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序言
 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全60册） 含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各1册 平装32开 定价1498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是中國傳統目録學的巔峰之作。它是清代四庫館持續二十餘年學術活動的主要成果，代表國家的意志，代表國家的水平。它初成於戴震、邵晉涵、翁方綱、姚鼐、周永年、任大椿等衆多一流學者之手，有乾隆皇帝的深度參與，更是總纂官紀昀一生治學心得的結晶。它“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别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録諸書各以時代爲次”，包括古今，縱論百家，衡鑒千秋，品評萬卷，準公論以求至當，昭去取以達至公，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開啓並成就了乾嘉漢學的盛世輝煌，是構建東方知識世界體系的典型代表。而放眼全球，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唯有法國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百科全書》學派，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知識世界體系，纔能與之媲美並肩。 《總目》的形成，經歷了分纂提要、書前提要、總目提要三個階段，前後二十餘年。分纂提要，是編纂初期，由四庫纂修官分工各自撰寫，屬於校閲圖書之整理記録及提要初稿，主要體現個人的見識與水平，影印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點校本《四庫提要分纂稿》共收録千餘種，可以概見最初的面貌。書前提要，是辦理七閣《四庫全書》時，由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等人共同簽定的提要，以“臣等謹案”起頭，以“乾隆某年某月恭校上”結尾。它是集體討論、反復修改的結果，原本分置各書書前，因此又叫原本提要、閣書提要、卷前提要。民國以來，現存文溯、文津、文淵、文瀾四閣，皆有輯録本書前提要印行，可資研究參考。總目提要，理論上由總纂官、總校官共同定稿，但最終則裁於紀昀一人之手。 《總目》有抄本、刻本之分。抄本實際上有七閣抄本、武英殿刊本之底本兩個系列傳世。據記載，七閣抄本《總目》是與抄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考證》一起辦理頒發的，最遲在乾隆五十八年皆已入閣收藏。北四閣是先後抄録，分别成書，內容間有差異，南三閣則一式三份，同時完成，內容没有不同。抄本《總目》近來時有發現。如現存臺北漢學研究中心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收録一千七百九十條提要，當爲乾隆三十九年左右進呈《總目》初稿的彙編本，爲七閣抄本的前奏。藏於天津圖書館的文溯閣抄本《總目》，存一百四十三卷；藏於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總目》，存二十七卷；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有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録》；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總目》，存二百卷，無卷首，提要內容極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可以歸於刊本前的稿本、底本、定本，如上海圖書館藏《總目》，存一百二十三卷，爲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紀昀、陸錫熊、張羲年等人的修改稿；國家圖書館藏《總目》，存六十三卷，爲乾隆五十七年以後修改稿，當屬武英殿刊本的底本；天津圖書館藏《紀昀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存七十一卷並卷首、凡例、目録等，多有修改、刪定、裁割痕跡，以及手書眉批等，是紀昀最後定稿《總目》的實物見證。 《總目》刻本有浙本、殿本、粵本之别。浙本由署浙江布政使謝啓昆刊刻，開雕於乾隆五十九年，竣工於六十年十月，全書二百卷卷首一卷。因字體較小，又稱杭州小字本。刊刻之初，即以“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爲目標，因而廣爲流傳。殿本由武英殿刊刻，始於乾隆五十一年，中間因紀昀奉旨查辦四閣之書，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待“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副總裁曹文埴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上竣工摺。全書二百卷卷首四卷，當時衹刷印了一百零四部。粵本由廣東書局首刊於同治七年，實乃翻刻浙本，而又據殿本改正數百處文字、卷數錯誤，但殿本與浙本的重大差異皆不採入，可謂自成一系。 《總目》清代三刻本，各自流傳有序。浙本系列有：宣統二年上海存古齋石印本，民國十五年東方圖書館石印本，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剪輯縮印本，一九七一年臺北“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一九九九年海南出版社整理本，二〇〇〇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整理本。殿本系列有：光緒二十年福建書局刻本，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一九八三年臺北“商務印書館”縮印本，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一九九七年中華書局整理本，二〇〇〇年臺北“商務印書館”整理本。粵本系列有：光緒十四年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光緒二十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光緒年間粵東居稽書莊督造本、熔經鑄史齋印本。及至今日，浙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尤其是中華書局剪輯縮印本，多次重印，成了一般學子的首選，但三欄拼接，書口被切，字小傷眼，也飽受詬病。殿本乃皇家版式，質量最優，成就最高，深得學界好評，但冷宮端坐，難以親民。粵本則已不見流傳，僅以“校本”身份出現在專家案頭。 浙本《總目》卷末，刊有浙江學政阮元跋語，內有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啓昆等“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之語，而殿本的刊竣時間不詳，長期被假定在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九年之間。故而人們由此推演，自清末以來，即有“浙本翻刻殿本”“浙本源出殿本”“浙本出於殿本”“浙本據殿本重刻”等種種説法流傳。於是，“浙本出於殿本”遂成學術界主流意見。面對如此主流觀點，崔富章先生提出了强烈質疑，發表系列文章，反復申論：浙本以文瀾閣所藏抄本《總目》爲底本，刊竣時間是乾隆六十年十月，呈現的是乾隆五十七年修訂的面貌；殿本刊竣時間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以乾隆六十年紀昀“完竣”的稿本爲底本，多出了三年的修改時間，因而更成熟與精緻，殿本與浙本比較，字詞句勘磨、卷數修改等在四百處以上，大的改動，甚至整段改寫亦有多處；殿本的刊竣時間在浙本之後；浙本與殿本並非源出同一個底本。所論持之有據，言之有理，推演嚴謹，其結論雖不致每條都令人信服，但至少“浙本出於殿本”之説不能成立、殿本優於浙本這兩點可以成爲定論，遂得轉成學術主流觀點。 浙本與殿本的關係，成爲學術公案，聚訟多時，而且牽涉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崔富章等諸多名家，令人感慨：學無止境，此之謂也。尤有進者，受其影響，洪波一九九〇年代參與主持中華書局殿本《總目》整理時，也曾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完成之後，於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爲殿本。乾隆六十年浙江官府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是爲浙本”之誤。二〇一六年我奉命組建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中心，再與中華書局合作，準備出版繁體字《總目》整理本，而重操舊業，驚爲局外之人！於是，老老實實，從頭開始學術綜述之路，以期能夠順利進入相關研究工作。其間，久負盛名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國學基本典籍叢刊》決定收入殿本《總目》，主其事者爲好友南江濤先生，蒙其抬舉，令在下敘言於卷前。洪波何德何能，且正苦於如何再入書山，不敢造次，謹强爲《總目》各刻本之事，以應江濤差命。 鄧洪波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記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勝利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