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人人都到纽约来
文/李静睿 来纽约两个半月，我们前后见过了大概十批次的朋友，他们从北京、深圳、华盛顿、旧金山以及谁知道什么地方、用谁知道什么理由赶到纽约来。我们在42街第九大道那家传说中纽约最正宗的川菜馆“成都印象”吃夫妻肺片和豆瓣活鱼，在113街的哥大小馆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子姜鸭和小椒牛肉丝，在法拉盛一家上过“米其林指南”的韩国饭馆吃其实不怎么入味的烤五花肉和调味牛排，在朋友公司为她提供的曼哈顿中城公寓里吃外卖的泰国红咖喱绿咖喱，窗外是昂贵而拥挤的第七大道，七八个中国人拿着红酒杯讨论在这边的三个永恒话题：租了什么样的房子、买了什么样的保险以及到底要不要回中国去。如果不是纽约无处不在的警笛声随时响彻云霄，我会疑惑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住在纽约的人自有这来来往往的活体快递公司，我们托一个朋友带过来在这边需要处方的过敏药，又托另外一个朋友带来周克希翻译的普鲁斯特《在少女花影下》，还有一本去年布克奖得主的巴恩斯《终结的感觉》正在路上，被这场世界末日般的飓风滞留在了香港，下一次再有人来，我就能有一本刚刚出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纽约和北京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比通州和海淀还要密切，因为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在北京时也数年未曾见面，不见面的理由多到理直气壮：北京太大，交通太糟，空气太让人恐惧，我们又都是那样没有尽头的忙忙碌碌。更重要的是，打个车随时可以见面的人，也许就不再需要见面了，我们仿佛必须要见的，是那些需要打十五小时直飞航班、进美国海关时间超过三个小时才能见到的人。 很多年以前住在台北的黄舒骏就在歌里感慨，“我和台中的距离，渐渐比上海还要远”。在同一首歌里他还说，“我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U2一起表演倒是看到伍迪·艾伦走在45街”。我没有遇见伍迪·艾伦走在45街，牵着他那只著名的宠物蚂蚁。事实上，除了有一次在地铁上看见一个疑似在《老友记》里演Janice的女演员，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预想中的人──据说住在百老汇附近的费翔，每天都坐地铁上下班、年薪一美元的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陪着太太去法拉盛买菜的李安。我甚至都没有遇到过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长得很像偶像剧男主角的Philip Kim教授，虽然我总是在那附近游荡。但是，我见到了这么多完全计划外的人，这件事就像我这一整年完全计划外的纽约之行一样让人既莫名其妙又理所当然，因为这里是纽约。 2005年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柬埔寨，在金边待了几天后坐螺旋桨小飞机到暹粒去。我在吴哥窟遇到一个美国人，两个晒晕了的人躲在一个石洞里聊天，说各自梦想要去的地方，他说是拉萨，我说是水清沙幼、椰林树影的马尔代夫，当然没有办法向他解释那只说着粤语的麦兜小猪。三年后，我却在马尔代夫和巴厘岛之间选了巴厘岛，因为马尔代夫一个岛上只有一家酒店，那水清沙幼、椰林树影实在是过于寂寞了，而且它似乎也不再适合作为一个梦想而出现了，它太唾手可得，太近了。 从拉萨到马尔代夫到巴黎，再到纽约，对越来越多人来说，所有去过或者没有去过的地名都不再适合加上梦想的前缀，因为所有的地名都能够过于轻易地抵达。当我一次次在纽约与朋友见面拥抱无边无尽聊天时，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感觉到，他们是来了梦想中的城市。然后我总会想到那些依然以此为梦想的人，比如我在四川老家的姐姐，她曾经那么多次地计划去一次人人都去过的北京，梦想照一张我从来不屑于照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傻乎乎站着的照片，却始终因为种种在我们看起来可笑的障碍没有成行：车票太贵，假期太少，孩子太烦。 纽约是姐姐暂时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地方，我和她隔着时差聊QQ或微信，告诉她这里的超市里有一块多一磅的大樱桃，这里的欧莱雅基本上等于我们很多年前用过的丹芭碧，这里垃圾要分类冬天要扫雪。她是那么高兴，高兴于我让她和遥远的纽约有了这样一点微弱的联系，她大概会幻想像我这样成年后已经换了四个城市的人生，就像我一直幻想着像她一样早早生了孩子一眼望到前路地活着。偶尔觉得有点厌倦于种种细节时，我就会想，她替我生活在家乡，就像我替她生活在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