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医院里，那些正在自由落体的中产阶级

《神的病历簿》剧照

医院可能是承载人类最多情绪的地方之一，《人间世》通过镜头记录下生与死的故事，今年年初第二季回归，第一集讲述的就是一群患有骨癌的儿童，他们对抗病痛的痛苦和至亲的无奈都被镜头记录下来。面对这部纪录片，我们只能深深感受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对我们轻而易举的生活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异常的苦难。

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中也讲述了印度重症病房里发生的故事。只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需要对抗的不仅是病魔，还有腐败的医疗体制，对医疗体制深深的不信任让他们像失去浆的小船在海上漂泊，找不到希望，更无法自救。

时髦的私立医院

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摘自译丛030《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1.

贪婪的经济洪流只导致了印度的割裂

在全球市场的老牌中心里，观察家们觉得他们完全了解遥远印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科技公司、咖啡店、下班后一起喝酒的男男女女、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些都是美国的东西。熟悉印度的出版物，如《纽约时报》，通过卡布奇诺咖啡饮品的盛行，向读者“解释”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巨人是什么样的：卡布奇诺越来越流行，这个国家正以飞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

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印度是如何变成美国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最近，星巴克和亚马逊都宣布将进入印度市场……如一家印度报纸所写，这将是“全球化的最终标志”。对我来说，尽管这两家公司的到来不仅象征着美国的消费主义，也象征着美国西海岸科技文化已经渗透进印度自身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之中，它们的到来其实标志着一件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即印度超凡的美国化进程的最新篇章。

2000年3月，印美两国间的冷战猜忌归于平息。彼时，比尔·克林顿访问印度，这是自1978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正值纳斯达克科技股一派繁荣的巅峰之时，克林顿迅速认可了印度人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这个非凡时期的贡献。他说：“现在，仅仅在硅谷，印度裔美国人负责运营的公司就超过七百五十家。”但是这位总统又补充说：“印度正从人才流失转向人才回流，因为很多人正在回国发展。”他引用成功公司的例子比如印孚瑟斯，认为印度“正在飞速成为计算机软件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这证明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不仅能成功，还能领先”。

克林顿的祝福不像是来自一个冷淡的置身事外的超级大国，更像是来自一个情绪激动的老大哥。毕竟，美国和印度的DNA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也是从英国赢得独立（虽然比印度早一百七十年）；而且事实上现在两国间非常紧密的商业联系也部分源于这段殖民历史留下的共同语言。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都极度多元化，其统一都基于一部自由宪法，而且两个国家似乎都同样表现出对自由企业的先天倾向。在一份声明中，克林顿总结道：“我们未来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和印度建立了正确的合作关系。”

但美国报纸田园牧歌式地描写商场里的情侣，还有企业高管喝着波旁威士忌听着爵士乐，这些描写的重点似乎对于真正身处印度转型中的人来说，完全是外国人的视角。“全球化”不是同质化，更不是美国化。

事实上，印度是一个远比美国贫穷的国家，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充满了和历史相关的矛盾情绪，美国品牌的出现不会对这一事实有任何改变，而且现在印度正在萌发的东西是从来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的。那些在商场里喝咖啡的印度人获得的满足感和地球另一边在商场里喝咖啡的人的满足感，是非常不同的。商场只是印度割裂景观的一部分，这种割裂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因为商场里面的世界和它墙外的世界没有连续性。顾客们走出商场，等着他们的是小贩、棚户区和堵塞的交通。

此外，商场本身就是作为贪婪的经济洪流的一部分出现的。这条洪流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摧毁了人性和神性，把各种东西和能量搞得散乱不堪，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放下了舶来品和外来仪式。全球资本主义也许在其古老的中心地带显得宁静而文明，但这与它在某个新的地方突然壮大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系没能在其边缘造就出平和温良的公民——西方人往往假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一部分。

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简单生硬的唯物主义叙事认为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们的快乐也一定会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从新的自由市场获益的中产阶级往往太晚才意识到，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生活比社会中最穷的人都更脆弱。

印度商城（图片来自网络）

2.

“她不是医院的病人，我们无法对她负责”

我把车停在德里一家新商业医院的停车场，然后朝医院大楼走去。在大楼前，我被吓到了。在大门口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脸朝下躺在担架上。门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绕过她进去。她身材敦实，是个中年人。我在候诊室坐下，等着见几个人。他们还没来，我透过玻璃看着担架，一直很担心，于是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站在死者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男人——她的儿子。

“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他们让她出院后，我们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恶化，今天早上过世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了。”他一直在哭。他摆弄她身上盖着的围巾，帮她把脸遮起来。

“我们要了一个担架把她从车里抬了出来，但我们要把她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说她已经和医院没关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为她担心，因为她正躺在早晨炙热的太阳下。

一辆车在入口前停了下来，下来了一个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车，两人一起把母亲从担架上抬起，试着把她放进车子的后座。她块头很大，这辆车却很小。这两个苦恼的男人没办法弯曲她的腿，他们不能硬把她塞进去。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场面。

就在这时，他们家另一个亲戚开车过来了。他匆忙拥抱了这两个男人，然后思考着眼前的场面，感到非常愤怒！他冲进医院，接着和医院的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出来。他们大吵起来，期间医院的代表一再重复：“她不是医院的病人。我们没办法为她负责。”

“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了！”那个亲戚大喊着。“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要他们怎么搬得动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变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很不利，他们只好认输让步。几分钟后，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死去的女人被装了进去，一小群人离开前往火葬场。人群散了，我继续回到候诊室坐着。

房间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这样的候诊室一样，这里有精良的设备，但挂着很糟糕的画。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标语（每个印度医院都有这条标语），告诉病人“产前胎儿性别检测”是违法的。尽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这是反对妇女堕胎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这里是一家私立医院，所以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有用的企业风格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意见箱，还有一个信息咨询台，上面放着一个友好的标志写着“我能为您效劳吗？”，有个显示屏上滚动着能在这里购买的医疗服务。海报上的广告有关于激光矫正视力的，还有各种对疤痕、妊娠纹和皱纹的治疗；海报上的照片里是快乐健康的家庭，就像许许多多当代印度广告那样，是个白人家庭。

像这样的私立医院在印度是一个很显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医院都由国家运营。印度的医疗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好几家优秀的公立医院，比如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简称AIIMS）。这家医院由尼赫鲁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作为国家的旗舰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以极高的医疗水平闻名。这些相对较老的机构仍然为大部分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提供中产阶级从医疗主题的美剧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医疗仪器。

为了获得这种“一流的”医疗服务，富人们转向新的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几乎都由那些商界的亿万富翁家庭所有。这些家庭都是权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在政府有关系，能够获得在城市建造不动产的必要土地。三个这样的医疗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属于同一个旁遮普家庭。这个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数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样，因为分治而变成难民来到德里。他们同时拥有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临床研究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还有数以百计的医院，不仅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这些私立医院为印度的中产阶级创造了焕然一新的医疗健康体验—时髦、设备齐全，当然价格也很昂贵。不仅如此，这些医院还通过巡诊和远程医疗，成为全球医疗健康市场上的先锋。

3.

阿米特的故事

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到处都能看见虚弱的登革热病人，身旁陪着一脸焦急的家人。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从前门进来，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于是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经过所有等在门诊室外面的人时，阿尔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们去了一间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弥漫着和其他分店一样恶心的味道——这是麦芬的味道，他们会用微波炉把它加热到发烫，然后配上刀叉端来。

电视静音了，放着MTV台。每个人都点了卡布奇诺。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我觉得她快六十岁了。

“你丈夫怎么了？”我问她。

“他是在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亲去世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现在很少有人能这么说了。我嫁给了一个一直都为我着想，而且照顾着我的男人。”我意识到阿尔蒂的年纪肯定比她看上去的要大。

“我丈夫从来没生过病。他身高约一米八五，很魁梧。他从来不戴眼镜，这辈子没看过牙医，所有牙齿都是自己的，没一颗义齿。他打羽毛球，七十岁的时候，连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经常不是他的对手。他从来不午睡。我们结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几次感冒，还有一次严重受伤，我不记得他生过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乱套了。11月4日，他开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到底他是什么问题，一直都没弄清楚。我把他的报告给很多医生看过。一开始说是病毒性发烧，后来他变得很虚弱，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低热。我们做了很多检查。他们让我们去看内分泌科，医生开了很贵的药。他吃了药以后一开始是出冷汗，然后就中风了。

“你看，他这辈子从来没吃过什么药。以前如果一定要吃阿司匹林，他会切一半吃。他不能吃那么多药。他们开始往他身体里注射抗生素，一天四次，就因为每次要5000卢比。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只知道用药赚钱，但是我爱他，我能看到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他们没做诊断就开始化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都很有名，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听他们的话，我丈夫的情况就更差了。只有我不听他们的时候，他才好一点。

“我把他从那家医院接出来，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把他所有的报告都带过去了，但他们仍想把每个指标都重测一遍，绝对是很夸张的过度化验。他们说想给他做淋巴结活检，结果因为用了太多药，他的淋巴肿起来了。这个检查应该就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操作。

“做那个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间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很美的护士。如果你看见她，你会说，‘多美的一个女人！’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个美丽至极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边。她拿了一张表格给他签字，让他同意医院用全身麻醉做一个贵得多的检查。你能想象吗？我丈夫因为那些药几乎都神经错乱了，他难道能在半夜醒过来看见房间里这位天使并在一张纸上签字？我让她走，我对她说医生不是这样说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我丈夫离开那家医院了。”

印度医疗体系阴险地结合了价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点，导致病人们极度恐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病人们会去看二十个医生，因为他们哪个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们中断治疗，更换医院，结果就是无法获得持续的治疗。

“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我丈夫开始好转。他们开的药少一些。我们来这里之前，他的血小板降到了每微升四万五，正常值应该高于十五万，但是他的血小板又开始上升了。过了几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们想从他身上赚更多钱，于是就在验血结果上造假。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他在戴围巾。他讨厌在医院里，很高兴可以走了。往常，验血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房间的显示器上，那天早上却没有。他已经穿好外套，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不能走。没理由担心——在那家医院，他的血小板已经从四万五升到了九万。

“我去问结果为什么没出来，没人能回答我。医生说：‘我来给化验室打电话。’他看着我，完全没有听电话那头在讲什么，然后就告诉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万三了，他需要紧急输血。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时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还会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话，他肯定会昏迷的。‘对不起亲爱的，’我说，‘但你要输血。’我很慌乱，完全没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得马上找一个献血的人。我侄子从古尔冈赶过来献血小板。他太贴心了，尽全力赶过来。知道要献五升血的时候，他脸都白了，但他还是献了。现在他就像我的第三个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的这件事。

“到了晚上，所有献血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前，他们按照流程又验了一次血。这次我坚持要看结果，结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的血小板就没有降过！那天早上他们不给我们看化验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卖掉一次要5万卢比的输血疗程。

“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在德克萨斯的锡克教医生一直在监控我们的情况。他是一个癌症专家，给我的一个朋友看过病。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把我送去的报告放在心上的医生。每天晚上，他会自己花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情况。他的声音非常善良。他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给我建议。他说：‘他可能会开始肺部积液，你们要当心一点。’于是我告诉这里的医生们，但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们说的，这群混蛋—后来他的肺部就积液了。德克萨斯的医生告诉我一定不能给他用类固醇药物，但这家医院给他用了很多，造成他整个生理系统衰竭。

“是这家医院杀了他。他们太喜欢乱开药了，就这么杀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好转。他来这里的重症病房之后， 这个病房了结了他。我就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管子。他大声呻吟，喘得很厉害，脖子两边都有烧伤的痕迹，这些我从来都没得到过解释。我把他从重症病房带出去，我说他会死在我的怀里，而不是在这些盯着他的陌生面孔前。他们给他做中心静脉置管，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处理输液造成的水肿。我查了病历，发现管子放进去两分钟后，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展开调查。开始的时候，每次只能做一点，因为会痛苦得要崩溃，但现在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做这件事，我研究每样东西。知识是从来不会被浪费掉的。钱会被浪费，派对狂欢会被浪费，但知识从来不会。

“二十年前，我丈夫的姐姐说服他们的父亲签字把家里的房子过户给她，这样她不用我丈夫同意就能把房子卖给开发商。当时我就进入了战备状态。那时候我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但我把工作都放在一边，投入到这场法律纠纷中。我丈夫没办法做这件事，看到姐姐和父亲背叛他，他已经准备放弃。整整两年，我别的事都没做。我看教科书，自学法律，学会了整个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学会了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入手。我自己打了那场官司，对方是一大帮建筑商和地产商，但是不到两年我就赢了。那段时间，我把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弄得一团糟，最后他们一起求我放过他们。没人相信这种官司能在两年内结束，一般都需要二十年。没人相信我拿得出那些很久以前在旧德里就已遗失的产权文件。

“那时候我学会了法律，现在我也能学会医学的。我自己的官司之后，我已经帮助了至少二十个人打官司，一旦弄清楚我丈夫的事以后，我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渴求知识，崇拜知识。对我来说，只要能回答困扰我的问题，不管是谁，他都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医院想让他用一个月呼吸机，这样他们就能收费300万卢比。他们还想让他做透析，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透析机——但他的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遇到一个妇女，她来看心脏病。由于做了各种化验测试，她的两条手臂从手腕到肩都发青。一个心脏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验？但你不能问这种问题，法律上医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们让你在每个阶段签各种表格，好让自己免责。他们经常给你开些奇贵无比的特效药或者其他什么万能药，你花了四五百万卢比倾尽所有之后，他们交给你一个死人，让你滚出去。”

紧张的医患关系导致两周内有5名医生被攻击，孟买的医生们走上街头进行罢工抗议。（图片来自网络）

4.

医疗系统的失衡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大病医疗是财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医疗成本相对低了好几个数量级，不仅因为医生收费较低，还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相对地不那么依赖于科技。比如说核磁共振造影设备非常少，大部分医生在没有这种昂贵检验的情况下做出诊断。药品也是相似的情况。在经济自由化允许世界各大制药公司进入印度前，药物只有基本的品种，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时间免不了遇到财务压力，但对于中产人群来说，开销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财力范围内解决的。

那时候医疗体系运转顺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们有很高的声望和信誉。尽管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通过晚上到病人家私人出诊来赚外快，但他们在医院的工资是固定的，收入不会和诊断治疗挂钩。在病人眼里，他们的医疗判断是毋庸置疑的。病人看病时有充分的理由觉得有安全感，相信医生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

自由化以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公立医院那时的资源已经变得非常匮乏，中产阶级全都涌进了新的私立医院。但在私立医院，如果病情非常严重或者耗时很长，其收费水平可能让一些人倾家荡产。尽管在同一个时期中产阶级开始投资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新型健康保险产品，但这些保险通常只能覆盖范围相对较小的治疗项目。即使最全的保险也不涵盖几种慢性病，包括某些癌症、所有HIV引起的疾病以及被保人六十五岁以后发生的疾病。而且单一病人一年内的最高理赔额度也很低，通常在5000到2万美元之间，完全无法保障最具摧毁性的那部分支出。

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危险，而私立医院明显的盈利动机带来了新的疑心，使情况更加严重。毫无疑问，这些医院是企业，它们看上去像企业，以企业的速度扩张，互相收购卖出，而且还由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金融寡头管理经营。这些医院里的病人完全能感受到大型印度企业运营时的侵略性。他们也知道公司类似于封地，其所作所为基本上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审查，因此自身遭遇中的不确定性令他们深受折磨。花的钱是治疗必要的吗？还是说这个企业就是想榨干他们的钱？

众所周知，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新的医疗体系往往是最后才能习惯的事。在印度，医疗体制的转变本来就可能会引发疑虑，即使其正当性无可挑剔。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新体制确实引起质疑。医疗机构内部也有很多不安，许多医生也承认了病人心里所担忧的并不是无端臆测。一家一流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认为，自己的职业完全受到新的私立医院的威胁。

“它们都是赚钱机器，”他说，“它们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简单纯粹，而这已经导致了医疗判断和伦理的危险沦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工作的公立医院有个主任外科医生离职去了一家大型私立医院，给他的年薪是2400万卢比，是他之前薪水的十倍。但他要负责为医院每年赚取1.2亿卢比的收入。现在，即使他把一年的手术量做满，也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所以其他业绩要由诊断化验来贡献。这就是化验数量大大增加的原因。病人被要求反复做核磁共振，这样医生才能完成指标。有些病人因此受到了极大剂量的辐射。

“有些病例根本没有需要手术的迹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上腹疼痛，就会被做胆囊切除手术。这些手术中的四成是不必要的，但病人不知道。基本上，病人不可能发现任何不当治疗的迹象。看看剖宫产手术率吧，有些著名产科医生接诊量的七到八成会采用剖宫产。这座城市几乎很少有医院提供顺产服务了。为什么？因为剖宫产比正常生产赚的钱要多。更重要的是，这样医生就能安排日程给更多妇女接生，这样更有效率。

“医药器材行业在选择治疗方案的决定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因为很多医生直接为这些公司工作，而病人们并不知道。医药公司会给肿瘤科医生10%的化疗费用回扣，一个月疗程的常见回扣金额是1000万卢比。胰腺癌是医生最喜欢的，因为如果是已经到了需要化疗的地步，无论如何你都只有六个月可活了，那医生爱怎么给你治就怎么给你治。

“这些医院很黑，甚至在商业层面也是如此。政府为这些医院征地，付出极高的征地补助，通常还为医院的建立捐款，条件是医院要为穷人保留三分之一的床位。但医院从来不会兑现承诺，他们肯定会把这些好处一笔勾销。随后，他们把公司股票卖给公众，获得数亿美元，于是报纸歌颂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共财富之上的。”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但充满了愤怒。

“你应该整本书都写这个，”他对我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同事，但得有人把这些写出来。你假装成病人，看看会怎么样；去告诉别人你要买个肾，看你会被带去哪里。在我工作的医院里，有个麻醉师和德里一个很大的肾移植黑市有牵连。肾移植很简单，在普通公寓里就可以做了。而且印度是世界糖尿病之都，很多人不可逆转地向晚期肾病发展，非常悲惨。同时有很多穷人希望卖掉一个肾，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整个行业已经变得非常邪恶。比方说，到哪里去找医用尸体？有了这些新的制药公司和研究实验室，对尸体的需求大幅增长。组织库需要尸体，移植公司也需要在尸体上做测试。根据1958年迈索尔解剖法（Mysore Anatomy Act）的规定，只有无人认领的尸体才能被用作医学实验。但大规模商业制药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合法尸体的数量，所以现在到处都有尸体被偷。尸体从办葬礼的人家消失，最后出现在外科医学院和公司。”

我告诉他，最近我遇到一个人，他给口腔医学院提供尸体。我问他是从哪里获得的尸体，他告诉我，是从亚穆纳河的一条叫欣登河的支流钓上来的。他每天就坐在河边，等着尸体从上游漂下来。

医生笑了。

“那条河流经加济阿巴德（Ghaziabad），那里有很多人在财产争夺战里被对手杀掉，尸体最终被先进的牙科行业所用。这也是对如今医药行业的恰当描写——利用我们社会的混乱，把它们变成利润。”

饱受污染的亚穆纳河（图片来自网络）

【推荐书目】

明治天皇

8.3

[美] 唐纳德·基恩 / 2018 / 上海三联书店

在世纪之交，拉纳·达斯古普塔来到印度德里，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遭滥用污染自然与环境、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无论富人、中产阶级、拾荒者，还是罪犯，无人能置外于这场毁坏与创造的矛盾。

作为一个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达斯古普塔以一种既亲切又好奇的心情重新回到自己先祖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对德里居民的采访，以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将德里的历史与当下交织成篇，为城市发展大潮下的疏离与残酷留下客观的纪录——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

理想国，想象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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