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男康德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 初次读到这句话时是在高中，那时对哲学的认知只停留在浅薄里，尚未体会到康德恢弘的思想和人文关怀，只觉文字优美，读来气势非凡，且在议论文中被引用到泛滥。也许，经典总是免不了被误解的命运吧。 近来出于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西方哲学的书籍，算是初步踏进了哲学的大门。在西方哲学中，康德的思想逻辑严密，高深晦涩，但为了提升自己，就斗胆对康德的思想做一个很初步的总结。 伊曼努尔·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公元1724年4月22日—公元1804年2月12日，享年80岁），出生和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德国人，作家、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身材矮小瘦弱，一生作息很有规律，但有着惊人的头脑。 康德有着自成一派、逻辑严密的思想系统，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康德对人的终极关怀贯穿其中：《纯粹理性批判》解决的是人可以知道什么；《实践理性批判》解决的是人应该做什么；《判断力批判》解决的是人可以期望什么。 康德身处于两个时代危机中：理性的危机和自由可能性的危机。在哲学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走向死胡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唯理论一味注重逻辑推理，否定经验的作用，最终走向独断论；另一方面，经验论过分强调经验的作用，排斥经验之外的东西，从而无法获得真理性知识。认识论上的死胡同，使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根基开始受到了怀疑。启蒙运动中对理性的过分推崇导致一种极端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生活于一种被理性遮蔽的天空之下，反而导致了自由的失落。科学的理性拓展到了科学知识以外的领域，延伸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就会取代了自由的位置。 在自然的法则面前，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呢？人的实践法则是否可以被科学理性所规定呢？这个问题也是康德在思索的。康德试图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也在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找出路。 面临着理性的危机和自由可能性的危机，审视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康德提出了严密的解决方案。首先要对理性本身进行考察，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才能有后面更为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面临传统的形而上学危机，康德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传统认识模式中，主体是围绕着客体产生的，知识需符合对象。而康德却做出了一种颠覆性的阐释。在他的逻辑体系中，客体围绕着主体，客体是对主体的认识形式的符合。我们的认识像一张网，客观事物通过其中时，一部分被我们的知识之网获取，还有一部分就从网中流失，我们无法了解到。由此便产生了两个领域：有一部分领域我们是可以通过认识形式认识到；还有一部分领域不受认识形式限制，我们无法获知。这两个领域，分别被康德称为“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物自体）”。 所谓“现象界”，就是事物对我们的一种“显现”；而“自在之物”就是现象界背后那个不可知的领域，为道德和信仰留下的地盘。纵观哲学史，会发现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也有类似的划分。不同的是，在理念论中，理念是一个精神实体，是可知而不可感的；而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现象背后的那个东西，可感而不可知。康德为知识划界，由现象界出发，解决理性的危机问题；由自在之物出发，解决自由的失落问题。 然而这也会产生新问题。 自在之物的设置，导致了看似消极的结果：不但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原则发生冲突，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动摇。 康德对此作出的解释扭转了局面：对知识的划界和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恰恰说明还有一个更自由的领域等待开辟。当人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去去探寻一个无限的东西时，这便是对形而上学的追求。这个领域是自在之物，是道德的领域，是信仰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为知识化解，看似消极，实际上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实践理性留下了空间。“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信仰留下地盘。” 如何证明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正确的呢？用“先天综合判断”。 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便是既具有先天的形式，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具有后天的经验内容，可扩展新内容。 那么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便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总问题。 康德将其分为先验感性论、先验理性论、先验知性论加以阐释。 整个先验感性论的逻辑大体如下：感性是自在之物刺激感官之后我们获得表象的一种接受能力，而感性的认识得以发生，有一个先天的条件——感性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康德论证了时间和空间的先验性，也就说明了代数和几何问题是成立的，从而就说明了纯数学问题的可能性。 知性，就是把感性杂多的经验材料综合整理的能力。而想象力既具有知性的特征，又具有感性的特征，所以能很好把两者沟通起来。通过想象力的时间图式，知性的纯形式范畴能够应用于感性的杂多，使两者的结合具有合法性。这是先验知性论的逻辑演绎过程。 自然界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自然界遵循的是知性的范畴法则。自然界各种经验杂多的联结，不是事物固有的，而是范畴所具有的。现象界遵循这个先天的法则。知性为自然界立法，就是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 知性只能运用于现象界，才能得到有效的知识。 那么，什么是理性？ 把知性得到的各种知识、规则和定律再进一步加以综合统一，把他们概括为最高，最完善的系统，以达到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知识的能力，便是理性。 理性的作用便是从一个宏观角度对世界进行统一，给经验世界一个秩序。理性不参与到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建构中，起到的是调节或范导式的作用。理性的先验概念有灵魂、宇宙和上帝，这三个理性理念是不能当客观地对象去加以认识的。但理性有一种倾向和秉性，就是特别乐意去探讨灵魂、宇宙、上帝到底是什么，而且还把这些理念当做一个客观的对象去加以认识。 于是，就出现了先验幻相。把先验幻相当做现实可研究的对象。 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所在：把不可认识的理念当做一个可以去认识、可探索的对象，并使其成为科学。知性范畴运用到理性层面，这是非法的运用。但这个运用是理性的自然秉性导致，是理性的自然倾向导致。 在理性心理学的角度，当范畴运用到灵魂这个概念后，会产生四个谬误推理：灵魂的实体性、不朽性、人格性和观念性。 在理性宇宙论层面，当知性范畴运用到宇宙的理念时，就会出现错误，出现幻相，这就是四个二律背反。 在西方哲学里，实践，就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实践哲学也就是道德的哲学。 康德在实践哲学的部分，要去解决：道德律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可能？道德形而上学的条件是什么？那个依据是什么？ 在生活中，为什么人们会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行为背后的根据是什么？ 这一切的原因，首先要承认：人是有自由的。在自在之物领域，自由是一切证明的绝对前提，是一种先验的设定。 在自然的领域，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如生老病死；在自在之物世界，人要按照某种内在的规范和准则去实践，去行动。人超越现象界，在道德领域有一些自发性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就是，你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可以给自己制定一套行为准则。这个准则的制定者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你自己。但仅由自己规定的主观准则还不是道德层面。 人的自由产生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主观的准则，一种是客观的法则。在客观的法则中，只有那些无条件的命令才能成为一种道德准则。也就是说，道德准则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是一种纯粹的为了道德而道德的行为。这样的法则，不仅仅对个人有效，对所有人，对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有效。 康德的道德律，其实讲的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否道德，主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应该是对道德本身的一种热爱。 道德法则要满足三个条件和准则： （1）『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你的行动要使你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上升到普遍的法则。』 （2）『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3）自律性原则。 自然界，现象界的规律和准则是什么，是一种他律。而服从人自身理性的要求的准则，是一种自律。 人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这也就是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内涵。 在实践哲学中，康德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困境找到了一个出路。传统的形而上学试图去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但在康德看来，这个领域是不可知的，是自在之物的领域，是道德和信仰存在的空间。 实践理性的最终目的或者说道德最高理想便是——至善。要到达至善的状态，仅仅通过绝对命令是不够的，还需要三个辅助的手段——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 《判断力批判》是现象界和道德领域的一个桥梁，是联结知识和理性的一个中介。这其中也涉及到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此不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