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历史，理解东欧

回访历史

7.4

[美] 伊娃·霍夫曼 / 2018 /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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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个总是引发辩论的场景。主人公托马斯原本是布拉格一家大医院的外科医生，1968年苏联侵占捷克时，他因为一篇发表的文章丢掉了工作，成为了一名擦玻璃的工人。托马斯在擦玻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情况，知识分子要求他在一份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他思忖再三，认为这种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是肯定毫无用处，最终他拒绝了签名。

这个“签名，还是不签名”的问题，大概是文学史著名的场景之一，在现实中引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大讨论，昆德拉与哈维尔是其中争论的两极：昆德拉拒绝在签名是因为觉得这个国家和世界已经荒诞如斯，签名这种行为相对于庞大的极权政治体制不会有任何改变，而哈维尔的认识正好相反，他认为正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足够荒诞，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从自身做起，生活在真实中，总之，签名请愿是有意义的。但是我提及的本意不是讨论这个议题，只是想起了这托马斯当擦玻璃工人这件事——这是当时对捷克知识分子羞辱和惩罚的一种方式，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入侵后，被剥夺了在电影学院教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才成为了擦玻璃的工人，之后不得已流亡到了法国。当时，有无数作家和艺术家被剥夺了工作，走上街头，成为了各式各样的工人，有的清扫街道，有的擦玻璃，有的看停车场，有的烧锅炉。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七十年代去布拉格旅行的时候，就注意到大街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形容说，这些工人穿着工装裤，迈着沉重的步子，“一个口袋里装着扳手，一个口袋里装着书”。

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另外一位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来捷克旅行，在她的书中记录了一个新的关于找擦玻璃工人的故事。一位在捷克定居的美国记者想找一位擦玻璃的工人，被当地的朋友告知，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人，没有捷克人会来私人公寓给你擦玻璃，因为清洁公司只接商办大楼的单子——这位说了很多遍不可能的捷克朋友，当年就是一位擦玻璃的工人——总之，经过了各种“不可能”的尝试之后，记者还是找到了清洁公司派人来清洗了她的窗户。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中，美籍波兰裔犹太人作家霍夫曼对此概括说，过去四十年里，捷克经历了斯大林的苛政，经历了严酷的系列公审，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私人活动的空间，对捷克人来说，在官僚体制外从事冒险，发起行动，集会结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的这种下意识的“不可能”更多是一种谨慎和畏缩不前，这是一种苏联统治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因为所有的东西需要重新来评价，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做过的每件事，选定新的立场，推翻过去的自己的一切。本来，擦玻璃再也不是一种隐喻的知识分子生活，代表的是应该是一种最日常的步入正轨的工作，但是这种“不可能”的拒绝仿佛在昭示着恢复正常生活的艰难程度。就是说，你需要花费大量的力气，投入很多的精力，去寻找恰当的沟通交流的渠道，才能获得正常的资格。但是这种正常之下其实依然暗流涌动，因为人与人之间再也恢复不到过去，历史千疮百孔，个体战战兢兢，我们都是带着警惕和创伤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没有人觉得应该心安理得，每个人是都杯弓蛇影，谁知道下次革命什么时候会爆发？谁知道国家会走上何方？谁知道这些把握权力的人会不会重新回来？正如小说中的托马斯虽然拒绝了签名——但是他并非心安理得，他想要为这种怯懦和不作为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比如为了家人的安全，害怕丢了擦玻璃的工作，这种签名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没有任何意义等等，他最终用一种历史观来说服自己：他认为他与那些签名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之中，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就是一张草图，“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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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在东欧的游历印象记，让我回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撰写《战后欧洲史》的缘起。柏林墙倒闭时，朱特正在维也纳的出租车里，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个世界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欧洲的历史要步入了新的轨迹，而他渴望成为这种新历史的书写者。霍夫曼同样有这种自觉的意识，但她不是选择撰写历史，而是选择了走近历史——从1990年到1991年，她几次回到东欧的历史现场，回到那些正在破旧立新，从“革命”朝向民主过渡的几个国家，从她的出生的波兰开始，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她的足迹踏遍了东欧的大部分国度。她走过去，观察正在变化的现场，审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不同，极力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跟知识分子进行沟通和对话，反省多元化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结东欧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内容构成了《回访历史》这本书的核心。

正如“回访历史”这个书名所提示的，我们知道东欧正在发生变革，这种变化正在改变历史的轨迹。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东欧是一回事，而成为这种变化的观察者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对历史审慎的细节描慕。成为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会提醒你历史只是一个概念，而你所见证到的是个体的差异，变化的不确定性，社会的不稳定性，未来的茫然等等问题。深处在一种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无法预设一种“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认为可以从这种变革中找到某种清晰的轨迹，所以，霍夫曼在《回访历史》中最难得可贵的就是记录下她所感受的到各种矛盾和焦虑，这是一种极其印象化的记录，有时候甚至带着很多的偏见，但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丰富的含义。

东欧的变革发生了，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要摒弃以前苏联统治留下的遗迹，走上民主之路，或者说走向真正的欧洲之路。但是任何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身在其中的人们需要接受的是这种变革的阵痛，以及不知道未来往何处去的迷茫。比如在后共产主义时代里，经济领域的变革，要么意味着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模式，一次性地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要么就采用更谨慎的改良方式，一点点去除计划经济中运用不良的部门，同时保留那些对人说比较重要的方面，尽量减少人民的阵痛。但问题在于，无论何种方式，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

霍夫曼在匈牙利的时候，采访了伊万·拜伦德，负责策划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核心成员，他一直思考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失败的问题：“他告诉我，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改革这个理念本身便已经埋藏着失败的因素了。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稍微修补一下既有体制，这里加入一些自由企业，那里添一点地方分权，但是体制本身是具有一致性的，拜伦德说，否则就不叫体制了。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是不兼容的，因为前者施加在创新精神和企业上的限制太严格了”。这部分可以解释那些采用大刀阔斧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和捷克，最早走出了改革的泥潭，而那些谨小慎微，害怕改革，不敢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麻烦。

这种源自国家背景和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在霍夫曼接触的人们中间已经有所体现了。比如在她在波兰与普通人交谈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了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很冷静的节制，也许有人悲观，有人喜欢泼冷水，但是几乎没人惊惶和愤怒，“我们总得想办法撑过去，这是我一再听到的说法，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进行一项痛苦的手术，却至今仍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相反，在罗马尼亚，霍夫曼跟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聊天，达扬告诉她，罗马尼亚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经验：“波兰有团结工会，已经运作了十年，人们学会了学会了如何团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改革很快就取得进展了。但我们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们习惯等待官方解决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终没有来。我们必须学习自己做事”。

西方介入的缺席确实是一部分原因。战后西欧的重建有马歇尔计划，有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和贷款，东欧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外国政府的参与，外国投资不像二战后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这种投资很多时候是在良好的情况下投入，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撤出。于是，这些东欧国家和西方的对手很显然在一种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导致经济陷入了更加恶劣的循环，经济私有化过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的监管，只能滑向腐败的深渊。但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乐意援助西欧的战后重建，而不愿意插手东欧的改革呢？简单说，因为西欧比东欧更重要，对西方人来说，所谓的欧洲主要指的是西欧，东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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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波兰的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一次次呼吁西方，一遍遍提醒他们，还有另一个欧洲的存在，一个相对贫困、沉默、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下苟延残喘的东欧。这种论调其实早已有之，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借用了十八世纪的伏尔泰的话来形容说，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人们熟悉的，而另一个是等待被了解的。米沃什用个更加形象的比方说，西欧与东欧的区别就像家族中那个可爱、正直、有钱的成员与一群让人尴尬、有点烦人，而且还总是纠缠不清的穷亲戚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二战时期希特勒的侵占，以及苏联的轮番占领变得差异更加巨大。东欧的每个国家几乎都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领，以南斯拉夫为例，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都先后占领过那里。这种占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摧毁都是致命的。

霍夫曼在《回访历史》的捷克的那一章节中，提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在中欧（中欧逐渐已经并入了东欧的概念）地图上产生了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繁荣，一种挥之不去的灿烂的现代主义文化；比如有文学家卡夫卡和马克斯·勃罗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马勒、哲学家胡塞尔等等，基本都是来自布拉格周边的区域，有人分析说，这种文化繁荣与该地区的“文化三角”之间的张力有关系：即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包容与碰撞导致了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这个观点基本可以辐射到整个东欧的文化生态，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提摩西·加顿艾什观察的那样，这些国家不同正派的知识精英分享一些相同的态度，想法和价值，这使得他们形成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不管他们在巴黎、伦敦或者纽约，都可以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但是好景不长，尤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消失，极权主义一统天下，造成了该地区的一种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现代化，摧毁了原来现代主义的丰富记忆。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只能远赴他乡，通过流亡和法语，才能找到自己写作的位置，而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是被剥夺了写作的能力，成为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写作只能转入到地下，这就是“萨米亚特”这种地下文学在东欧如此盛行的原因，这个特殊的词汇只有在那段历史中才有丰富的含义，特指的是未竟官方许可的出版物。

审查制度是东欧文学特色各异的原因，也是其中一个结果。比如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豪劳斯蒂“用天鹅绒监狱”来形容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中的生存境遇，匈牙利另外一位作家乔治·康拉德把审查制度文学合法性和建设性的要素，是体制内在的组织部分。如霍夫曼在捷克也接触到了通过地下文学而为人所熟知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两人聊到了波兰文学与捷克文学之间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就在于审查制度。对波兰作家而言，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需要借助暗示、隐喻和密码的文字游戏才能表达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信息，但是在捷克根本不需要，因为只要作家只要稍微有违背官方，就被剥夺了一切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力，除非他甘心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否则想要写作只能转入地下，如此以来，虽然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但却获得了文字的自由，因为他写作的时候，不用考虑出版的希望，审查的限制，我手写我心而已。这也是捷克文学一旦恢复了出版自由之后，可以迅速转型成功的原因。1990年，菲利普·罗斯再次飞到了布拉格看望克里玛，正好赶上克里玛签售他这些年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爱情与垃圾》，首印十万册，那些买他的书的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从书店一直延伸到街上。这个场景让这位来自消费主义国度的西方作家咋舌不已：“待在布拉格的那个星期，我所看到最长的队伍就是买冰激淋和买书的。”随后他才得知，克里玛另外一本小说集也是当天出版，同样是十万册。在审查制度被废除后的这两三个月，克里玛还有一部舞台剧制作完成，一部改编的电视剧上映，另外还有五本书已经在出版的途中。这大概应了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一句多少有些反讽的话，没有审查制度，作家就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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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制度，布罗茨基还有很多妙语，比如他曾经对苏珊·桑塔格说：“审查制度对作家是有利的。有三个原因。一，它把整个国家的人民统一起来作为（变为）读者。二，它让作家有所限制，需要抵制一些事。三，它增强了语言的隐喻力（审查制度越严格，作品就一定会变得越具有伊索寓言风格）。”这个分析同样充满了反讽，最反讽的大概是布罗茨基这位从苏联流亡到美国的诗人，在美国说给另外一位美国作家听的，而在美国这种文化语境中，大部分作家都不会体验到布罗茨基这段话的妙处，或者说，只有在类似东欧的文化语境中，布罗茨基对审查制度的分析才显得精妙绝伦。霍夫曼在游历东欧时，跟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的时候，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她在波兰的时候，甚至采访了一位审查员，而且这位审查员并不认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是错的，相反，他认为他是站在作家一边。他认为所谓的审查标准其实并不存在，因为“这些都是如何诠释的问题，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诠释任何事情，可以让某一件事表示某种意思，或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你知道，在文学领域，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审查员喜欢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可以左右一个作家的命运，可以删节、出版，或者拒绝出版他们的作品。这也是为何在东欧大部分的作家都只能用一种寓言或者暗喻式的风格写作，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阅读他们的时候，寻找那些弦外之音，能指的表层之下被扭曲的所指。

但是在改革发生之后，或者说当大部分的审查制度被废除之后，作家从地下恢复了正常的身份，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作品之时，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反而是，如何用一种“表层即意义”的表达方式写作——，大部分的东欧国家，都做不到捷克那样，可以顺利地从地下文学转型到正常的写作。在罗马尼亚的时候，霍夫曼跟著名的老一辈作家斯坦丁·措尤交谈，他正在这种转型时期的写作困扰着，因为他们以后再也不用躲在惯用的象征主义和密码游戏的帷幕之后了，原本对他们来说已经得心应手的寓言风格突然被视为一种过气写作手法，他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东欧作家们所操弄的典故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存在，每个人只要使个眼色就知道对方的意思，作者和读者也能透过彼此心知肚明的方式串联共谋。但现在作家必须另辟蹊径，直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项技巧”。听起来多么反讽，但事实就是如此，被统治的代价就是不可避免的体制化，就连你是反体制的也不免成为体制化的牺牲品，自由到手，反而无所适从，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来过。我们不仅需要重估文学的价值，还要重估所有的价值，从废墟中重建不仅是被摧毁的家园，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宗教和日常生活，还有个体的意义。

霍夫曼在书中经常重复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东欧的历史是借贷平衡的复式簿记。更残酷点说，东欧是西方世界的试验场，是西欧的悲剧版，是西方主义在欧洲的阴暗面，是混杂着希望与绝望，未来依然不确定的一个存在。与其说这是另一个欧洲，倒不如说是另一个被世人被遗忘的世界。正如托尼·朱特所说，东欧想要的不只是同情和支持，它想要被理解，而且是真正的理解，不是那种被用于西方的目的，只是因为其自身之故的被理解。

删节版见《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