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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时代：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一、古代日耳曼人
公元前后，在今天的意大利以北，也就是当年罗马帝国北部边陲以外的那片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中欧平原上，已定居着许多“蛮族”部落，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也都不甚了了，仅仅由于同罗马人的不断冲突、经常战斗和转手贸易而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
二、日耳曼部族民大迁徙
从公元四世纪中叶开始，日耳曼人掀起新一轮的迁徙，即突破“国境墙”向罗马帝国全面武装突进，引起整个中欧、西欧、南欧、北非的大变乱。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始于公元三世纪。这时的日耳曼人开始结成部族联盟或巨大的部落联盟，重要的有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盎格鲁人、萨克森人、伦巴德人等。他们在成功地摧毁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后，一部分法兰克人甚至移居到下莱茵河左岸地区，阿勒曼尼人移居到莱茵河、美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前罗马人地区。
三、法兰克王国的兴衰
486年萨利克法兰克人的军事领袖克洛维在苏瓦松一役击败残存在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占领了那时就很重要的城市巴黎在内的今天的法国北部和整个莱茵兰，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是用军事行政手段结合起来的各族民众的集合体，这些部落和部族各有自己的生活特点和语言，国家也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由于几十年的用兵，自由农民大量破产，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开始削弱，而大封建主的经济政治权力却进一步增长，终于导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衰微和帝国的分割。
四、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王国的出现
今天许多国家称德意志人为日耳曼人，但从上述的日耳曼人变迁史看，德意志人毋宁说是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古称大日耳曼尼亚土地上的一部分日耳曼部落和部族融合而成的，而且这些部落和部族在大迁徙的沧桑中也都不复是原先的“纯”日耳曼人了。
构成早期德意志人的主要部落或部族，从西北向东南分别为弗里斯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图林根人、士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
第二章封建时代：民族国家的被延误
一、迟缓的封建化
日耳曼人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就直接进入到封建社会。德意志人也越过奴隶制阶段，直接开始封建化的进程。但是德意志人的封建化，却要比西欧慢上几个世纪，到11、12世纪刚完成，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也较西欧相差甚多。一个原因是中央王权出现得晚，出现得困难，克服不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另一个原因在于自由的农民能够长期保全他们的独立，他们在古老的部族制基础上紧紧团结在公社或者说马尔克中，私有财产制很难侵入。
二、皇权与教权：争霸欧洲
与查理大帝不同，奥托一世是有意去争取皇位的。他不仅使德意志王国罩上罗马帝国的神圣光环，而且明确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宣誓保卫教皇，教皇宣誓忠于皇帝。这种共同协议还成为教皇选举的通则之一：希望当教皇者，必须保证忠于德意志国王，一旦被确认为教皇，就要为德意志国王加冕为皇帝。皇帝不再是罗马意义上的皇帝，而是西方最高的封建领主，上帝的封臣。
在皇权与教权、中央皇权与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中，胜利者是教权和分离主义势力。德意志兰的发展也开始落后了。
三、皇权与城市：互促还是互制?
在封建社会前期，城市是制约封建无政府状态、加强中央王权、促进民族融合的基本力量；而在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就成为新产生的商品货币资本经济关系的载体，促成自然经济的瓦解、专制王权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乃是同封建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艰苦斗争的结果。王权或者皇权在这场斗争中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不仅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命运，也关系到王权或者皇权本身的兴衰。
四、皇权与诸侯：七选侯当家
1254至1273年这段时间，在德意志历史上称为“空位时期”。 “空位时期”各分立政权的政治势力急速增长起来，他们能以选举国王皇帝的办法来代替王位世袭。
1257年德意志王国选举国王时有七大诸侯参加，他们是科伦大主教，美茵茨大主教，特利尔大主教三大教会选侯，和萨克森公爵，巴拉丁(普法尔茨)伯爵，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和波希米亚(捷克)国王四大世俗诸侯。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七大诸侯选举国王事件，他们起初被称为选侯，而在金玺诏书中正式被封为选侯。只要诸侯们开始感到某皇帝的权力变得强大，就会促动王朝更替。
第三章宗教改革时代：民族运动的发端
一、路德与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1483至1546年)生于萨克森的埃斯列本，后迁往曼斯菲尔德。
引起路德抨击并由此而发动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事件，是赎罪买卖中一个特别明显的腐败事例。这种无法无天的赎罪券买卖搞得德意志各阶层人天怒人怨，也促使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贴出《评赎罪券的效能》大字报。路德对他的论纲引起的冲击感到惊慌和意外，他的初衷仅仅是抨击太不像话的赎罪券买卖，希望教廷改正。事态的发展影响着他，推动着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现在他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了。性格坚毅的路德终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代表，也可说是第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
二、骑士宗教改革
首先采取暴力推行宗教改革的是德意志的骑士等级。这部分低级贵族企图按自己的“理想”利用宗教改革运动。骑士等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弗兰茨•冯•济金根和骑士等级的理论家乌利希•冯•胡滕一起领导了1522至1523年的骑士起义，企图用武力实现上述政治目标。
骑士起义以失败告终，骑士起义的失败看来有其必然的原因。骑士等级在当时是时代的没落者，他们的政治理想是恢复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国家，这等于是要把历史往回拉。
三、人民宗教改革：闵采尔和农民战争
人民宗教改革的代表和领袖是茨威考城的牧师托马斯•闵采尔。闵采尔积极拥护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在1519年在莱比锡认识路德，经路德推荐，翌年出任茨威考城的牧师。正是在这座采矿业和织布业都甚发达的城市，闵采尔接触到工人和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对现状的极度不满，特别接触到他们的核心教派“再洗礼派”的宗教和社会主张，开始形成激进的人民宗教改革思想。
1524至1525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德意志农民战争，遍及德意志兰大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战斗，为西欧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四、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正处在德意志社会内部萌生新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时。由于民族运动和社会力量不足以克服封建主义，路德教教义的社会内涵也就发生变化，新教资本主义精神也遭到扭曲和阻遏。这就是为什么路德本人竭力反对农民战争的暴力行为以及城市市民阶级不支持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较量的结果，是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1555年签订了著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路德宗教改革结束的时候，德意志诸侯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德意志居民分裂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
五、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时代的悲惨结局
发生在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欧洲宗教改革进程的结果。三十年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1517年由路德发动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德意志兰依旧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的国家，依旧生活在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它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
第四章普鲁士崛起时代：对德意志民族是祸是福?
一、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普鲁士有三个含义：第一，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第二，1701至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是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邦国；第三，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后所设的德国的邦。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了解到，普鲁士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一个德意志邦国。
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领土的、历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续性。但真正充当德意志历史上正经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鲁士王国。
二、普鲁士王国的崛起
把勃兰登堡普鲁士造成强权国家的奠基人是1640年即选侯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十年战争留给大选侯两大教益：一是必须保有一支独立的、听命于自己的常备军；二是利用帝国全面衰落、无中央皇权可言之机，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诸侯专制政体，在自己邦国内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在德意志帝国内部“找补”，扩展势力。
三、“士兵王”的军事立国
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筑师，不是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是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间，普鲁士王国的发展趋势明朗化。
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后，开始建立起一种固定的君主政体的行政机构。
柏林王宫中一扫以往铺张挥霍之风，而代之以斯巴达式的“简朴”。这实际上是一场加强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一种对时代潮流和启蒙运动的反动。
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在波茨坦欢乐宫的练兵场上，他提着棍棒亲自训练士兵，长此不懈， 因此被称为“士兵王”。
四、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开明君主专制
从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普鲁士王位，普鲁士历史进入所谓“开明君主专制”时代。这种统治不仅影响到普鲁士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整个时代，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普鲁士所有精神和文化发展领域。开明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的一种妥协，虽然它没有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但在客观上为后来普鲁士通过改革向资本主义过渡开了先河。
这种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市民资产阶级支持的“开明君主专制”，主要出现在德意志兰以及东欧和南欧诸国，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民资产阶级，政治上发展得比较软弱，它依靠封建专制国家的程度，超过封建专制国家依靠它的程度。
五、普鲁士精神和普奥争霸
随着普鲁士的崛起，也形成一种所谓“普鲁士精神”。究竟什么是“普鲁士精神”，莫衷一是。我的粗浅认识是，“精神”也者，标志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内在化本质特征，它是在普鲁士人、普鲁士国家、普鲁士族民具体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形成的；“精神”和“文化”有区别，“精神”是一种能力，“文化”则是“精神”的创造，“精神”是内在的，“文化”则是外观的。“普鲁士精神”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含有多重因素和特征。普鲁士是一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似的效率，同政治服从以及对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它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原则有赖于王朝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大选侯、“士兵王”，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建立起来的。
第五章“启蒙”时代：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
一、德意志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一个普遍性的思想运动，主要任务是要使人摆脱中世纪神学和宗教教条的羁绊，破除过去的迷信和偏见，教育人运用批判的理智，勇敢地独立思考，因而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
从欧洲历史的现实发展来看，启蒙思想的核心是所谓“理性主义”，它首先是由自然科学家们创立的，17世纪末以来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同宗教思想发生势不两立的冲突，“理性”显然就是代表了科学。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可视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准备阶段。
二、“狂飙突进”运动
发生在1770至1785年间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但比启蒙运动要激进。它认为启蒙运动虽然取得某些成就，却未能把反对德意志小邦封建专制主义任务贯彻到底；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所服膺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启蒙学者的有节制的理性所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应由“狂飙突进时代”的“无限制的热情”帮助实现。 “狂飙突进”运动其实只是一场文学运动，是由新一代进步的热血青年所发动和担纲的。但它只是在文学范围内，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样不能改变社会现状。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德意志市民与资产阶级内部第一次带有全德性质的民族文学运动。
三、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还纯粹属于文化领域，尚未转入民族主义的范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震动，才加速这种趋势的发展。首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关心政治，有了政治觉悟，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如果说启蒙运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如今便把民族和国家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世俗对象，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恰恰造成了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法国革命给德意志兰以政治“启蒙”，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正是诞生于欢呼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斗争最先使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开明政治领袖痛感到必须有某种统一。
四、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
拿破仑战争，严格意义上应从1799年算起，那年拿破仑当上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从法国传统的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及当时的形势出发，把奥地利视作集中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他努力扶持由德意志其他中小邦组成的所谓“第三德意志兰”，对抗奥普两大邦。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生在1806年。有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终结，其一是《普莱斯堡和约》的签订。其二是“莱茵联邦”的建立。
第六章改革时代：民族统一运动的初霞
一、奥地利玛丽泰蕾西娅—约瑟夫改革
23岁继位的貌似柔弱的女王玛丽泰蕾西娅堪称奥地利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她受到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认定奥地利衰弱的原因在于缺少中央集权；她也受到“大一统”思潮之影响，认定奥地利必须是“德意志的”，并充当德意志帝国的领导。玛丽泰蕾西娅的改革通常以为是从1760年开始的。玛丽泰蕾西娅改革的核心是加强中央权力，恢复奥地利在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强国地位。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基本上仍属开明君主专制改革，但应当说已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虽然约瑟夫二世英年早逝，他的激进的改革几乎完全被取消，这说明奥地利还缺乏一个推动现代改革的社会力量，但是奥地利社会性质的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第三德意志兰”的改革
“第三德意志兰”是相对于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外的德意志中小邦国联盟，其领域主要包括以莱茵河为主轴的西德，亦即德国的“中原地区”。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中小邦在普奥争霸的夹缝中，各自为政，未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邦君们追求各自的利益，遵奉分离主义，修筑豪华宫殿，恣意剥削和享受。但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些邦像巴登、符腾姆贝格、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内部都出现改革的势头，巴登在1783年甚至废除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租税，只是这些改革尚具地方性的启蒙性质。
三、普鲁士施泰茵哈登贝格改革
1807年9月3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任命施泰茵为政府首席大臣，10月初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一直继续到1808年11月底，这是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施泰茵改革主要在三个领域：农业立法(解放农民)，城市自治，王国最高行政改革，其中农业立法是改革中最关键、最基础的部分，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一场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直接影响到普鲁士社会经济结构及社会性质的转变。
作为施泰茵—哈登贝格改革组成部分的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同经济及行政改革具有同样重大意义。
四、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
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同欧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以英俄为首的反法联盟战争混同一体的，情况复杂，性质多重，但就德意志民族本身而言，要求解放，追求统一则是主流，是关乎德意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
随着普鲁士改革的深入和爱国宣传运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学者、大学生、记者、作家和市民都加入到这个救亡运动中来。
解放战争赢得了民族独立，为民族统一创造了首要条件。在德意志兰，由普鲁士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所追逐胜利的目标中，始终蕴藏着民族统一的内涵。
……
100个观众的时候我接着讲，等不及的可以去喜马拉雅听AI读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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