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路上的美丽与哀愁
古丝路上的美丽与哀愁
说起“丝绸之路”，你会想起什么？残阳如血的茫茫戈壁上，载着香料和宝石而来又载着丝绸而去的长长的驼队，在一条既定的道路上或形色匆匆，或缓缓向前？这样一种想象，大约来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地图上标注出的那条“丝绸之路”。但实际上，和古罗马境内的阿庇亚大道或波斯的呼罗珊大道完全不同，所谓的丝绸之路，其实只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它们人迹罕至，人烟稀少，不同的小路在一个又一个绿洲城市交汇连接，绝无想象中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然而，所谓集腋成裘，水滴石穿，在旷日持久数以万年的人类迁徙中，在长达一千年的繁盛平和中，在此前此后从未彻底消失过的战争、传教、商贸和外交活动中，这条有着冰川、沙漠、绿洲、崇山峻岭的路网，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佛教由此东传，遍及中国；造纸术前往西亚，最终到达欧洲。这交流与传播是如此缓慢，又如此艰难，但正因着这缓慢与艰难，传播的过程反而能体现出清晰的演变，并保留着不同的地域特点，无论是艺术，是器物，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而今天，我想要说的是这漫长的路网上，公元四世纪、七世纪和九世纪三位女性的遭遇，或者说，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努力与挣扎，人生的颠沛或安定，其实都离不开环境的铺展和历史的流变，而这漫长的丝绸之路，也曾静悄悄地影响过她们命运的走向。
（一）粟特的米娜你是否回家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90公里处一个废弃的邮包里，发现了一批8件于公元310年左右的古信札，皆用粟特语书写，而且好几封信都有姓名而无地址，其中最远的收信人位于万里之外的撒马尔罕（粟特人的故乡，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狭义上的“丝绸之路”的西端起点，古伊朗世界的最东端）。第1号和第3号信札均来自一名名叫米娜的女子，分别寄给她楼兰的母亲和丈夫。从这两封信的内容可知，米娜被丈夫丢弃在敦煌，而且还背了一大笔债。她四处求助，从丈夫的朋友到生意伙伴，到但均未得到帮助。最后，米娜找了一位“庙祝”（火庙工作人员），此人答应给她一头骆驼和一名男性护卫。米娜在信中对她的丈夫大光其火：“我没有听我母亲和兄弟们的话，而是按你说的来了敦煌。我按你说的做的那天肯定惹恼了神灵！我嫁猪嫁狗也比嫁你强！”信的末尾还有米娜女儿的留言，这位女孩说，母女二人已经贫困得要帮人放羊了。实际上，米娜母女困在敦煌的三年中，有五次机会可以跟着商队离开，可是她们付不起相应的路费。
这两封从敦煌寄往一千公里之外的楼兰的信，为何要托去往万里之外的撒马尔罕（粟特人的故乡）的信使送达？仅仅是因为从敦煌前往撒马尔罕要路过楼兰？米娜的信是粟特文字，但为何收信人又居住在如今新疆的楼兰而非中亚的粟特地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他几封信札提供的信息，我们基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寄信人米娜及其家人都是粟特人，他们曾客居楼兰；几年前她随她的丈夫并带着女儿来过敦煌，后来她丈夫返回楼兰，但她们母女则因某种原因滞留敦煌；最重要的是，这位信使也一定是至少在撒马尔罕和敦煌（乃至更东方）之间穿行，且和许多同样客居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城市的粟特人有过交往，否则他不会给这些漫长的丝路沿线不同城市的人带去这些用粟特文写就的信札。
实际上，这8件古信札，描画了一群在异乡或奔走或生活的粟特人，他们当中有商人、农民，甚至仆人，在这些信札发出的公元310年，中国正处于混乱不堪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从事着商业和长途贸易。这种贸易传统更是由来已久，这些在中国的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 的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他们居住在阿姆河与锡
尔河流域四散而来的中亚地区，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为这块干燥的亚洲内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冰雪融水，并由此形成了河流和绿洲。由于地理区位上控制着重要绿洲和通道，更由于被广袤沙漠围绕的绿洲物产有限，发展跨国贸易就成了粟特人重要的生存和致富方式。 他们从中国购买丝绸，或自西域运入玻璃珠、玉饰、玛瑙、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的商品进行交换，但沿途也不会因地制宜，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短线”买卖，例如，在西域各绿洲国家之间贩卖牲畜乃至奴隶，尤其是小奴隶。
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到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这近千年的时间里，粟特人在撒马尔罕到长安之间沿途游走，不仅积攒了巨额财富，形成了成熟的商团，还沿着贸易路线不断开辟自己的贸易节点，如碎叶城、喀什噶尔。从西域到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粟特人定居并自我管理的移民城镇和社区，如罗布泊地区，就有唐朝时粟特人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长安、蓝田、洛阳、太原等地也都有粟特人的聚落。天长日久，粟特人通过他们的财力来影响和联结当地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谋取更长远的政治安全甚至商业垄断权，如隋末唐初对李唐王朝进行支持。相应地，回报丰厚，如著名粟特商人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这些粟特人在中国或从军，或入仕，功成名就时依然运用自己的商业网络，真可谓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当然，更多普通的粟特人，凭借酿葡萄酒、制作工艺品，教授琵琶等技艺，在中国定居下来，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信奉自己的拜火教，遵从自己的首领萨保，并且和自己的族人通婚，这种自成一体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
如果说，粟特人奔波于丝绸之路的本意无非是求取钱财，但其千年来的影响却远非如此。想想那长安城令人眼花缭乱的胡旋舞，何家村熠熠生辉的金银器，甚至，权倾朝野的粟特人安禄山……跟随着粟特商人出现在丝绸之路上的，还有马夫、僧侣、艺妓、官吏、艺术家，以及相伴相生的中西方文化、技术、艺术，甚至信仰的交流与传递。如果说，丝绸、珠宝等商品是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养料，粟特商人就是推动这些养料流动的“丝路之血”。
这些粟特人，一生“永远在路上”，演绎出许多的悲欢离合，一如本文中的米娜母女。遗憾的是，这几封写于四世纪初年的信札，最终并没有达到收信人的手中，而是被永远地遗留在了敦煌附近的沙漠，直到1500年后，在著名的考古学家斯坦因手中重现天日。也许带信的人丧生沙漠，也许他们在匆匆赶路中不小心遗落了信件，也许他们被歹徒劫掠……这一切都不得而至。“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可怜的米娜，还有她那同样可怜的女儿，那只骆驼和那位护卫是否将她们带回了楼兰的母亲和丈夫身边？她的丈夫为何要将她扔在敦煌不闻不问？这一切同样不得而知。既然在信中抱怨给人放羊的艰苦，而且能够识文断字，说明她应该是较为富裕的商人阶层。或者她跟随丈夫，从遥远的粟特一路走来，经历过茫茫大漠，来到楼兰，又来到敦煌；再或者，她的祖辈父辈早已定居楼兰绿洲，他乡早已成为故乡，却仍然乡音无改，旧业不变，一如那蒲公英的种子，随风洒落又韧性十足，承受那无常的命运，直到凋零。
（二）穆格山的新娘你流落在哪
1932年的春天，在距塔吉克斯坦（当时属于苏联）的撒马尔罕120公里处穆格山上，一群放羊娃来此挖掘传说中的宝藏，意外地发现了几件写在皮革上的古老文书。历史专业出身的村党支部书记普罗提随即向上汇报。很快，苏联社科院派出考察团进行遗址挖掘，并发现了97件文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穆格山文书”。其中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大的一份文书，是一份名叫Ot-tegin的突厥男子和名叫Chat的粟特女子的婚约。新娘的监护人是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维纳卡特城的统治者Cher。好，让我们看看，这桩1200多年前的婚约都有哪些内容。
首先是关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
丈夫Ot-tegin的义务——为妻子提供“食物、衣服和首饰，让妻子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有地位，以一个高贵男人对待高贵女人的方式对待她”。
妻子Chat的义务——“必须永远照顾丈夫的健康，像一个妻子该做的那样服从他的命令，以一个高贵女人对待高贵男人的方式对待他”。
这两条似乎更像是一个原则性规定，但尽管如此，这条约定也蕴含基本的对等原则，即：丈夫提供妻子生活资料和人格上的尊重，妻子回报丈夫以生活上的照顾和必要的尊敬。很显然，这蕴含了一桩体面婚姻的基本要素。婚姻中夹杂着情感、生活、习性、子女……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婚约里一一约定，而是要双方在共同的生活中慢慢铺陈展开乃至试探博弈。
但这封约书的重点不在于婚姻存续的权利义务，而在于婚约解除时的后续处理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婚约？解除婚约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约书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其中包括了如下内容：如果丈夫“娶了另一个妻子或纳了妾，或者养了一个妻子Chat不喜欢的女人“，他将付给她30个纯迪尔汗（货币单位）并把她送走；如果他想结束婚姻，那就必须为她提供食物，并且退还嫁妆以及妻子给他的所有礼物。
但颇有意思的是，妻子也有结束婚姻的权利，只要她退还丈夫送的礼物即可。除此以外，她将持有自己的财产以及来自丈夫的一笔钱。
妻子拥有的协议副本除了重复以上内容外，还额外增加了几条条款。丈夫Ot-tegin开篇便说：“我以密特拉神的名义起誓，我既不会卖掉她也不会典押她。” 这从侧面证明在当时的社会，丈夫实际上有出卖或者典押妻子的权利的，证明了古代社会人的身份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婚约所发现的穆格山离撒马尔罕不远，当时是粟特人的居住地。只不过此时已经距离米娜的年代又过去了近500年，而遥远的中国，已经由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进入了盛唐的尾声。尽管两地如此遥远，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你相信吗？这位穆格山贵族新娘那漂零的命运，却与万里之外的大唐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正如前文所言，粟特人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但由于其地缘潜力的有限性，粟特人需要在各方强权之间维持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依附不同的征服者，以求自保。几个世纪里，在五个“斯坦”交汇的地方，那些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前来轮番统治粟特人，如第一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贵霜帝国、萨珊波斯、西突厥人等，而粟特人也会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发饰和服装，满足游牧征服者的需求并与之共舞，因此，统治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粟特人却能一直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字和习俗。如在前文中公元4世纪米娜的年代，留在家乡的粟特人正被不远处突厥人的控制，并得到了伊朗的萨珊王朝的支持。又过了几百年，遥远的大唐成为了粟特人最重要的盟友，公元7世纪的粟特王甚至曾被唐高宗授为康居都督府都督。然而，到了公元8世纪，这种在各征服者和盟友中求得平衡的状态终于被彻底打破。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以其惊人的力量和速度，从西亚横扫中亚，最终彻底征服了粟特人的故乡。从此以后，作为族群的粟特人被这汹涌的征服之浪涛冲散到四面八方，湮没于茫茫人海，而粟特文字，也将永远不复存在。
在学者的研究下，结合这97件文书，穆格山城堡的陷落过程也逐步显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从被征服者（粟特人）的角度，讲述了伊斯兰的征服过程，展现了城堡的主人，无路可退的撒马尔罕统治者迪瓦什迪奇，为了抵抗伊斯兰大军而与突厥、唐以及其他政权所做的谈判和努力。公元722年，穆斯林军队在撒马尔罕大开杀戒，许多人被杀死，一小部分人则跟随迪瓦什迪逃进穆格山城堡。而很可能，这位名叫Chat的女子也携带婚书来到城堡。最终，城堡被攻陷，城堡内的100户人则奉上物品以换取自由。但实际上，很不幸，阿拉伯将军拿走了物品，却杀了迪瓦什迪奇。至于这位名叫Chat的女子结局如何？也许一并被杀？也许被掠走成为奴隶？也许湮没于市井之中？无人能知。
但实际上，堡主迪瓦什迪奇的死，只是粟特人所在的撒马尔罕被伊斯兰征
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穆格山城堡陷落后三十年的时间，穆斯林军队牢牢地控制了粟特地区，波斯语取代了粟特语，伊斯兰教取代了祅教，但此一过程其实也充满曲折，并惊动各方。公元751年，唐朝的高仙芝带领人马，不远万里来到救助粟特人，却在怛罗斯战役中遭到惨败。原本事情并未彻底绝望，但事不凑巧，同样是粟特人的安禄山，不久后又在长安发动叛乱，高仙芝的军队遂离开中亚回去平叛，唐朝也由此永久性地退出了这一地区。这两件事的连续发生，意味着从此以后，逐步伊斯兰化的撒马尔罕和粟特地区，将会渐行渐远渐依稀，而那些侨居中国的粟特人，也将永远地远离并失去自己的故国故土，在中国永久定居下来，失去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乃至因“胡汉混合”，最终渐渐失去他们的胡人的外貌特征。
据说，怛罗斯战役被打败的中国战俘，被带回了伊斯兰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并传授给了当地人中国的造纸术。又过了三个多世纪，纸张从伊斯兰教的门户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了基督教欧洲，并在不久以后，伴随着纸张带来的知识和信息的有效传播，掀起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此乃后话。
“安史之乱”后，大唐迅速衰落了。内忧和外患往往相伴而来，西藏吐蕃趁机越过昆仑山，侵占西域，并来到长安烧杀抢掠。从此，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加上唐以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近千年的丝绸之路也就此沉寂，直到蒙元时期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但也仅仅是回光返照而已。
（三）敦煌的少妇你可曾再嫁
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批出自唐末宋初的“放妻书”，其中一份落款某乡某甲的文书这样写道： “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解）恐（怨）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翻译成白话文，简言之，即：我们曾力图拥有美好姻缘，却未能如愿，事到如今我们好聚好散，这一生不再往来，离婚后我承担你三年的衣粮，你只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找你心爱的人儿去吧。
这一批文书一共十二份，内容格式大同小异。总是先说夫妻双方对于婚姻的理解，“夫妇之缘，恩深义重”，然后笔锋一转，吐槽日常生活的不和，并将这归结于夫妻缘尽至此，所谓“缘业不遂，见此分离”。最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夫妻诀别，互赠祝福。总之，这对夫妻不管在实际生活中多么难以相处，但他们达成离婚共识并书写离婚协议之时，都表现出了君子和淑女所应有的礼节和教养。
和前文以婚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及婚姻解除的对价为主要条款的穆格山婚书相比，敦煌的“放妻书”要典雅含蓄得多，几乎无涉权利义务和财产分配。这大约说明了，中国自古便是礼法的国度，农耕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以至于解决问题和矛盾，除了乡规民约，更要彼此之间的心领神会，而非直截了当的讨价。一切都要含蓄内敛，委婉体面，哪怕在那河西以西的遥远敦煌，也不例外。尽管如今的人们，往往觉得敦煌乃偏僻之地，甚至胡汉混合之地，但实际情况，只怕远非如此简单。
好吧，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那遥远的过去。
不少历史学家将欧洲和亚洲视作一个大陆，认为二者原本一体，互相勾连，彼此影响。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毕竟，早在三千年甚至更早以前，青铜技术、玉石这类颇有考古价值的事物，便已千山万水，从欧亚大陆的这一端来到那一端。记得张骞来到大夏（今天阿富汗），居然发现了产自中国西南的蜀布和邛竹。如今想想，这些物品极有可能是从四川出发，经过云贵地区，一路向西又经历缅甸到达印度，再继续向北，达到大夏。这也证明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很早便和和南亚、中亚存在往来联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相对东亚而言，西南亚、小亚西亚、欧洲和北非之间的往来和互相影响要密切得多，而遥远而又广袤的东亚地区，则因西南面喜马拉雅山和西北面茫茫大漠的阻隔，遗世独立，默默生长，从而发源出独特的华夏文明。
这文明，滥觞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在随后数千年的时间里，向着东西南北四面扩散。这扩散的方式，有战争征服，如百越；有战乱迁徙，如闽南。在这里，我则想说一说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同时也是河西走廊的终点站——敦煌的情形。
公元前110年前后，张骞凿空西域，伴随着汉武帝开边的号角，人们以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走过漫长的河西走廊，来到敦煌，并以此处为据点，额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形成丝绸之路的北路和南路，与西域各绿洲沟通交流，直到遥远的喀什再度汇合。自西向东、自东向西的商旅、传教者、士卒，走在这葱郁的绿洲，饮过祁连山清凉的融雪，然后各自向东或向西，继续前行。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云集，中西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敦煌渐渐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不复往日的蛮荒与苍凉。
到了东汉，敦煌成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无论是西去的法显，还是东来的鸠摩罗什，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更不用说如今人们纷纷前往膜拜的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石窟造像的建造了。从此，敦煌那风尘仆仆的血液里，多了一份慈悲、柔和与静默。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烽火连天，生灵涂炭，而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则相对稳定，中原豪族纷纷迁居敦煌，并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和生产方式。就这样，敦煌在接受了佛教文化的浸染之后，又迎来了内地文化的输入，这个过程长达两百余年。两百年后，他乡早已成故乡，哪怕在随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和内地一样，遭受了同样的混乱和政权更替，但此时，成熟的儒家文化已经在此落地生根。待到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又将大批南朝贵族远徙至敦煌充边，南北的汉文化继续融汇，敦煌的地方文化因又增添了江南士族的风流雅致。
就这样，敦煌，从最初的商旅过往之地，军队驻扎之地，渐渐演变成了佛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的交融之地，人们世世代代的虔敬安居之地。从东汉到唐末，七百年时光荏苒中，佛教信仰和儒家思想经年累月的相互浸染，慈悲胸怀与君子礼仪天长日久的彼此熏陶，在这农业发达、生活富足、民风世笃、人物隽雅的绿洲，出现柔和婉约、信奉缘分的“放妻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只是好奇，这份”放妻书“的女主人公，这位成婚三年便和丈夫分手的少妇，可否如愿再嫁？只知这位少妇所在的唐朝末年，朝廷已基本失去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地方政权将再次独大，但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权会更替，国家会消失，文明却经久不息。敦煌的民众，也一定如他们从两汉起就迁居于此的先辈那样，勤勤恳恳，生息繁衍。而我，站在千年后的此刻，只愿这位敦煌少妇，如她前夫所祝福的那样，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幸福，觅得佳婿，收获麟儿，身居绿洲，春暖花开。
结语：丝绸之路连接亚欧大陆，气候恶劣，行人稀少，却缓慢而又深刻地塑造了历史。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包括商人、难民、工匠、传教士、外交使节……带着各自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货物、技术、歌舞和宗教，沿途播撒，与当地人融合，也被当地人融化。从上古时代的走私活动，到汉唐之时的边境贸易，这背后，有帝王将相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与梦想，有商贾们铤而走险谋求利润的风餐露宿，甚至宗教人物的九死不悔……而文中这三位女性，遭遇各不相同，却又隔着遥远的时间与空间，在丝绸之路铸就的命运经纬上彼此呼应。她们作为女性的际遇，看似直接取决于家族、父兄和丈夫，但站在千年之后的此刻静静回望，却又能依稀体会到历史的巨流河里，个体命运所受到的微妙却不乏深刻的影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