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时的心境

心灵点滴 　　健康，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还指心理上的健康。一个医生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看得见的身体健康，还应该有需要感受才能发现的心理上的健康。主人公和精神病室友在大战松鼠的时，他以室友的思维进行了一场虚拟的却又那么真实的博弈，使得室友最终能成功上厕所。一个精神病人的精神本就异常了，却要求以正常人的思维对待，不觉得很荒唐吗？主角发现了这点，于是以室友的思维，设身处地，去感受他的世界，了解他所看到的世界，从而帮他解决问题，这也是医生所要做的治疗啊。在我们多关心他人的时候，不仅仅要关系对方的身体，还要注意他们的精神健康，让他们少点紧张，多点放松；少点忧虑，多点无畏。去感受他人的世界，不仅仅能更多关注他人的心理健康，也能更完善的塑造自己的世界观。看这部电影，我想起了《3傻大闹宝莱坞》，同样精彩的电影。

迫在眉睫 　　在看过《Sicko》之后回过头来再想想这部电影，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在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却缺点就是保险公司和被保人虽然能实现双赢——或者，保险公司大赢，而被保人往往损失惨重。本可以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引导保险公司往按理付赔的方向以获得更多的顾客，可不管怎么说，按理总是相对的，毕竟他们还是要利益最大化的，也就是说有人会因此不能获得赔偿。 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有很大缺点的，因为他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个人并不等同于大多数人。扯远了。说到这部电影，并不是只有主角家庭才发生这样的事情，list上不止他儿子一个，他儿子list排名提前意味着别人就要多等一会，而别人list比他早，也就意味着他发病更早，可能等待时间更短，更紧急，而他却不顾别人的情况，打劫医院，还获得民众的支持，简直就是闹剧！我想支持的人可能就只有那些在电影院看着这部电影时感到很刺激的人了吧？为了电影的商业利益，为了让电影更吸引人眼球，加入这些绑架、人质、谈判和交火，实在令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极大地抨击了美国的医疗制度。

神经病人 (Sicko) 　　实话话看完这部电影我对美国多了一些厌恶，对古巴、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多了一些向往。原来世界上这么多人因为没钱治病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位花一万二去接无名指而放弃了需要花六万才能接回中指的大叔，在他笑着说我一样可以弹吉他并且弹得好好的时候，我在他眼里看到的除了乐观，还有无奈。谁人愿意这样？本来好好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变化，甚至要走向下坡。政府该帮助扶持的，不应该就是这些人吗？在美国花上百美元才能买到的药在古巴却免费，多大的讽刺，却又是多么令人欣慰，世界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死亡医生 　　电影讨论的是一个令我最纠结的话题。我纠结的情绪也并没有随着电影的展开而慢慢缓解。反而，看完这部电影后我不敢面对这类问题，甚至不敢去想。我想，若是当身边的人遇到这种问题时，让他选择好了，痛苦是肯定的，但我更不希望他连最后一件事都不能自己选择。而若是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就抛一个银币吧；或者转笔，在纸上写下留恋或解脱，然后转笔，看到结果后就不想了，执行了事。毕竟高考也是这样过来的，无所谓纠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人生很多选择，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当面对两个选择时，抛硬币总能奏效，并不是因为它总能给出对的答案，而是在你把它抛在空中的那一秒里，你突然知道你希望它是什么。

费城故事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只不过上次看的时候太急躁，看不懂。很多人从同性恋这个视角去解读这部电影，而我更愿意用法律的视角去解读这部电影。记得曾经挺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律师给坏人打官司”。答案各自心中各有不同，不可名状。而我想表达的是，没有好人坏人，只有好事坏事。无论这个人的身份如何尊贵或卑贱，地位或高或低，在法律面前都应该一视同仁。只不过安德鲁的同志身份使得这场官司显得与众不同。米勒一开始是对同志有偏见的，甚至有点鄙夷不屑，但最后还是坚持帮安德鲁去打这场官司了，尽管会被人误解，他仍旧坚持，他坚持的不是人生而平等（尽管他后来确实改变了对同志的看法），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的一个障碍之一就是人们总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件官司，就像电影里因为主角的同志身份和艾滋病病情而使得人们对这一本是非法解雇的官司产生了不一样的判断。摘下有色眼镜去看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律师要做的，我们也需要！

感染列岛 　　记得之前QQ签名里流行这样一句话，“我喜欢看《柯南》，因为每一集都死一个日本人”，之后有一个新版本“我喜欢看《火影》，因为一死就死一村日本人”。本应来说看这部电影应该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的，因为一死就差不多整个日本。可是我却没有那种感觉，导演只是拿日本当做了故事所发生的环境，其“日本诅咒”的自嘲令人赞其大度，但看完之后人们更赞，甚至是敬佩医生这个常在生死边缘游走的职业，当然还有护士。医院里第一个病毒发病者死后，主角身为主治医生不仅被死者妻子指责，还会受到内心的自责，内心的自责无非是最令人难过的。记得高中时有同学说小时候家住在医院附近，经常听到患者家属在医院闹事，甚至有抬棺材堵在医院门口的。病人病情严重，回天乏术的医生本来就很自责难过了，却还要受到情绪波动很大的病人家属的捣乱。当发生问题时，要冷静下来，对身边的人多点理解，多点尊重，社会才会更健康和谐。

死亡实验 　　当一部电影完完全全脱离了理智，那它离狗血还远吗？《死亡实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为了满足某些寻求电影刺激的电影观众，电影剧情可以完全不从理智出发，完全就是怎么调动观众情绪怎么来。即便现实中有这么一个案例，但相信其发生的原因是有迹可循、步步紧扣并发展成那样一个局面的，而不是像电影那样毫无道理可言。关于电影没什么好谈的了。看这部电影时，我很气愤，情绪波动也很大。当之后冷静之后，我再仔细思考这个过程。我发现对于电影里人物行为的不理智而无可奈何（或者客观点讲，是人物行为没有按照我想象中的进行），结果看到情况不断坏下去，于是情绪开始难以控制，虽然电影及时结束了，但感觉再也不想看类似的电影了。我发现这跟我看一些脑残的电视剧很像，这些剧通过不理智把情况变成很糟，然后看似理智地想去把情况便好，结果情况越来越糟，最后主角只能很糟糕地活着。虽然电影需要戏剧化，但不明白戏剧化为何与不讲理智挂钩了？可能是因为这样做编剧容易写下去并且也能调动观众的情绪吧，但是，够了！

猩球崛起 　　我养过花草，后来就再也没养过了。我种过树，现在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但我没养过动物。因为动物要喂他，还要管他，不然他就会生病，就会死，或者乱跑——我可不想养一只动物然后让他什么都听我的，这样他的生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了。这是我在养花草失败后得到的感悟。所以我便种了树，因为他会自己长大，不会一直依赖我的呵护。对我来说，凡是生命都应该让他自己活着，即便他需要帮助，也只是提供一些暂时的帮助，这样他的生命才是自己的，不然他就是一个工具，就像鸡场大棚里里的肉鸡，没有了那种人赋予的“他也是有情感的”的那种观念。人该不该养宠物呢？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当凯撒说：凯撒回家了。我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他有自己的自由，有自己的生活了。主角放手，正是实践了：你不是我的宠物。这才是生命。好坏都是他的一生，无论怎么说，他是自由的。没有人逼他，他也不会怪任何人。

Gattaca 　　“我只是把身体给了你，你却让我分享了你的梦想”。一开始杰罗姆说把自己的身份给文森特是因为他想继续过奢靡的生活。可是后来我们都错了。他付出的越来越多，从一开始一袋血、一瓶尿液，有些许不耐烦的心脏跳动记录运动到后来为了保护他的身份，从轮椅上掉下来辛苦爬上楼梯，准备满满一整库的血和尿液。杰罗姆把自己当做了文森特的一部分，他是文森特的肉体表现，而文森特是他的精神表现。只因为一个伟大的梦想把他们融合在了一起。杰罗姆是如此的骄傲的一个人，他或许一早就想过要去四，但却因为这个梦想延长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起来。我想，这便是梦想的魅力吧，有梦并且敢于追梦的人是会创造奇迹的。

第六日 　　当你想从克隆的自己手中夺回一切，却发现自己才是克隆人。当你为一切你认为对的事情去争取的时候却发现对的不是你，争取到的也不是自己应该有的东西，而是别人的东西。你会怎么想？你又会怎么做？作为一部爆米花商业片，电影避开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可观众却值得思考这一耐人寻味的问题。假定克隆人也是人，也应该同普通人一样享有同等的一切这命题是成立的。那么，人应该为什么存在？在电影避开的问题的核心的同时又似乎提供了一种参考，影片后克隆的主人公决定去海边钓鱼两周，好好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可无意中，钓鱼就已经给出了他答案，做自己喜欢的事，追求自己想要去追求的，做自己，为自己而存在！就好像说，家人重要不是因为家人客观的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重要，他们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去保护他们，也就是在保护自己。当撇开世俗的伦理去看人的行为时，我们却意外的尊重了人性。这时伦理观念也需要因此而变了。

伦理道德对个人生命权利的不利影响需要法律来平衡

　　人生而平等并拥有享有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此，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并也以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然而，有些情况下，如功利主义、伦理道德等，往往影响人们的判断，这时人的基本权利往往被忽视了。他们以这是无奈之举为由而并非一定是由衷地做出了选择。而日后人们却又以各种方式称赞、怀念他们。可这些对他选择所带来的损失来说，代价哪一个更大呢？这时以众人的的标准，即伦理道德标准来看待这个人，往往是还不够的。伦理道德对一个人生命权利的影响需要法律去平衡。 　　以电影《姐姐的守护者》的例，从安娜向律师诉说自己的诉求时，她所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法庭上的辩驳与判决结果。她面对的，是一辈子的问题，如果她将自己的肾捐给姐姐的话，她将不乏避免的遭到各方向的隐形的歧视与种种不便。她的身体必然也不会如常人一般。而不捐，她面临的不仅仅有社会、亲人朋友的舆论，也有自己内心一辈子的不安。社会舆论不自觉的压向了她——不仅仅是电影里面的人、看电影的观众也都不希望她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身体器官支配权而去提起诉讼。所幸事实是安娜想帮助姐姐完成死的愿望而已，但是这也会使她被人误会一辈子。 　　面对这样一个医学伦理问题，医学选择了拥抱法律，因为人们生命健康一但受到侵害，大多数是难以恢复的。一个人决不能因为社会所谓的功利主义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健康权，而现下伦理道德会迫使他放弃，这时就不得不用另外一个标准去平衡、保护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和生命健康权。法律因为其无情却又公正的判决使得一个人免受侵害，可他不免受到道德歧视。所幸社会在改变，伦理道德标准的焦点越来越多转移到个人权利上来，因此受到的道德歧视渐渐减小，人们对其选择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伦理道德标准的变化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过程，而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是一辈子的事情，因此也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法律强有力的保障个人权利，平衡伦理道德对一个人生命权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