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中的知识与工作

城市规划者自己在城市社会中做的工作，也是他们自己规划出来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何种设计师？他们的工作是设计别人的工作，并将它当作自己的工作？如果这事不全由规划师做，那么，城市社会如何生产出新知识，以便生产出新的新工作，因为，个人是因生产出新的活的知识而进一步得到做的知识，因而得到构想和创作的知识，也就是由此去创造和发明，才有了自己的工作的的。

设计是对设计的设计，是用设计去影响进一步的设计，因此是为设计而设计。设计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服务的。工作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产品。但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劳动只从我们的身体上骗走了产品，使我们创造出自了己的作品，但留不下来，只能从劳动中空手而回。将作品留下来，成了艺术家的特权。

设计师位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作品是对设计的设计，是要设计出设计物，将它当作进一步的设计的助剂。这是到现代主义到我们今天为止的对于设计的探问线路。然而，在我们时代，在这个人类世，设计必须面对这个社会的生态困境，设计师的工作必须为我们走出人类世作出贡献，这一条成了衡量设计成就的第一原则。在这贡献中才谈得上作品的有无。设计这一工作不能再从消费式生产过程中寻找到合法性。

在人类世里，由于人类命运与这个星球的地质命运捆绑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落在这样一种处境：既可能在改造，也可能在破坏生态。斯蒂格勒要我们注意那个对我们的工作和作品的主要衡量坐标：熵增还是逆熵。对建筑和城规的设计活动的终极的衡量标准，就位于这其中。

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既有职业原则和职业伦理已不够周到，必须加上这一条在人类世中的逆熵要求，才能达标。他们的设计工作如何才能促进其他人在城市中的工作出都能走向逆熵呢?

城市社会将要生产出来的新工作，仍必须在每一个人自己的知识生产中真正成形：一个厨师是在与食客的交流中找到未来的工作目标的，生产出新知识，才有工作本身。规划师的工作也将被这样生产出来。而他们对城市中的工作的设计，还必须努力去满足这一城市全球化、世界化和全行星化时中的逆熵要求，在这条绝对律令下，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这是困境，也是希望。

而在今天，社会学家戈兹（Andre Gorz）指出，精英职业人士霸占了那些创造性的、关怀的、自治式的工作岗位，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去做一些鸡零狗碎或半官僚式工作，去为这些精英服务，成全他们的“原创”或“奉献”，然后国家再将找不到像样工作的穷人当宠物来养着，如在美国那样。这就破坏工作的生态：为了少数精英有体面地、创造性地和自我实现地工作，大多数人都得像蝼蚁那样地去做第三产业，靠被动地工作来活着，来等待应召。这样的情形下，职业精英们其实也在其中受罪，但他们仍口口声声要去改造社会环境之外的生态。那他们既然号称要改造生态，也许首先就应该从阻止他们自己为了守住手上这份所谓的创造性的、有精神性的工作，而破坏社会的工作生态，使别人得不到创造性的工作这一点开始。你想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手头的工作都不能够成为自治的行动（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通过工作而增强我们行动的能力，通过劳动而得到快乐），不能使我们自己通过劳动融入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那么，外面的生态又怎能被搞好?建筑师和规划师尤其是处在上面这种困境中，因为他们号称要给整个城市带来好生态，他们的工作伦理要求他们这样声称，但在人类世里，这不光做不到，也显然是不够的了。

人类学家贝特森说，做生态工作应该从改善我们的脑中的观念之间的生态来开始。我们也应该从改善我们自己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改善每一个人的劳动与他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来开始我们的生态工作，甚至先要从设计我们自己的工作与他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或生态来开始。不光应该设计我们各自的工作之间的生态，设计师更必须同时设计自己的工作。自我设计（self-design）是先锋派艺术家马列维奇所倡导的工作。建筑师和规划师特别需要这种在人类世里的自我设计。其他人的设计工作也都应包括对于他们自己的职业活动的重新设计。这一件事上，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种职业、行业规定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们必须自己去写出一本像每一个人的圣经那样的建筑-小说、城规-小说。

在今天，设计也成了一种非物质劳动。越来越多门类的劳动带上了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有点像设计劳动了。今天的劳动者经常像设计师那样，是一个开发自我的企业家，付出的是一份自治的劳动，得到的却是一种含有集体价值的社会性收入，也就是，作品和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社会共享的，无法全归劳动者本人，于是最后就成了社会的共同物，为一切人所用。但同时，设计师个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也都被当作固定资本投资在了其设计工作之中。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光从设计师的劳动中，而且也从设计师对自己的“主体性”的生产中抽取利润。今天的非物质劳动者的主体性，也正在被这样开发和剥削。设计在为当代计算式资本主义式剥削服务（减少成本，提高绩效，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创造性自我破坏过程，也就是通过设计来创造性地自我破坏）的同时，自身也沦为被算法工具剥削，尤其是，他们最后也落进被计算式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这一可悲结局。他们自己也通过设计而被设计了。这是他们的工作的悲剧。

这种无产阶级化表现在他们的设计工作被各种软件、程序更新、设计模块化要求、参数模型的横向竞争等等的横向压迫，同时也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设计能力的被掏空，这种被掏空、异化或设计师的无产阶级化，也十八世纪开始工人在机器前的被无产阶级化，没有两样。

而实际上，设计师的被剥削，非物质劳动者的被剥削，在今天的后-福特主义劳动场所中，是比纯体力劳动者的被剥削还更多一层的。根据拉扎莱托（Maurizio Lazzarato），非物质劳动除了生产出产品，还同时生产出了其中的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非物质劳动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数码技术应用、性别角色牵入的社会劳动和家庭和学校的劳动组织之中。这些劳动具有情感性和认知内容，是生物政治式劳动，内含劳动者个人的主观价值，有点像妓女的劳动，情感劳动和身体劳动正是其卖点，另如瑜伽或健身教练，都是如此，其劳动的价值很难独立估算，常常而且最后一定成为某种感性（affective）剥削。

但是，应该注意到，今天，我们在网上和屏幕上所从事的数码劳动，也基于对共同物的同侪生产和针对用户的内容生产，后者包括了开源、自由软件、众筹和灵活的执照协议下的内容挪用，也包括在普遍的分享中的版权瓦解后的内容共享和进一步的集体内容开发。这种非物质生产本身带上了社会性，必然是免费共享的。我们的劳动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性后，劳动成果也更被全社会分享，实际劳动成果的大部分，也被归入社会的集体财富之中，尽管后者正被淘宝和脸书们侵吞。在未来，数码看护、全球教育中的群组劳动和在数码和知识经济中由其它的社会介入所生产出的对社会的关注和关怀，也仍将被大网站和资本巨头当作“活劳动”来剥削，我们得想想办法了，不可以一直都这样下去。过去，工业化是通过城市化而培养后续劳动力，今天，互联网替换了城市，来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组织劳动力。

在全球云计算平台上，不仅仅是在原来的城市空间中，我们的非物质劳动正在成为被寄生和剥削的对象，而它本来应该是今天的诸众的自我创造的动力源。如何夺回这种劳动的价值成果，不被平台资本主义搜括走?对此，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完全抱暧昧态度，顾左右而言它：建筑师和规划师从事的非物质劳动，以公共事业的名义，来利用大数据和存于网上开源项目上的各种非物质劳动成果。这时，如果他们仍以标榜自己的个人原创，来抬高自己的身价，那就太无耻。这种互联网上的共同实现的非特质劳动，正在架空设计师的工作。而且这种设计工作对于互联网上的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利用，也必然使工作隐没在网上到场的诸众的集体劳动之中，更难宣示其作者权。

在这同时，在今天，普遍和随时随地的人和物之间的分离，也使艺术家和设计师越难确认其作者追溯权。由此创造出的留在各种网络平台上的集体参与所留下的大数据，是典型的共同物，目前却全落入阿里巴巴们之手。个人作品在今天很难独立出来，去与大公司的产品竞争。这是一种很难堪的局面：我们本该欢迎共享时代的到来的，但这种共享总是先落入大资本的手中。

从另一方面说，以非物质劳动这一眼光看，设计中的劳动和生态建设中的劳动之间就有了某种共通的东西。设计师对于自己的设计工作所处的环境的敏感，迫使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设计成为一种负责、保护和守护遗产的劳动、关怀他人的劳动和为达到个人自我实现的劳动，这些都通向每一个人的自治的劳动。这种自治的劳动涉及劳动者在系统内对自己的工作的控制论式调节，横向，是在同事和同行之间进行联合；纵向，是在管理和社会交往上下功夫，来造成新的团结。在这种情势下，设计师应该成为新劳动的社会开发方面的楷模，而不应被束缚在传统的设计师角色上。

这时，在互联网诸众的矩阵和人类世的双重格局下，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很重要转向：设计工作须更显示出它在定义和确立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趣味、消费准则和更主要的，也就是对于公众舆论的把控方面的强势。设计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定夺这些标准、趣味和准则时所付出的主体劳动。正如做小吃的老板的劳动，比如他们在熬汤时的品尝，就是在为我们食客定夺口味。这种预先品尝是在为用户服务，与设计劳动那样，都算是非物质劳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将越来越会成为这种为诸众打头阵的工作：很像面条店老板的早上的熬汤过程，其感性劳动（affective labour）是其真正的贡献式劳动，像蜜蜂菜花那样的贡献式劳动。这也许就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工作的真正的最后归宿。

这样，我们还是应该乐观地来看这种设计工作与互联网上所体现的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的。这种广泛参与的非物质劳动中正形成一种群众智性（mass intellectuality）（内格里、哈特，《集合》，231ff。）。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对个体生产中的个人自我价值化的要求强逼出来的，但客观上它也就造就了一种集体智性的共同平台，与那个大数据对立。这种群众智性，在内格里和哈特看来，是引领我们的未来的新君王：我们不能靠一个领袖来指出我们的未来的政治道路，这种群众智性才能够来指出（同上）。

也就是说，设计师也应该将自己的设计劳动看作是在诸众的矩阵之内展开的，他们的键盘背后实际上有两股力量：软件程序和诸众身后的集体智性或普遍智性。

可以说，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诸众的数码劳动中，每一个非物质劳动者也都是在某个界面上、由集体智性支持着来工作。与过去的工厂、公司和发行渠道的网加不同的是，这个网上界面打通了各个不同的功能部门、工作团队和不同等级层面。他们的每一个都形成了自己的平面。

是不是可以说，设计劳动本来就是从来都处于这样一个界面上？只是在原互联网生态中，这些方面被突显出来了?是的。由拉斯金（John Raskin）和莫里斯（Willian Morris）的社会主义设计理想，到包豪斯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社会运动化，实际上一直在强调，设计既是艺术，也是教育，更是一种道德示范，在今天也应该是对生态教学法的一种现身说法。而在今天的互联网界面上，设计师的这种“教学法式”社会功能更突现了，问题是设计师们能否勇敢地去担当它。

是的，也许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设计师的传统角色在今天受到挑战：必须从自封的艺术的角色，更多地转换到教学法式、使动式表演式的功能上。所以，设计师对于自己的手工劳动力的原创性的辩护，是自我挫败的?

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重思我们过去对工作和劳动的古典定义，因为它是很多种技术的社会协同的结果，是智性技巧、体力技巧和开发技巧的有机结合。它通过网络和算法，也将设计和管理纳入自身之中了。网上或开源设计时，非物质劳动立刻以集体形式来构成，总是立刻以网络和流动来存在的集体形式：是人力、知识和行动的交叉产物。这其中，设计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生产出了现实的新的层级，为产品和品牌附加生产出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非物质劳动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性，而全球资本主义装置正通过大数据经济，抽取由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出的共同的社会财富，夺取本来就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今天的数码状态下的非物质劳动的社会价值所创造的财富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反对私有财产本身，反对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这对这种共同财富的占有，是我们未来的新政治目标了 （内格里和哈特，《集合》，94-95）。

那么，在这种大形势下，人工智能的介入，对于我们的这种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斗争，会有什么影响?人工智能加入后，工作的稀少将给社会生态带来的压力后，我们应该拿出怎样的对策?我们应该如何来迎接工作将越来越少这一局面?如何通过设计社会内的工作本身，在新的技术条件，来分离工作和收入?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美团的快递员的劳动处境问题。表面上，是美团这样的平台公司给了他们工作机会，但是，我们要问：在未来的城市中，人们真的能够依赖这样的工作来谋生?这是城市个人能够守卫的最终的工作位置，快递化、美团化?这不与我们所说的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必须有利于自身的生态环境的改善相并没有这一点越来越遥远了吗?

社会学家戈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与今天大家普遍担心的不同，如果我们以改造社会生态这一大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工作岗位的日趋稀少，反而会给我们打开通向另外一种社会的视野。为经济目的而做的工作的正走向终结，而这同时也将使个人的自治活动在社会中变得更有压倒性。这时，自由时间会多过劳动时间。这一自由时间将激励大家创造更多的共同价值（《经济理性批判》，183）。这时，如果创造性、凑趣，美学和游戏压倒了工作中涉及的效率和利润率，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大变样（同上，184）。所以，我们必须批判目前的经济理性，用另一种理性来看待这种新局面，帮助一个新社会的早日到来。这相当于要逼我们自己去发明出一种新的关于活着的艺术，去更社会的自我创造的诸形式。

实际上，在目前的现状下，如果我们不对收入和工作进行分享，那么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只会给我们带来社会的隔离、贫穷和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也只会加剧“所有人对所有人之间的战争（霍布斯）。 而反观今天，通过娱乐工业和休闲工业来剥削大众，是今天添加到人民头上的又一苦难品种。而相反，在工作之外多出来的这些时间里，为自己做的工作，如建房、园艺、关怀直接周边的环境和社会地介入互助活动，不光会创造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激发出个人的能力和渴望，而付工资的劳动却只会使这两者同时枯萎。

但是，这会不会走向一种乌托邦主义式的辩护呢：各取所需，反而会激发 一个人的劳动创造激情?

今天，我们应该这样来考虑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旦人们有了自由的时间来做公共事业，那些维护公共物品或遗产的工作，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会带上新的价值；很多临时的军事式帮助，都可由这一部分劳动来完成。艺术和文化生产最终也可以依赖业余爱好者来做了。而且这还能推动和倡导各种微型文化，后者更利于为社会生产出新的意义，比目前这些由大众媒体弄出来的标准化的材料更有积极的作用。

相反，如果最近的技术发展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不能为每一个人的工作省下时间，不能帮我们每天从中解放出几个小时来，如果这一被解放出来的时间也不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服务，那么这省下来的时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8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为每一个人带来福祉，后者可能并不表现为更多的财富，而更可能是得到更多的自由时间，有更大的余地去做自己的更自治的劳动。

那么，在人类世中，在一个未来已不明显的社会进程中，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要改变目前的这种工作的被垄断，首先就要求我们拿出一种职业觉悟：必须审视技术、经济和商业决策对社会和这个文明造成的后果，认真考虑进退之间所涉及的赌注。为什么我们得坚持目前的这种工作伦理?这样的坚持会有什么消极后果吗?

戈兹也提醒我们，必须小心，别中了下面这种工作伦理的毒：为努力工作而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成为目的本身；为生产而生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一定会导向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里的场景：大胆妈妈很愿意让独裁者发动战争，让大儿子阵亡，小儿子残废，这样自己的小生意就会红火，女儿在兵工厂里也能每天干十小时，多挣半份工资。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将不再能给每一个担保工作的机会了。所以，只有重新安排能养活每一个人的工作时间，人人的工作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而且还必须给每一个人到经济之外去工作的权利。社会也必须将这样的工作看作是正常的。

那些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的工作和自治活动，由此发动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工作者的深入社会，会使他们更对这个文化有归属感，这些也应该被算作工作。

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场地和空间，使人们能在其中发展他们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能力，能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作自我管理：业余大学、社区学校、社区中心，服务合作中心、互助组、合作修理和自我生产车间、讨论组、技术转让中介、艺术和手工艺组等等，都可算作是工作，尽管不是目前的这种经济体系里的工作。

这样，如果大规模失业真的到来了，我们也将不用担心，因为，吸纳整个人的失业人中的到来，这时也将不是像当前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所担心的那样的灾难，而是改造社会生态的良机了。

也就是说，人类世和生态危机反而在逼迫我们作出集体决断，来思考这个我们必然会进入的城市社会的前途?是我们对此作出决断的时刻了?

在戈兹看来，这种由工作的平等分享开始的社会改造，出乎意外地，将左派的传统目标也就是人的解放与对生态的捍卫结合起来了。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生境里，反抗我们的生命的被资本职业化、技术化和货币化，也成了对我们的环境问题的改善的一部分！生态工作须以人人的被从劳动分工和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前提了。两个事情可以一起做了！

现实地看，如果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到25或30小时，我们的很多活动就不用与经济效率挂钩。这会使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更丰富。我们的文化和审美活动就会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快乐，并且提高和培育出新环境。社会的帮助、关怀和互助活动也会在邻里之间和本地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团结形式。每一个人会更注重对友谊和感性关系的培养，和教育和艺术活动的展开。诸如对物品的修理和生产，自足的食物生产和供应，为了获得自己耕作这一快乐，为了保存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将它们带给下一代所带来的快乐，服务－交换式的合作组织，都会根本地改变我们的劳动的性质（234）。

戈兹的核心关注是，工作时间的减少必须使我们使自己的更多的活动摆脱经济理性的专制，增加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互助和自娱的活动。而每一个人都会因此而将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将做得满意，当作目标本身。

一年一千小时的工作可被划到每星期二十小时，可在每周的两天半内完成，或每月工作十天，或一年工作二十五星期，或两年里工作十个月。这样，一生只要工作两万到三万个小时（236）。我们甚至可以由每一个人在五十年的活跃期里挑时段来工作，可以在任何时段，不论有没有在这期间上班都得到目前每年1，600个小时下的工资待遇。

在戈兹的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工作的稀少，不是因为人们缺乏才能，不能够找到工作，而是因为创造性的、负重要责任的、有技能的工作都被少数职业精英垄断了，后者总是拼命捍卫其公司职位和阶级特权和权力位置，大学也为此而将职业搞得像是军训。正是他们逼社会中的其他人去做那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使后者在社会中感到自己是废物。分享工作，就意味着不让职业精英霸占那些工作，这些重要的工作必须纵向地被分享。一个外科大夫或大学的系主任的工作必须与一个普通人分享，因为这是国家的工作，不是他们个人的特权。

是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是希望他们的子女去成为教师医生银行人士，他们所以总要国家去捍卫这些职业的稳固性，来为他们的子女开路和保障。今天的教育的父母从幼儿园开始的就打破头往前挤，就是出于这种特权争夺。人工智能普及，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后，工作和收入的全民分享必须以打破这种中产阶级及其子女的工作特权为第一目标，倡导真正的社会平等，鼓励人人成为负责的公民，使所有人都愿意为所有无工作的人兜底，让人人都有自主的活动来服务社会，获得奉献式地付出而生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