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啤酒花的娘们
葡萄酒在成为葡萄酒之前，是一串串的葡萄，绿的，淡黄的，紫的。同样的道理，啤酒在成为啤酒之前，是一串串的啤酒花，只不过，它们只有一种颜色，是碧绿色。它们象松塔，拇指般大小的绿色松塔，一嘟噜又一嘟噜地紧紧地挨着。
水泥桩子一排排地扎进土里，粗铁丝在空中纵横搭好，细铁丝再从每一株啤酒花的根部一直连到粗铁丝上。啤酒花这种绿色的植物经过一个夏天的疯长，在半空中织成了绿色的巨毯。
秋天到了，我跟在我妈后面，一起去地里摘花。清晨出门的时候，清冷阴蓝的天边还挂着淡 淡的月牙儿。我裹紧外衣，闭着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柏油路上。走着走着，马路两边的鸡开始叫了，狗也开始叫了。天空一点点变亮，刮过脸颊的风也在一点点地变软变暖。天上的月亮马上就要融化了。我的心开始雀跃，想要对着月亮奔跑，奔跑到不知名的地方。我想说点什么，我妈却总是沉默着，并不理我。她好像有很多要发愁的事情。
我很想问她，她每天早晨这么早出门，冷吗？每天挖那么的地，累吗？她说她十几岁就来新疆了，是真的吗？还有，她来的时候，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黄色的吗？那么，天上的星星呢，也是这样，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吗？
太阳升到半空中了，我彻底清醒了。我的面前是从铁丝上剪下来的啤酒花，它们被紧紧地堆在一起，象小山。阳光透过头顶上的绿色巨毯上的一个小小的空隙照射下来，恰好照在我身边的一株不知名的细小植物上。它努力地伸着绿色的触角，静静地盘旋着生长。在我妈的监督下，我的双手忙碌着，把绿色的一串串的啤酒花从藤上摘下来，扔进面前的小筐里。我的手忙着，眼睛忙着，心却是闲的。
我盯着那株不知的野草。它随着日影在长，虽然缓慢。它的触角又前进了一寸的时候，我妈狠狠地拍了我一下：“动一动吧，太阳晒着了。”
我气鼓鼓地瞪我妈一眼。
我妈一个人的时候，是安静的，好像总是在发愁。也是，发愁的事情挺多的。要干的工作，要做的三顿饭，开学的时候要交的学费，要穿的衣服。但是当她和那些种啤酒花的阿姨们坐在一起摘啤酒花的时候，立即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她们大声地说笑，一刻也不肯安静。她们竟然大声称呼自己为“娘们”！这个词多丑多俗气啊！我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她们为什么这么爱笑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吧？有一天杨阿姨抽空去了一趟派出所，因为她的儿子在学校打伤了同学，被派出所抓走了。据说她哭了，派出所的人心软，放了她的儿子，让她带回家好好教育。
杨阿姨是班长，每天都在忙，下班了还要开会。她的儿子们放学后并不回家，总是在场部附近跑着玩。他们翻筋斗，象车轮一般，从窑洞的这头，翻到窑洞的那头。
他们也象杨阿姨一样爱笑，总是乐呵呵。他们的成绩很差，总被老师罚站。
但是杨阿姨仿佛忘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一进地里就开始麻利地干活。她一进门，大家都精神一抖，争着说话，大笑！她们的笑声总是那么大，而且可笑的事情总是那么多。谁家烧糊的一锅饭，谁家的孩子尿了床，而且尿了两次！一次在枕头下，一次在床脚！谁家的孩子又把裤子穿反了！这样傻气的小错误都能让她们哈哈大笑。这笑声太大了，吓得天空中的云静止了，连那株一直在爬着的绿色触角也在阳光下渐渐焦黄了。
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了细雨。别的人都纷纷收拾东西回家了，只有我妈她们这些娘们还舍不得回家。她们把一块巨大的雨布搭在头底的铁丝上，继续奋力摘着花。摘着摘着，雨布承受不了太多的雨水，哗地一声掉了下来，溅了她们一脸一身的雨水！
她们愣了一下，随即暴发出一阵大笑，仿佛这是一件再有趣不过的事情。抹去脸上的水珠，抖掉雨衣上的水，她们继续支起雨布，双手麻利继续与那堆啤酒花斗争。她们继续讲着农场东家西家七零八碎的事情。谁家的镜子擦得最亮，谁家最不爱收拾。谁家的猪穿门进院，甚至一扭一扭地拐到饭桌前了……
我妈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仿佛天空中还在不断落下的雨压根不存在，不曾打湿她们的衣裳！当然，经过一个夏天的暴晒，她们的脸色都苍老焦黑了很多。但是她们并不在乎，双手不停地干活，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密了。仿佛这样大笑着，生活中的苦恼都少了一般。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们的大笑。那时候的我喜欢看花仙子，喜欢里面的小蓓，以及那只叫来福的狗。我家有一家灰色的小胖狗，我给它改了名字，就叫来福。但是和我妈一起摘花的阿姨不乐意了，因为她的名字叫“来贵。”
她很婉转地要求我妈，让我给狗改个名字。我想了想，立即同意了。来贵阿姨手巧，会织漂亮的毛衣，还给我织过一件呢。况且，我的狗只是一只普通的土狗，见到人，就贴着黄土地趴着，拼命地摇尾巴，摇起一片雾一样的灰！
我无聊地坐着她们旁边，沉默地陪着她们坐在小山一般的啤酒花堆跟前，抓起一串啤酒花，快速地撸下拇指大小的花骨朵，把带着叶子的藤条放在脚边。世界是静默的。我们的头顶是还没有开始采摘的啤酒花，它们象屋檐，象伞，挡住了天空，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要改名！”
我妈的双手象梭子一样晃动着，翠绿的啤酒花纷纷落到她脚旁的袋子里。她看都不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不行！”
我气极：“为什么不行？小狗都可以改名，我为什么不行？我的名字不好听！”
我妈笑了：“你想改成什么名字？你喜欢那些花花草草的，那么，叫小花？还是小草？”
旁边的阿姨们已经开始笑了，纷纷叫我小花！我更气了：“反正我的名字不好听。你的名字好听，凡！”
来贵阿姨轻轻地说：“小姑娘都喜欢花花草草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
但是我妈仿佛没有听到，她把筐里的花往尿素袋里倒，边倒边对我说：“不许改！你知道什么！是烦！烦人的烦！当年你姥爷一看又是女孩子，就说了一个字：烦。所以啊，我就这样被人烦，烦，烦地叫着长大了。一直到来登记户口的时候，登记的干部写成平凡的凡了。”
我愣了，好奇地问：“那小姨的名字呢？战！”
我妈伸伸腰说：“你小姨叫粘，粘起来的粘。你姥姥生了你舅之后，又生了你小姨。你姥爷稀罕你舅，就给你小姨起名叫粘，意思是，粘住！粘住你舅！。”
我继续好奇地追问：“我姥爷什么样？厉害吗？”
我妈的眼睛望了望远处，好像在努力让自己回想。她的眼睛已经很枯涩了，象她的头发一样，毫无光彩。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排象哨兵一样的白杨树，是她们当年刚到这片戈壁滩上栽的。现在，那些树已经有了笔直的树干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叶片。我妈收回目光，抓起绿色的藤条，缓缓地说：“你姥爷下雨天一定要在家里洗头的。可能只有下雨的时候，他才不用下地干活吧？反正，他勤劳了一辈子。我家地挺多的，吃穿都不愁的。要不然，你舅能一直上到上学毕业吗？当然他不喜欢女孩子，他不抱我们，也不吃我们端的饭！但是，他还是通情达理的，我们这些丫头也都读了两三年书，至少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读简单一点的信。”
我遗憾地叫道：“那你为什么来新疆呢？我舅去了广州，小姨也在县城里上班，多好啊！”
我妈一扫刚才的忧郁，又象以前那样哈哈大笑：“傻孩子。我不来新疆，怎么会有你呢？”
旁边的阿姨们笑得更大声了，好像我问了一个极其有趣而有内涵的问题。我妈等她们笑够了，才又接着说：“同村的表姐喊我，说新疆的剧团在招人，我就和她来了。但是我们到了以后才知道，新疆的剧团已经不招人了。我们没有钱回老家了，而且兵团在招工，我们就跟着别的年轻人来了这里。可惜啊，她后来跟她家男人去了别的团场，我就留在这里了。我和表姐要好，以前我还带着你还坐拖拉机去看她呢。”
我依稀还记得这些事情。拖拉机突突突地颠着，从清晨跑到下午。灰大，太阳又晒。等我们到目的地了，几乎是一大一小两个土人了。
我妈仍然爱唱戏。干活累了，如果有人喊：“毛丫头，唱一段！”我妈就笑着直起身子，清清嗓子，毫不羞涩地开唱。那时候的她，即使被太阳晒得焦黑，也是闪亮的黑！
来贵阿姨突然幽幽地说：“我来得晚。那时候都说，到了农场，孩子有牛奶喝，有白面吃。的确是有牛奶，有白面。我们全家就来了”
来贵阿姨总是沉默着织毛衣。她连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她的手都在忙着。我常想她的心事都织成毛衣里去了。她是应该有很多心事的。她的丈夫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据说她家的晚餐永远是苞谷稀饭，没有馒头。她织毛衣，是要收手工费的。
等我长大了，就和农场众多的孩子一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农场。很多年后的一个除夕，我妈说：“你来贵阿姨死了。肺癌。”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以前和我妈去摘啤酒花，她们总是哈哈大笑。来贵阿姨也在轻轻地笑。但是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沉默着。
我妈叹气：“她那么文静的一个人，又不吸烟，怎么就会得了肺癌呢？还有你杨阿姨，很壮的，你小的时候就说她象个黑塔大汉。她得了严重的风湿，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年轻的时候受了风寒。那时候哪懂呀，水渠里的泥都结冰了，她是铁姑娘班的班长，带头跳下去干活。那时候年轻，一干就是一整天，不知道，以为自己真的是铁的。”
我妈呆呆地坐着。那时我跟着她们一起摘啤酒花，中午一起吃饭，她们总是三口两口就吃完饭，而我还在慢慢在吞咽着。我妈催我，杨阿姨总是和气地说：“不要催，小姑娘的胃是小的。哪象我们啊，胃早就撑大了。不过，当年，我们来新疆的时候，也是小姑娘呢。”
现在我妈已经很苍老了。我拍拍她：“我陪你走走吧？”她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晚上陪我去烧纸吧？我又梦到你姥姥了。她坐在那里织布的呢，还年轻着呢，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脚。”
我妈说我姥姥一辈子没有种过地，只会织布。我妈只会种地，不会织布。而且我妈有一双粗糙，指节变形的大手。
我妈还在说着：“你姥爷死的时候，我还小呢，十岁？灵堂设在堂屋，你姥姥带着我们守灵，叫我留神那只黑猫，千万不要进来了。我一打瞌睡，她就拧我的胳膊，不让我睡，让我盯着门口。七天之后，埋了你姥爷，我就退学了，你舅舅接着上学，一直上到小学毕业，然后去了部队。后来我总是傻想，如果那只黑猫进来了，你姥爷会不会真的坐起来？我就可以回学校上课了?可以去城里考剧团了？”
没有人回答我妈的疑问。以前我总笑话她迷信。现在我不再笑了。
路灯很亮，雪地也很亮，一望无际的雪白的亮。路上没有人，我妈仍然执拗地走了很远，一定要走到一个最远的十字路口。她边走边解释：“你姥姥最疼我了，真的。在她眼里，我就是个傻子，不听话，非要跑到新疆去报考剧团。唉，几十年了，我只回过三次老家，每次回去她都要哭很久，说以前让我退学，让我回家种地，不让我去考剧团，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让我不要恨她。我告诉她，我从来没有恨过她，她还是哭。”
雪地里已经有了很过烧过纸的焦黑的印，我妈说是农场的人烧给远在老家的亲人的。以前我总是觉得很恐怖。这一次我的心里很惆怅，为我妈，以及那些象她一样，被命运的风吹到农场的的那些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