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里斯科人】的消失：板鸭去哈喇化的最终完成

之前几年，一些网文拿西班牙描绘成“成功驱逐哈喇”的光辉形象出现，但对于西班牙“去哈喇化”过程中的许多历程却往往语焉不详。个么，在此对1492年格兰纳达战争结束后，半岛哈喇人口的发展做一番梳理，以便厘清真正的“去哈拉化”进程哉。

1）从“摩尔人”到“顺民”——半岛穆斯林地位的降格

侵略西班牙的哈喇中，本身就有大量北非“摩尔人”

8世纪，北非皈依了哈喇的柏柏尔军队利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哥特王国的内部斗争，趁虚而入，九年内就几乎征服了整个半岛。在之后数世纪中，西方世界的伊比利亚，罗马人口中的日西班尼亚变成了矮辣波人口中的“日落之地”——安达卢斯，并被整合入新兴的哈喇世界之中。

在这一阶段，除了少数地处半岛北部边缘的基督徒王国仍在继续抵抗之外，大部分伊比利亚居民都成为了柏柏尔-阿拉伯征服者的臣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异教徒税（当然按照白左讲法，这种税负远比基督教世界宽容），或在新主子的系统中获取更好的前途和地位，大部分安达卢斯的天主教徒都背弃信仰，转向了哈喇教。他们迅速在语言（矮辣波化）和风俗（北非化）上成为了异族人，并不断与后来几百年中不断北上的北非游牧新征服者合流，构成了半岛南部各地的人口基础。

这些看似阿拉伯人的群体中，本身有大量是半岛土著

在那些从不曾皈依哈喇，保持了基督信仰的“老基督徒”（cristanos viejos）看来，南方未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尚且被认为在习俗上受到“污染”，更何况这些数典忘祖的败类了，他们用以前古希腊古罗马人形容北非古毛里塔尼亚人的词汇“moros”作为矮辣波人，柏柏尔人和那些皈依了哈喇的本地人后代的统称，

久而久之，摩尔人这个称呼就成为了伊比利亚半岛上哈喇信徒的等价词汇，一个居住在半道上的哈喇人，无论真正的祖先来自矮辣波，柏柏尔，还是西哥特时代的土著，都会被冠以“摩尔人”的称呼。

11世纪后，北方的基督教国家逐渐强大，并利用哈喇自身的散沙和武德下降，逐步收复了诸多领土。在最初的反攻倒算后，许多君主出于经济和成本的考虑，决定将听话（相对于当时的卡斯蒂亚和阿拉贡自由民），武力较低且长于精耕细作的摩尔农民保留下来，不要求伊拉强制皈依基督教，并给予他们保留自己文化的全力。这些处于基督教王国统治之下的摩尔人，由于费拉且顺从，就被新的征服者称为“穆德哈人”（mudéjares，矮辣波文“顺民”之意）。

特鲁埃尔的圣佩德罗堂，典型的mudejar风格，穆斯林对西班牙建筑影响颇大

到15世纪末，伊比利亚诸基督教王国中均有穆德哈人存在，总数在60万左右，安达卢斯，巴伦西亚和阿拉贡是伊拉个三大聚居区。卡斯蒂亚虽然也有数万“顺民”分布。但较为分散，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村落和集聚地。在这一阶段，半岛上最大的哈喇群体聚居地毫无疑问是地处最南端的石榴国（reino de granada），这个最后的安达卢斯哈喇国家作为卡斯蒂亚的附庸，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金钱贿赂维持了两百多年的自立。然而当“雄才大略”的天主教双王横空出世后，格兰纳达和半岛哈喇群体的小确幸命运也就走到了尽头。

2）强制性皈依——伊斯兰在伊比利亚的表面终结

教士对哈喇人施洗

1492年，在天主教双王在经历了10年的长期战争后，终于无血收复格兰纳达，延续了数百年的格兰纳达王国也就此告终。这也宣告了哈喇在半岛上长达八个世纪的郑智存在的最后终结。

作为笃信天主的君王，双王虽然曾经许诺像先人一样赋予格兰纳达摩尔人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力。但当时与日俱增的宗教狂热气息，以及着女王身边那位能干但同样急于求成的西瑟内罗主教（ 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的不断鼓动，让双王在对待这些异教徒的态度上日益恶劣了起来。到15世纪末，西班牙君主已经决定，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将这些顽冥不化的灵魂从魔罕魔德的骗术中拯救。

坚定而果决的西瑟内罗，是双王背后推动驱逐犹太人和强制摩尔人受洗的最大推力

1500年，时任格兰纳达主教的西瑟内罗借口摩尔人可能叛乱，建议双王对卡斯蒂亚王冠国境内的数十万哈喇信徒进行强制性皈依，此举直接导致了格兰纳达故地摩尔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弹压后，双王决定执行西瑟内罗的计划，从1500年到1502年，卡斯蒂亚境内（包括了格兰纳达）各领地的摩尔顺民纷纷被强制性接受了洗礼。

“摩尔人完全不懂卡斯蒂亚语...惊恐的来到天主堂，男人就称呼自己费尔南多，女的就称呼自己伊莎贝拉...认为取国王的名字能够让自己得到君主的保护”。

许多摩尔人因为不接受天主教，选择了离开西班牙（按照白左讲法是被双王驱逐），但更多摩尔顺民为了活命和保住家庭的产业，选择了（至少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

纳瓦拉和葡萄牙在1515至1516年跟进，阿拉贡的封建主虽然因为摩尔顺民的农业技能企图对他们网开一面，但在1520年代也最终顶不住民众和宫廷的压力，在1526年最终对其管辖下的摩尔农民进行了强制皈依。

摩尔人接受天主教洗礼

到1526年，西班牙本土名义上已经没有一个公开的“哈喇信徒”了。

3）传统的延续——“摩里斯科人”的出现

摩里斯科人家庭

天主教双王同化摩尔人的企图与其对待犹太人和集权的倾向一样——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并消除在君权之外的平行社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这些做法看似奏效，但很明显，即便是英明如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者，也低估了哈喇宗教的凝结核力量和狡黠。

应该承认，16世纪初的强制皈依对散居的卡斯蒂亚哈喇“顺民”，以及那些早已和基督徒贵族互通有无的格兰纳达上层贵族影响较为积极。不少格兰纳达贵族放弃哈喇信仰，皈依天主教后，还受到双王的奖励，继续沿用了贵族的称号并被赐予领地。然而，对于那些聚居的普通摩尔人而言，皈依不过是保护自己文化和宗教的幌子，在格兰纳达的群山间，在巴伦西亚的灌溉地，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继续延续着之前的宗教和文化。

Alpujarras山区是摩里斯科人的集聚中心

这些名义上皈依了天主教的前摩尔人继续讲矮辣波语，沿袭蒙面，大胡子等阿拉伯风俗。他们普遍卡斯蒂亚语水平搭僵，基本无法和基督徒交流。他们继续不吃猪肉，并且使用奇怪的方式屠宰自己的牲畜（大概就是所谓halal杀法）。在1502年名义上皈依天主教时，这些习俗都作为“民族特征”为天主教双王承认和暂时容忍。双王一方面认为短期内完全消除同化摩尔人不够现实，另一方面也低估了这些表面习俗，实则是宗教实践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那些和摩尔人有所接触，有更深刻印象的普通基督徒要看的更为清楚，他们发现这些“新基督徒”除了接受洗礼外，基本和之前没有任何差别，渐渐的，他们开始把这些摩尔人称作“摩里斯科人”（morisco），即“半摩尔人”或“小摩尔人”。两者间保持了一种紧张但脆弱的和平关系。

这些被迫皈依者中，有一半以上住在在昔日格兰纳达国境内Alpujarras的崇山之中，延续着1492年之前的生活模式。在许多16世纪初的天主教徒看来，Alpujarras山中的这些村落仍然和一个异教徒国家毫无二致，即便是最果敢，富有胆识的耶稣会士也不会轻易涉足。

4）塔基亚和宗教裁判所的冲突，以及和平同化失败

格兰纳达阿尔罕布拉宫旁的查理五世宫殿，查理五世极其喜爱格兰纳达，对待摩里斯科人也较为怀柔

152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西班牙称卡洛斯一世）继任西班牙国王。1526年，新婚燕尔的查理五世曾前往格兰纳达居住，对当地印象极好，期间他见到了摩里斯科人的贵族，并保证了他们保留自身文化的权力。此后在此之后的三十多年内，这些摩里斯科人和基督徒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当然，这种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是笼罩在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张关系，和地中海-北非山雨欲来的宗教/文明冲突大背景下的，注定不会长久，必将以剧烈的冲突结束。

摩里斯科人无法和基督徒共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西班牙的立国基础便是建立在反哈喇之上的天主教共识

首先，作为当时仅有的两个从哈喇势力手中光复成功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之一，西班牙的立国基础就是反击和反对哈喇势力，这注定了其无法容忍一股曾经的侵略者长期和自己共存。中古时期那种相互利用，博弈的熙德式现实主义，在15世纪末早已让位为对往昔历史的史诗构建和浪漫化回溯，在此过程中，哈喇的形象一再被贬低和丑化，很难获得任何西班牙人的同情。

其次，正是由于这种对哈喇的厌恶，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摩里斯科人在语言、习俗上与西班牙基督徒的隔阂。摩里斯科人的蒙面、矮辣波语、割礼习俗让许多人感到费解，这种厌恶情绪随着客观存在的塔基亚问题而变得愈发严重——根据哈喇规矩，伊拉在信仰受到威胁时候，可以在表面上伪装成其他宗教信徒，以获取保护。1530-40年代，西班牙屡次爆出摩里斯科人在接受洗礼后回家擦去圣油，继续进行割礼和哈喇仪式的案例，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这些摩尔人的嫌弃。

不仅如此，西班牙国内宗教气氛正因为光复运动胜利，发现美洲带来的“战无不胜”感，与接踵而来的奥斯曼帝国威胁，北非海盗猖獗以及欧陆新近冒起的誓反教叛乱带来的挑战结合在一起，持续从上到下跳动起社会各个阶层的狂热和敏感神经。

摩里斯科人在各个方面都和西班牙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作为一群保留了大量哈喇习俗的前异教徒，莫斯科里人名义上接受了天主教，但其习俗和族群特征并未因时间推移，像当初预料的那样逐渐融入到基督徒之中，反而在16世纪上半期实现了显著的人口增长，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的被西班牙君主当作境内和奥斯曼里应外合的第沕纵队，又被教会视作行为不端的伪基督徒和定时炸弹。

随着查理五世于西班牙化且笃信天主教的儿子费利佩在1550年代即位，处理摩里斯科人的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

5）叛乱、镇压和最终驱逐——摩尔文化在半岛的最终消失

费利佩二世的宗教和财政政策激发了多种反抗，然而在对付摩里斯科人上，他显然要比处理非本土的低地更为得心应手

1563年，菲利佩首先拿较容易对付的巴伦西亚摩里斯科人开刀，废除了当地领主对这些“顺民”一直以来的保护权力。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教士前往当地的摩里斯科人人村落进行软硬兼施的劝解和威胁，要求他们放弃阿拉伯语和“与古兰经挂钩”的习俗，接受真正基督徒的言行举止。

1566年，在巴伦西亚收获到一定成功的菲利佩，将目光放在了摩里斯科人的中心——格兰纳达山间。然而这次的强压却激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或者叫叛乱），1568年，在对国王进行上诉和抗辩被忽视后，绝望的摩里斯科人打着光复“格兰纳达王国”的七号，在山间举起反旗。数个月间，整个前格兰纳达王国内部的摩里斯科人集聚区烽烟四起。愤怒的摩里斯科人成群结队，焚毁天主堂，mata教士，并派人向北非的奥斯曼帝国海贼寻求援助。

摩里斯科人屠杀基督徒

然而，新近经历了马耳他之战大败的奥斯曼暂时还无法组织起对老对手西班牙本土的大规模登陆；而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费利佩二世，急忙派遣自己能征善战的同父异母阿弟——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率军镇压。在百战之师的西班牙部队面前，摩斯科里人的抵抗显得弱不禁风。一年后叛乱基本被平定。10万摩斯科里人被剥夺国王臣民身份并押送到“老卡斯蒂亚”基督徒社群中分散居住。另有数万摩斯科里人因为直接参与叛乱被处死或贩卖为奴，他们这种下场也不值得可怜，毕竟在战争中，摩斯科里人同样把数千名基督徒俘虏贩卖到北非，以换取自己的军需品和补给。

摩里斯科叛乱核心地区——前格兰纳达王国

1568年叛乱是一个标志，不仅意味着摩斯科里人最后一次声势浩大反抗的失败，也彻底击破了老基督徒和摩斯科里人之前维持脆弱和平共处的可能。1570年代后，摩斯科里人基本和基督徒社群断绝了往来，他们基本全部住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例如Villarrubia de los Ojos)，行事更加诡秘在对待君主的态度和诏令上则更加抗拒。这进一步激发了费利佩二世对他们的恶感。到16世纪末，西班牙境内有据可查的摩里斯科人降到了40万左右，多数分布在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等地区，卡斯蒂亚境内的摩里斯科人数量难以估计，但势力已经较之前大为减弱。

最终的驱逐在1609年降临，此时的君主已经变为费利佩二世的儿子菲利佩三世。这位君主没有父祖的雄才大略，但在宗教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西班牙正因为长期与尼德兰的战争变得疲惫不堪。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和资源上拓展新的途径。

描绘摩里斯科人最终驱逐的画作

和很多解释的情况不同，阿拉贡境内的摩里斯科农民虽然精通灌溉，但其生产的成果多数上缴给了保护他们的领主而非王室，所以对他们的驱逐并不会在短期内对西班牙宫廷带来多大的显著损失。更可以获得罗马的赞赏，激发对抗“异教徒”的士气。

当时，西班牙宫廷内盛行的说法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普遍被西班牙人认为是事实上的一个新教徒）正联络摩里斯科人异教徒，以便在侵略西班牙时里应外合。而许多教士则已经对让摩里斯科人皈依正信感到绝望，巴伦西亚主教胡安德里贝拉就建议，将所有18至40岁的摩里斯科男子送到西班牙大帆船上去当划桨手，而让同龄女子驱逐到北非，以绝后患。

菲利佩三世（左）及其宠臣莱尔马公爵（右）

作为一位平庸的君主，菲利佩三世缺乏主见，很容易受到各种宫廷中的阴谋论和宣传影响，在其最宠信的宰相莱尔马公爵也建议其驱逐摩里斯科人后，他终于在1609年9月22日颁布敕令，宣布所有国境内的“异端分子”在三日内主动登上早已准备好，并停泊在巴伦西亚诸港口的船舶，被驱逐到直布罗陀对岸。巴伦西亚诸多依靠摩里斯科农民灌溉农田的领主对此大惊失色，但更多的领主则乘火打劫，瓜分了摩里斯科人的财产。1609-1610年，近10万摩里斯科人乘船离开西班牙。

摩里斯科人背井离乡

离别的过程注定是悲惨和痛苦的，在西班牙他们被当作是异教徒和外邦人，在北非他们同样被当地的柏柏尔人当作西班牙人和外来者。在驱逐过程中，摩里斯科人在此爆发了数次反抗，当然只能被当时军事实力如日中天的西班牙陆军（los tercios）迅速弹压，到1614年，驱逐工作基本结束。剩下的个别摩里斯科人作为原子个体，彻底同化到了天主教徒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作为整体的“摩尔人文化”继承者，摩里斯科人和他们的哈喇文化在西班牙存在的漫长历史，到这里也就彻底结束哉。

驱逐路径图

6）影响

驱逐摩里斯科人和驱逐犹太人一样，是西班牙近古历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事件。对天主教会、传统主义者和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班牙自8世纪以来北非-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最终消失和回归欧洲，意味着西班牙孜孜不倦“去哈喇化”的最终成功，是一件功在千秋的成就；而对于那些文化相对论的多元主义分子、装成理科中对西班牙历史评头论足的犹太历史学家，昂撒英语历史学家而言，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了天主教的“狭隘排外”，更除了断送了西班牙“大国崛起”的机遇。在他们看来，摩里斯科人的灌溉系统和哈喇习俗，是导致西班牙农业衰败，最终无法完成“资本主义积累”的关键性因素。在当代的欧洲和西班牙国内，白粹和“文化基督徒”支持前一种思想，白左和虚无主义者支持后一种观念，两者各自阐述的历史汗牛充栋，也让这一问题的定论变得更为复杂。

然而，依靠驱逐摩里斯科人，西班牙到底杜绝了“本土哈喇”存在的路径，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文化、宗教上高度同质化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并未像爆法那样成功实行中央集权、未能成功塑造“西班牙民族”国族观念，并且让各地保留了自身语言的王国而言，无疑是杜绝了最大的瓦解可能。从这一点上看，驱逐摩里斯科人带来的路径红利，对于西班牙的发展无疑是利大于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