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无法与整个社会制度抗衡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为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通过七个人物的生平来剖析当时明朝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 阅读此书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想象。以前的我，总认为皇权独大，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明代却像是皇帝和文官集团的角力，内阁，司礼太监，皇帝形成了黄金三角一起共治国家。想给予心爱女人名分的万历皇帝，无法与文官集团抗衡。他消极怠工，三十年不上朝以此来抗议却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皇帝也只是制度里的螺丝钉，个人无法与整个制度还有当时的社会思想抗衡。 整个庞大的帝国是一个巨大农耕宗族社会，不是以细致的法律治理国家而是以模糊道德治理国家。皇帝与文官们作为道德模范来教化下层人民，不识字的农民听从士绅的管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个人依附家族，农民依附地主，小官依附大官，大家族依附豪门巨族。凭借者关系纽带，大家互帮互助。 官员考核六年一次，不合格的官员就辞退掉。科举考核如此艰难，一个人最后取得进士有了国家公务员的资格。不只凭借自身的努力聪慧，还有妻子的坚守，父母的辛苦耕作，家族的帮助。一个人科举成功后必然要回馈家庭家族。好不容易当上了官，为了不被辞退文官们必然会互相报团，攻击自己的政敌。所以说明亡于党争内斗。 张居正任人唯亲，独裁。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不任人唯亲，难道任人唯疏吗?明代文官抱团那么严重，为了自己的政令通行，他必须这样做。多亏了他的改革，明朝又续了60年。他也启用了戚继光，让他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贬到偏远地区，流放自己改革的反对者，他得罪了文官集团。 申时行，鉴于张居正的身败名裂，申时行选择了调和的方式，他希望通过经典，筵席这种讲座来抑制住文官们的个人私欲，放大他们的阳面。大家和衷共济团结一心来治理国家。因为没有劝皇帝立马立下太子他也被文官集团赶下了台。 俞大猷希望改革军事，大力发展海军，削减陆军，他立马遭到文官集团的打击与不待见。自唐代藩镇割据，宋代开始重文轻武。倭寇骚乱，明代常备军根本不敌。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执政者们还没意识到军事改革的重要性。倭寇来于海上，那就在海上拦截他们，发展海军，火器。俞大猷这一超前思想大大的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文官们不愿看到武官被太重视，更不远看到武官跟自己平起平坐。 执政者们只希望军队是用来镇压内部叛乱的，并不作他用。对将领的培养只是看得懂字，并不培养他们的才略。对于文官们来说，武将是个武夫就行，这样才好让自己差遣。戚继光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军事改革的重要性，在张居正的重用下，他在不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新建阵法，改良火器，练兵。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办法了。 死板的军户制度，虽然保障了兵员来源去，但是出征却要军装盘缠全要自备。虽有耕地也要给国家交税，战亡也没有烈士抚养费。生在兵户就要一生干这一行。朱元璋的军户，民户，匠户这种制度太限制人的发展，以致于到了明代中后期已形同虚设。 商业的迅速发展，却没有相应的立法保护。重农抑商已成为人们的固有思维，正因为这一限制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明代奉朱熹理学为经典，为官方考试教材。“存天理，灭人欲”与西方基督教简直太相像。不提倡个性解放，而是完全抑制人的欲望。这简直不可能的事情。是个人都有七情六欲，越压抑越会做。如果他那套理论成功了，那么为什明代还有贪污党争之类的事呢？ 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及其不合理的，海瑞却可以一直贯彻下去，实诚难也。这不禁让我想到当一个制度不合理时，我们是否应该还去执行它？而不去怀疑它的可执行性。 “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主张人性解放，对理学抨击的李贽；他有与马丁路德相似的思想认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经典，却没有他那样掀起宗教改革的勇气。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却无法自成一套理论，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太超前了。他自己也承认是“异端邪说”。在当时那个儒家道冠古今，万世志论的年代，个人的主张思想无法与整个社会抗衡。但是他的那一套主张思想也触动了。上层的利益，他也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关键是他有时还要靠他批判的那些人吃饭。正是自相冲突的体现。 任何一套理论都有过时的时候即使是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只是一套工具，只要是工具就会有更好的工具出现。无论什么工具都不会万世志用。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当西方还在分封领土处于封建时，我们就已经中央集权统一思想了。当到了明代时，中国那一套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以至于清朝两百多年，思想毫无变化，文化没有什么发展，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太古老了。自视甚高，也不想与其他人交流。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