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只有在监狱里才能与哲学和文学真正关联（4）

斯蒂格勒：只有在监狱里才能与哲学和文学真正关联（4）

我被释放后的十八个月后，Thiery Gaudin，科技部的展望和评估中心的主任，由于考虑到中心的一部分研究员听过我在1984年后在国际哲学学院的课，居然就委托我去做当时所说的”新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后果的研究。

而在国际哲学学院的那一讨论班中，我努力想要用德里达所说的“源-踪迹”和“增补”来说清楚布朗肖说的“时代的变化”和“书的终结”这两话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德里达用“源-踪迹”和“增补”这两个概念，从动物-人类学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体外化（exosomatization）的最极端的状态（在勒胡阿-古昂的书中也这么做了），而今天的所谓德里达分子们对此的大部分几乎仍一无所知。

我于1985年将我的研究报告呈献给那个中心。是在繁尚别墅里，有五十个人来参加，其中有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还有来自国际哲学学院的哲学家，在坐的也就有利奥塔，因为他那时是国际哲学学院的院长，Pierre-Jean Labarrere, 他是我的研究的联系人，还有德里达。

这一天--后来就变成了学术会议--会在我的继续冒险中产生无数的后果，因为，不久，蓬皮杜中心就邀请我去工作，在它成立十周年之际，还要我为它的公共图书馆设计一个两年后也就是1987年10月举办的展览：《未来的记忆》。

在这之后的好多年，直接到今天，我一直努力仍想检验由所有形式的技术的写，首先是通过网架式的数码之写的后果，并通过它而断续而不确定地联系到海德格尔1949年在那个叫“摆置”的讲座中提出的这一概念，和尼采在1882年打开的虚无主义之大问题之，由此去讨论新技术这一“ 非个人的力量”所导入的“时代的变化”。

在最近几年，对摆置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观念的阐释主导了我的工作。摆置这一概念是用来反思我所说的”扰乱”的方式。而虚无主义则在我们今天面对着摆置之恶境时，正纯粹地、简单地和绝对地导向了计算资本主义，导向了由野蛮带来的疯狂问题。……

1983年2月，我知道了我将被释放：审判法官已签署了有条件释放我的法令。在监狱中我与一个叫Jean-Luc的人交上了朋友，结果是，他将与我几乎同一天被释放。我们将又一次被掷进那个将我们送进监狱的世界。我们在“外面”将如何混下去呢?

我们两个都算幸运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抛弃我们。我们都大致知道出来后会睡到哪里去。当然，我们也因为我们将要学着去活的那种角度而兴奋。

在我们将要回到“自由”之中的那个既陶醉又可怕的星期六早上，坐在Muret的拘留中心的草地上，我开始警告Jean-Luc：应该预料到那些巨大的困难。

回到自由之中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当前的世界中的那些基本姿势，也不光是因为我们正像鬼魂那样从关押状态回到这个世界中，而且更是由于，虚无主义随着德里达所说的人和人的未来的怪兽性之前景，而不断加剧，而且将不断加剧。

我们将要进入的世界比我们进监狱前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更艰难了，而我们俩需要知道这一点，也就是说，必须接受这一点（这决不是说，我们就可屈服于它，而是要使这一必然性成为我们自己的美德--或照尼采说，是需要拿出我们自己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一般来说，困难总在于，进监狱是比离开监狱容易得多的。而且不光如此，我还告诉Jean-Luc，心智式生命（人类）从人类化（hominization）开端就学到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和文化，正被我向他描述的那一滚动着的机器压垮。

我今天所说的扰乱（disrruption）[1]是这一话语的具体化，在于，它不光释放出一种新的野蛮形式，而且也释放出了一种新的疯狂形式。在1983年2月初，我告诉Jean-Luc，在未来，在我们将要获得的自由之中，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必须与疯狂作斗争，而这正是我们俩在监狱里要用哲学和文学去对抗的东西。而正是因为在监狱里世界及其时代不存在，如果不能说世界的时代在监狱里缺席了的话，我们才有机会与哲学和文学攀上这种关系。

[1] “扰乱”是这本《在扰乱之中》的重要概念。信息传输到了光速的四分之三，比人的神经传输速度快四百万倍的情况下，人的心智被时时扰乱，不得安宁，无法分枝，集体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时代，于是我们缺时代。这是虚无主义发展到了极点，也是人类世的终端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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