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宪的收藏江湖》
张仲英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家里排行老四。苏州人叫“三官”“四官”,等于北京的“三爷”“四爷”,于是同行称呼他父亲“张四官”。(P10)
”当年聚珍斋所在的交通路,一端是河南路另一端是山东路。聚珍斋的斜对面是叶叔重的古董行——禹贡。禹贡没有一楼门店,东西都在二楼,面积很大,货多得不得了。张宗宪记得,有一次禹贡的店里不小心着了火,聚珍斋这边所有人都赶去帮着搬货。印象极深的是当时看到的一个打开盖的木箱子,里面全是一对对的红色钧窑小碗,极其漂亮。(P13)有红色钧窑吗？
卖家“封货”后自行保管,也有偷梁换柱的事情发生。张宗宪回忆说:“在货物封存期间,有些不守规矩的古董商会偷偷从背后撬开柜板,前面的封条看起来完好无损,实际里面的好东西已被调包了。”在张宗宪的记忆里,父亲是非常守信的商人,从不玩这些名堂。在那个契约合同还没盛行的时代,个人的信誉至关重要。张宗宪常说:“没有信誉就没有饭吃。”与父亲一样,做人讲信誉成为张宗宪始终恪守的处世原则。(P18)
这样的捡大便宜叫“吃仙丹”——人要死了，吃个仙丹就活了。在古董市场转移的历史机遇中，不少精明强干眼力又好的北方古董商人赚了大钱。(P33)
张宗宪说,这位梅里瞿应当是认了仇焱之做干儿子,他没有成家,去世后也没有老婆和子女作为继承人,听说大半财产捐了,剩下的留给了仇焱之,所以仇焱之后来在昆山路和愚园路各有一处公寓。
张宗宪还记得梅里瞿常去交通路那几家古董店,最喜欢买的古玩是如意。如意这种物件,最早是从印度传到中土,梵语名“阿娜律”,但到明清时已经脱离其本意,成为单纯用来表示吉祥如意的玩赏之物。到了清代,在宫廷中尤为常见,选料多为白玉、碧玉、沉香等上等材质,是皇帝和后妃寝殿中的摆件,也是赏赐给臣子的礼物。(P44)
仇焱之还和英国巨商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熟识。有一年,他带大维德到过上海聚珍斋。张宗宪记得那时自己大概十二岁,在父亲的店里见过大维德,与其同行的还有他气质优雅的夫人。张宗宪说这位夫人是他一生见过的最优雅的外国夫人,至今印象深刻,仿若昨日。大维德把张仲英店里古董的来龙去脉都问了一个底朝天,张仲英答得让他满意,大维德就把店里的精品悉数买走了,花了3万大洋。无论老板张仲英还是居中介绍的仇焱之,都从中赚了一大笔。不过和大维德南下之前在北京古玩行里花掉的20多万英镑相比,这单生意又不算大数目了。听父亲说,大维德每两三年会来一次上海，他只对瓷器有兴趣,而且不像日本山中商会买东西都用拐杖点着整柜子要,大维德只买好的瓷器。囊括大维德一生收藏精品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是西方唯一的中国陶瓷博物馆。除了十二岁那年的一面之缘,张宗宪之后在瓷器收藏方面深受大维德影响,他被张宗宪称为“此生最重要的导师”。(P44~45)
十三四岁时,张宗宪还做过当电影明星的梦,着实迷了一阵子。虽然电影明星没当成,却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当年他去报考上海电影公司,面试官正是当年正红的电影明星蓝苹。张宗宪仍记得她的评价:“小伙子长得精神,可普通话讲不好啊!等你练好普通话再来吧……”多年后,他才将当年的主考官和江青对上号……(P57)真是很有趣！不过，当时就已经有了“普通话”这个词了吗？
他常听人说“识古不穷,爱古不富”,意思是:能识古董的人不会穷,碰到一件好东西就发财了;然而喜欢古董的人也不会富,因为看到好东西便宜又要买。还有一句调侃古董商人的话:“吓死邻居,气死老婆。”说的是古董商人今天卖出100万,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大生意足以“吓死邻居”;可接着买进200万的货，又欠了100万，兜里转眼没钱了，这叫“气死老婆”。(P58~59)
张宗宪离开上海没几年,姐姐得了脑膜炎,住进仁济医院治疗。这家医院就在父亲的店对面,家人方便陪护,中午也可以回家吃饭。张宗宪后来听说,一天中午,家人正在吃饭,家里的木凳子毫无征兆地突然间倒地。大家预感到有不好的事发生,等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姐姐已经过世了。张宗宪说:“倒地的凳子,大概是姐姐在通知亲人,自己要走了……”说起这件事情,张宗宪不免感伤落泪。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虽然长大后各自奔波,聚少离多,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怎样都不会改变。(P62)
张宗宪还记得,有一次他汇过去1000块钱,天津那边就给发过来500块玉牌子,满满一箱。他拿到货后,放在大塑料桶里,用水澄一澄第二天晾晾再进烘桶,最后用蜡整理一下,玉牌子就变得干干净净。
怎么叫澄一澄呢?其实就是在塑料桶里倒点洗衣粉,用水一冲。玉牌子放到里面泡一晚,表面上的那些脏东西就全没了,第二天一刷,干净漂亮。好的玉牌子可以卖10块、8块,差点的也能卖个4块、5块。在张宗宪印象中,玉质倒是都很普通,大多是俄罗斯玉、朝鲜玉,还有国内的青海玉。玉牌子的玉质当然以和田玉最好,但和田玉难得。(P81)
那时也来过所谓的“子冈牌”。“子冈牌”得名于明代苏州太仓琢玉名匠陆子冈,陆子冈在中国玉雕史上颇负盛名,又有点神秘色彩。传说中他因玉工精妙而名闻朝野,博得嘉靖皇帝龙颜大悦,最后又是因玉而不慎触犯龙颜丢了自家性命。玉牌子这种佩饰的形制据传为陆子冈所创,他刻制的玉佩形若方或长方,宽厚敦实;别开生面的形态和精细的雕工融于一体,把玩之下令人爱不释手,所以人称“子冈牌”。但真正出自他手的明代子冈牌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和后来的几个博物馆里，散落民间的已很少见,所以市面上流出的多为子冈款而非子冈牌。张宗宪说,他从早年做古董生意直到现在,也从未得过块真正的子冈牌，那些说自己手里所有子冈牌的，基本不真。(P81~82)
张宗宪在这行从来没有正式当过学徒,也没有正经跟他父亲做过,刚开始要说有眼力那是假的。好在刚开店的那段时间,他主要做清代瓷杂,这个领域打眼货少,道光的东西大家就当近代的,因为还不超过一百年。当时国家规定文物出口国外都不需要交税,但宣统、光绪、道光的东西都不超过一百年,还算不上文物,反而需要交60%的税。所以他们把瓷器上宣统、光绪、道光的款都磨掉,之后再卖到国外去。外国人买了这些瓷器也不当文物看,都用来做成台灯之类的家庭装饰。在摩罗街,专门有人接磨款的活。张宗宪记得从北京来的东西光绪年间的特别多,尤其光绪款瓷瓶,一来就是50对、100对。今天说要100个瓶,一个星期后就裝船运来了。那时,这种瓶瓶罐罐,北京、天津家境好些的几乎家家都有。谁结婚的新房里没有一对瓶呢。(P83~84)
从伦敦、纽约的古董商手里以及拍卖会上，张宗宪收了不少回流的好东西。用香港佳士得前亚洲区负责人林华田的话来说：“20世纪80年代，几乎整个官窑市场都掌握在张宗宪的手上。”(P104)
台湾几个大老板经常委托张宗宪买东西,但也不是每次都会找他。如果遇到哪场拍卖有件好东西,那个老板又没委托他，他就会直接表态,“这件东西你想要,我也想要”,意思是咱场上见分晓。拍完后,那个老板问:“东西谁买到了?”张宗宪毫不客气:“我买到了。你还想要?那加价吧。”
客户就这样被他掌握在手里了。张宗宪靠实力说话——如果相信我,那就委托我去买,你顶多付我佣金;可你找别人来跟我拼,那对不住,我拿到手加五成价格再卖给你,哪条路划算你就自己算吧。(P118~119)
瓷器杂项是他精通的领域,他自己看;书画他说自己不懂,但有方法——每次参加拍卖,把要买的东西事先选好,在图录上标出来,请大概七至十位专家帮他看。老一辈的秦公、章津才和米景扬都帮他看过画,专家都说对,他就买。
作为著名买家,在拍场上有时会受到掣肘,主要是被人借力打力、借眼用眼。因为相信张宗宪买的东西错不了,早年在拍场上他一举就有人跟着举;他看中一件东西要买,就有人借他的再加一口;电话竞拍里对手问:谁在顶?回答是张宗宪，对方就说,他要我也要。
中贸圣佳原总经理易苏昊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宗宪跟易苏吴去看翰海的预展前开了个单子,说:“我真心要买这五件东西,但咱们得看三十件东西。”易苏昊不解何故,张宗宪笑道:“这三十件里,越是不买的,咱就装作非常认真仔细地看,装作非要买似的,当然要买的这五件也要好好看,但表面上要轻描淡写,装作毫不在意,不要让人看出来我特别重视这五件东西。”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想买什么,这是他的策略,是身经百战得来的防借眼的经验。(P155)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汪庆正的太太薛惠君出身于苏州评弹世家,父亲薛筱卿曾经是上海评弹团的台柱子,薛惠君自己也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因为这层关系,爱听评弹的张宗宪跟汪庆正一家很熟。(P158)
张宗宪藏瓷,尤嗜珐琅彩瓷器。收藏界有句话,叫“珐琅彩现,必见天价”。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四种彩瓷中珐琅彩是最有传奇色彩的。(P197)
珐琅彩原本是一门西方的工艺,从器物胎体材质上分为“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到了雍正时期中国人在外国彩料的基础上研发出了国产珐琅彩料,于康熙三十五年在瓷器上烧制珐琅成功,于是收藏界常说的“珐琅彩”就是指这种“瓷胎画珐琅”,是这一工艺表现力的巅峰状态。(P197~198)
珐琅彩为什么贵?马未都曾清楚地解释过,珐琅彩被称为“官窑中的官窑”,因为它是唯一宫廷御用陶瓷艺术品。自其诞生后的两百年间,其生产流程一直在清宫秘不示人。它的工艺非常讲究、先在景德镇用最好的原料烧制完美无瑕的素胎,运至北京,然后由宫廷画师绘上珐琅彩釉重新烧造。明清两代的官窑都在景德镇烧造,唯独珐琅彩的烧造大部分是在北京,烧造地点有三处,第一处是紫禁城内,第二处是颐和园,第三处是恰亲王府。康、雍、乾三代皇帝都亲力亲为参与此事,而且每一代皇帝对此都有自己不同的追求,甚至调集很多宫廷画家去画珐琅彩,比如雍正皇帝觉得之前的花样太粗俗,就曾钦点画家贺金昆画珐琅彩。(P198)
珐琅彩瓷器收藏的“富豪”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包括雍正款梅花题诗碗、雍正款茶花盘、乾隆款雁戏图壶、乾隆款珐琅彩兰花胆瓶、乾隆款玉兰花盘、乾隆款牧羊人物罐、乾隆款西洋人物瓶、乾隆款开光西洋风景杯和山水人物杯等,还有一只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和张宗宪那只或许原本是一对,存于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现今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专设陈列中还能见到。(P198~199)
大维德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它们被单独放在大柜子里一个个定制的锦面抽屉中,柜子外贴着标签‘瓷胎画珐琅’……”,大维德夫人回忆录中透露,大维德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P199)
张大千他也喜欢。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他见过张大千。那时他认识了一个代理张大千的古董商张鼎臣,张鼎臣喜欢赌马,每次输到没钱了就找张宗宪借点儿,所以两人算相熟。每次张大千到香港暂住,都到张鼎臣那儿坐坐,聊聊天,偶尔张宗宪也跟着去。但那时候张宗宪还不热衷于做画的生意,所以从来没有直接从他手里买过画,他的收藏都是后来通过拍卖或者其他途径积累的。(P215)
很多人好奇,张宗宪以前只买瓷器,是怎么开始收藏书画的?
张宗宪对书画产生兴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大批地买进,那时候价钱还不太贵。好友陈德曦说,保守估计张宗宪为收藏书画至少花了有1.5亿港元。为什么要盯准近现代?张宗宪说古画假画多,特别古时“苏州片”这种造假太不好认,而近现代相对好鉴别多了,买得对不对就靠眼光了。(P222)
行内人都知道,书画鉴定是文物鉴定里最难的。张宗宪不是研究书画出身,但他会求助于鉴定专家。拍卖会之前,张宗宪会要十几本图录,发给那些他信得过的、他认为有眼光的人,帮他选。当时国内的画家、鉴定家、理论家、书画商都是他朋友,他又是出了名的爱问,每件藏品入手之前,都要征求每个朋友的意见,他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再去做功课,最后决定买什么。
张宗宪不贪心,那么多珍贵的藏品,他不打算都留在手里。曾有记者问他:张先生,你可有绝不出售的作品?他哈哈大笑道:没有,价钱合适连我这个人都卖。(P226)
张宗宪的收藏包罗万象。最专精的是瓷器,近现代书画在江湖上也有一席之地,玉器、景泰蓝、鼻烟壶,他都喜欢。他唯独不买的是当代艺术——在世的艺术家不买,这是他的原则。
收藏之于张宗宪,早年是立身之本、谋财之道,到后来则是更为纯粹的喜爱,他所有的藏品都包含一条一以贯之的审美趣味——漂亮、完整、抢眼、精致。他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七十年,身边留那么几件小东西,玩一玩,看一看,人生也多了点趣味。“这些东西,回到家里摸摸、擦擦,不给它吃饭,它不会说饿;不理它,它不会生气;它还告诉你,等着等着,今天100万,明年可能200万,隔五年1000万,我在给你赚钱。”(P233)
张宗宪不喜欢古玉,古玉赝品多,有一次某个国家级博物馆做了一个私人藏古玉的展览,张宗宪去看了说没一个真的。他喜欢的是近一两百年的玉,特别是乾隆时期的玉。乾隆皇帝在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把产玉的南疆一带纳入版图,宫廷中玉料充足,所以那时候的玉器存世量大,精品也多。(P245)
多看,是锤炼眼力,这是古董行的必杀技。文物鉴定上叫“眼学”,重点在一个“眼”上,中国的古董鉴定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靠肉眼,多看是成为一个鉴定家最重要的条件。
张宗宪说以前的造假技术有限,从马路对面看,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现在不同了,有电脑、有机器,技术越来越高超。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只要真迹看得多看得熟,再好的赝品也能看出破绽。张宗宪打过一个比方:他曾经请画家朋友给他父母画像,这画家画美女特别好,但画起他父亲,一眼就看得出不像——亲人的脸实在太熟悉了。看瓷器看字画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熟,看真品要像对“父母”一样熟悉。
多听,是广泛收集信息;多问,是转益多师。和张宗宪相熟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爱请人吃饭,365天很少在家吃饭,而且基本上都是请朋友吃。吃饭就要聊天,聊着聊着事情就给聊明白了。有一次张宗宪和仇焱之吃饭聊天，仇焱之说一般都以为陆子冈是清朝人,但实际上他是明朝人,虽然子冈牌名闻天下,但陆子冈也不只做玉牌,别的东西也有。仇焱之几句点拨,让张宗宪当时顿觉“一语惊醒梦中人”。(P259)
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博物馆的成立,是这位中国艺术品大收藏家生命中浓重的一笔。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大维德夫妇取道上海去往印度,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夫妇俩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正是在关押期间,大维德患上了导致他后来全身瘫痪的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担忧未来时日无多,大维德开始考虑自己的藏品将来的命运,萌发了建立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的计划。1942年8月在非洲获释后,大维德开始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戴维斯法官的支持。(P262)
1946年,大维德决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为他的1000多件收藏珍品建立博物馆。大维德向伦敦大学提出的捐赠方案包括: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悉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大维德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等。1950年,伦敦大学克服了战后的重重经济和人力困难，按大维德捐赠方案的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 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 Gordon square)53号为他的收藏建立了专门的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博物馆开幕之前还得到一批来自收藏家鄂芬史东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之后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P262~263)
伦敦大学给大维德的地方并不大,开始还雇了些工作人员,后来没什么生意,经费紧张,馆里只剩了两个员工,一个人照顾图书售卖部,一个人负责监控馆内事务,所有买票进来的客人都要由这个员工陪同参观,来了第二组人就得等第一组人参观完。不过早些时候来访者不多,往往馆里就只有张宗宪一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博物馆,保存了中国官窑瓷器最完整的艺术发展轨迹,张宗宪的学问就是靠看博物馆累积的,大维德博物馆这个“导师”为他的瓷器收藏建立了一流的标准。(P263)
这一年的9月,他在东京参加中央拍卖会,离开东京前一天还赶到根津美术馆和出光美术馆参观。尤其出光美术馆的展览是开馆50周年大展,张宗宪说,如果错过就不知要等多久了。(P266)
张宗宪特别喜欢出光美术馆其中一件展品——明永乐青花花卉纹盘,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件明永乐大盘,直径有67.6厘米，而且青花釉色饱满，光泽明亮。多年职业习惯使然，张宗宪看博物馆展品时也会估价，他估计如果这件重器在拍卖场出现，价格会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P266~268)西风说，明朝的大盘子，一般都不超过50公分。
张宗宪的好东西绝不便宜卖。起初在香港开店的时候,他的父亲从大陆送货来港,上面都会注明:这儿件是“非卖品”,意思不是说不能卖要自己留下,而是这个东两要留意多卖钱。一般人委托拍卖行的拍品如果流标,肯定会把这件东西冷藏数年才重新拿出来,或者在低于拍场价的基础上做些折扣卖出。但张宗宪的做法不一样,他的某件清朝官窑在香港拍卖会流标后,他会接着送到纽约、伦敦的拍卖会上,估价一处比一处高，绝不减价,到最后竟然能以最高的估价成交。张宗宪说,这叫货有货缘。
与之相对应,张宗宪的另一个理念就是:不贵就永远买不到货。拍卖场上水远是大力者得之,等到全场没人再举,委托拍卖席上所有的电话里都没有应价了,谁再加一口就是谁的。好东西一定贵,这是他一直秉持的理念。
张宗宪喜欢在拍卖行交易。通常情况下,做买卖总有一番讨价还价,越砍越便宜,结果是不但卖家赚不到多少钱,买家还是觉得自己买贵了;而且不管买卖多少次,买家总觉得自己是卖家的衣食父母,是上帝。张宗宪说,到了拍卖行就不同了，卖家把货放到拍卖行,谁想要谁加价,不管多少钱卖掉,双方都互不相识,卖家不用谢人家,拿钱回家就行。卖不掉无所谓,可能刚好买主没来,只要东西真的好,今天卖不出去,下回还有机会。(P269)
蔡辰男还曾劝他买敦化南路一品大厦的房子,8万元一坪(约3.3平方米)他不肯买,后来一品大厦就疯涨得厉害。相反张宗宪在香港买的写字楼压了好久也不涨,无奈等他刚一脱手,香港楼价就飞涨起来;他在加拿大买的房子,被套牢不算,还跌了两成……但在古董收藏方面,张宗宪绝对成功。也许正应了巴菲特那句话：“很多事情都有利可图,但你必须坚持只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就像我们没法打败泰森。”
无商不精,这一点上张宗宪总拿仇焱之当例子。仇焱之在香港时,365天里有300天会到张宗宪的永元行里去看东西喝茶,但即便这样熟悉,以仇老的精明,也从来不会让着张宗宪。今天他帮张宗宪多赚了180块,就马上要张请自己吃一顿午餐吃掉150块。
在谈价钱上张宗宪是行家里手。一次他和几个人到西安路边古玩摊子上卖白玉雕的小娃娃,要价100块,同行有人想要,张宗宪就帮忙砍价,一开口就还到5块钱。对方当然不答应:“不行不行,你要就30块。”还来还去,最后10块钱买到手。为此他很得意:“如果还开口说20、30块就是傻瓜了,你看看人家10块就卖。价格这东西,就像香港首饰店天天写‘最后一天大减价’,10块钱的东西卖1块钱,你买就上当了,因为本来就值2毛,他还赚你8毛。(P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