拿格（那）碗粥。”（橱柜响动，阿必大取粥。）
阿必大：“姆妈，粥是冷格（的）。”
婆婆：“冷嘛，太阳下头晒晒。”
阿必大：“姆妈，粥已经馊特（掉）哉。”
婆婆：“侬讲啥？酸？酸嘛往你肚皮钻呀！”
可怜的童养媳阿必大，干了一天活，却只能吃冷、馊的粥。这几句对白生动、凝练。一个恶婆婆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我面前，而阿必大的境遇则令人鼻酸。其形容之夸张、用笔之简洁，令人叹服。然而，文革开始后，爸爸把电唱机藏到床下最最里面的角落，把唱片给砸了。
第一次听到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唱腔，是文革刚结束的那年。一天，我学工劳动下班，与师傅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生活区的有线广播正在播放豫剧，那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啊，啊，嗬——，嗬——！”声音圆润高亢。师傅告诉我：“这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她唱的名戏是《花木兰》、《朝阳沟》。”那以后，广播里又陆续播出了豫剧《朝阳沟》，曲剧《卷席筒》。海连池先生那段“小苍娃”的经典唱段，我至今记得：“小苍娃啊，离开了登封小县呐……”曲调悲切感人。
我知道，唱腔比豫剧还要高亢激昂的是秦腔。十年前，一个陕西朋友送我一盒秦腔戏曲磁带，我回家播放之后，才真正服了秦腔的高昂。叫板的那一声高长腔“呀——嗬——”，声震屋瓦。秦腔的高亢激昂，可以穿透陕北高原的座座窑洞，越过陕北高原绵延的黄土高坡，真的绕梁三日。大概戏剧唱腔的艺术风格，总是与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倘若，在陕北的大山里唱吴侬软语，谁能听得见？
第一次看川剧，是电影《抓壮丁》，只觉得那个“王保长”滑稽可笑。而第一次看川剧实际表演也不在戏院，而是在郑州的一家川菜馆。那是饭店刚开业，老板请来了川剧高手。节目除了“变脸”，还有“顶灯”。感觉川剧表演艺术的特点带有杂技色彩。“变脸”的演员在变脸过程中不时喷火，这与“傩戏”有点类似，而“顶灯”的演员顶着一盏油灯在不高的长板凳上下翻腾，则是真的杂技功夫。看川剧，就像吃麻辣烫一样，让人大呼：过瘾！据说川剧“变脸”最讲究变的层数，越是高手，变脸的层数越多；而且“变脸”技术是轻易不传人的，那是四川艺人的一绝。早些年媒体盛传香港明星刘德华要拜师学“变脸”，不知道他如今是否得到真传，反正从没看到他露过这一手。倒是我亲眼目睹他在一个晚会上表演“缩骨”，令人难以想象地穿上了一件很小的儿童衣服。其实，中国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比如：湖南花鼓戏、安徽黄梅戏、东北二人转等等。
都说昆曲是京剧的祖宗，但如今提起国粹，人们的直觉就是京剧。说起京剧，我很汗颜。我不知道梅兰芳、杨小楼、荀慧生等老艺术家曾经塑造过哪些著名的艺术形象，因为我从没有看过他们的表演。甚至知道他们的名字，也只是在书中看到的。坦白地说，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京剧里的“生、旦、净、末、丑”是什么角色，尤其是分不清“净”和“末”。我不懂京剧行当中的术语，更枉论熟悉那些艺术流派的唱腔特点了。
这一段，我自忖是做文字工作的，没有一点戏曲常识实在说不过去，就强迫自己看中央电视台的戏剧频道。记得有一天，我听主持人白燕升在介绍著名京剧折子戏“群、借、华”，他说的头头是道，我却听的是一头雾水。待我耐着性子全部看完，方明白“群、借、华”是三国故事《群英会》、《借东风》和《华容道》三出折子戏的合称。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戏盲”。
于是，我拿出收藏的古典戏曲书进行恶补。连续看了《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窦娥冤》、《雷峰塔》、《娇红记》、《调风月》、《汉宫秋》、《倩女离魂》、《张生煮海》等等。但是，读过这些之后，我感觉我只是知道了一些戏曲故事和一些优美曲词而已。对于戏曲唱腔的韵味，我依然茫然无知。我蓦然明白，这不是阅读水平问题，而是因为谁都无法在书本里读出戏曲艺术的旖旎风光，戏曲艺术的生命之花只在舞台上绽放。
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日渐势微。除了偏远的农村或城市里的一部分老人，时下的年轻人对戏曲上少有兴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传统戏曲的内容，大都是古老的故事，与当今的生活现状不免脱节。阅读齐如山、张伯驹的文章，或多或少能知道一些当年的梨园轶事。“大右派”章伯钊的女儿章诒和先生写了一部《伶人往事》。厚厚的一本，说的是程砚秋、马连良、奚啸伯、叶盛长、叶盛兰、杨宝忠、言慧珠、尚小云八位艺人的故事。读完之后，使我对当年的梨园圈子多少有些认识，也看到她对京剧这种艺术的担忧。她在自序中这样说：
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有如此悲绝？或许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的摧枯拉朽，远胜于改朝换代的后果。……从老宅、年画到京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扬似乎都是一种憧憬和空谈。
是啊，如我这般年纪者，尚且对戏曲一窍不通，更难想象后来者。新的文化艺术形式，正在猛烈地冲击着古老的文化艺术传统。现在的年轻人，能有几个喜欢《玉堂春》或《草船借箭》？他们喜欢的是周杰伦的《双截棍》或张靓颖的《To Be Loved》。如此看来，章诒和先生对京剧传统艺术传承的忧虑不无道理。说句良心话，中央电视台的戏剧频道在执守着一方中华传统文化，这里的广告比较其他频道而言要少的多，原因自然是收视率不高。不经意间又将电视调到了戏曲频道，在演《秦湘莲》——我暗想，难道我们今天仍需要“包拯”去为“秦湘莲”主持公道？倏然间与章诒和先生有了同感：我这里听的耳热，她那里唱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