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州钓鱼城：南宋末年的最牛“钉子户”
客观的来说，蒙哥在钓鱼城下的暴毙只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它强行延续了南宋王朝奄奄一息的生命，却也必然会和这个偏安政权一道倒塌在瓦砾之下，但在蒙古铁骑荡平天下的洪流中，其所承载和象征的民族精神却依然值得人铭记
第一次知道南宋末年的钓鱼城之战，是初中时读凤歌的武侠小说《铁血天骄》。
小说中，主人公梁文靖随父亲进入四川躲避兵灾，在途中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遇刺的南宋亲王的替身，被挟持着来到蒙古大军兵临城下的的合州钓鱼城，作为傀儡主持守城大局。两军鏖战数月，蒙军损兵折将，小小的钓鱼城却岿然不动，怒上心头的蒙古大汗蒙哥在决战时纵马出阵，却被城墙上的弩机当头一炮正中胸口，当日便在大帐内饮恨而终。随着蒙古大军如潮水般散去，功成身退的梁文靖一袭白衣，抱得美人归隐巴蜀山林间。
从此，钓鱼城与暴毙的蒙哥便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来到重庆，除却山城美景与川蜀美食，大半也是为了寻访这座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南宋末年苦苦支撑了36年之久的传奇城塞。
在今日重庆，位于合川区郊外的钓鱼城景区并非是山城的热门景点，除了本地人时常来远足登山之外，即便是黄金周，也只能看到稀疏的游客身影，比起寸步难移的洪崖洞和磁器口完全是两番光景，但在700多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座腥风血雨的修罗之城。
公元1258年，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挥师南下发起对南宋的全面战争，，三路大军从西、东、南三个方向长驱直入，欲以四川为重点、自西向东灭亡南宋。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亲率主力入侵四川，一路摧城拔寨，孱弱的宋军在蒙古的铁蹄下溃不成军，成都、彭州、绵州等重镇相继陷落，偌大天府之国在不到一年内就全面沦陷，高奏凯歌的蒙军气势如虹，兵锋直指西南门户重庆。在蒙哥的构想中，西路主力将在踏平川蜀后与南路、东路军会师，最后沿长江而下直捣临安，大宋江山唾手可得。
南宋时期，富饶的四川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顶梁柱，这片战略位置显要的膏腴之地也因此成为了蒙军南下灭宋的桥头堡。1242年，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深知川蜀要害，遂在合州东侧的钓鱼山上筑城，并以重庆为中心陆续在地势险要之处布下十余座依山而建的堡垒，并将各地军政机构和军民迁入新城着手“深挖洞，广积粮”，在数年间形成了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正是余玠苦心经营的这套“塔防”体系，成为了十年后为南宋江山续命的一块坚盾。
虽然余玠“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想法没毛病，但却架不住敌我力量太过悬殊。面对蒙军的雷霆攻势，号称“四川八柱”的一票山城不是城毁人亡，就是望风而降，余玠费尽心思构筑的防御体系几乎崩溃，直到蒙军一头撞上了宋蒙（元）战争中的最牛“钉子户”——钓鱼城，这根让纵横欧亚的虎狼之师二十年都没啃下的硬骨头。
位于嘉陵江、涪江与渠江汇流处的钓鱼城既是扼守三江水道的要害之地，也是拱卫西南防御中心重庆府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路吊打宋军的蒙哥起初自然没把一座仅有五千正规军的弹丸小城放在眼里，却没想到此地竟会成为自己的“落凤坡”。1259年2月，被十余万蒙军里外三层围的铁桶一般后，被切断水路交通的钓鱼城彻底沦为孤立无援的孤城，然而在守将王坚的统领下，众志成城的南宋军民却顽强地挫败了锐不可当的蒙军无数次强攻，而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险峻地势也让蒙军的攻城器械哑了火：所向披靡的蒙古人，就这么被硬生生的卡死在了重庆几十里外的一座半山腰上。
连续围城五个月后，近乎山穷水尽却依旧岿然不动的钓鱼城已经让蒙哥愤怒到了极点，虽然有将领建议让主力绕开钓鱼城沿江而下，但怒不可遏的蒙哥却铁了心要死磕到底。当焦躁疲乏的蒙古大军再度登城、钓鱼城濒临破城的险要关头，历史却在此时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竟然离奇地命丧黄泉。对于蒙哥的暴毙，各方史料记载不一，有的认为蒙哥是在督战时被宋军的炮火击毙，而有的则记载患病而死。无论如何，运气背到极点的蒙哥在留下一句“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后便在城下饮恨而终，群龙无首的蒙军随即退兵，历时近半年的钓鱼城攻防战便以这种十分吊诡的形式落下了帷幕。
蒙哥的死亡不仅拯救了奄奄一息的钓鱼城，更让蒙古的三路灭宋计划彻底破产。对于庞大的蒙古帝国来说，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让这架轰鸣的战争机器顿时陷入混乱，由于并未安排接班人，蒙哥的两个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对汗位的争夺让蒙古内部进入了数年的内战，而钓鱼城中的宋军也趁此重振旗鼓，一度挽回了摇摇欲坠的四川战局。直至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并肃清了所有反对势力后，蒙军才重启南征，此时距离钓鱼城之战已经过去了八年之久。
因为蒙哥之死而长吁一口气的远不止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数千公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奉命西征的蒙哥之弟旭烈兀一路屠灭花剌子模、波斯、叙利亚诸国，鲸吞了大半个亚洲，蒙古的铁蹄甚至直逼古老的埃及，然而大汗殒命的消息传来，旭烈兀不得匆匆结束西征，折回中原参与汗位之争。在“黄祸”下惊魂未定的欧洲得以免遭生灵涂炭，而小小钓鱼城也被西方史学家冠以“上帝折鞭”之名，戏剧性地成为了改变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逐渐被赋予了神迹一般的色彩。
虽然钓鱼城奇迹般地逆转了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改写故事的结局。1276年，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三年之后，陆秀夫背负幼帝在广东的崖山跳海自杀，中华文明第一次被外族彻底征服。然而即便在覆巢之下，从1243年起历经大小百场血战的钓鱼城依旧屹立不倒，就如狂澜中的一叶孤舟，在风雨飘摇中顽强而悲壮地支撑着大宋江山残存的渺茫希望。直至宋亡三年后、崖山海战前，钓鱼城因连年旱灾难以为继，才艰难地决定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开城投降，而后城内宋军将官二十多人自杀殉国，这座从未被武力攻破的城塞最终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下结束了使命。
从1243年筑城到1279年陷落，钓鱼城见证了南宋末年山河破碎的36年动荡岁月，虽然这根擎天柱轰然倒塌，但四川境内零星的抵抗运动仍未停止：九年之后，最后一座山城凌霄城才被蒙军攻破，全城军民死难，此时，距离宋蒙（元）战争爆发已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而原本富庶的天府之国饱受兵燹，在历经无数的屠杀与逃亡后，人口已从战前的1300万人锐减至仅仅80万不到。
宋蒙（元）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血腥的一页，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在四十多年中先后对南宋发动了三次全面战争，然而正是被历史课本称为“积贫积弱”的南宋，却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全力绞杀下坚挺到了最后一刻，其中昏聩腐朽的朝政与不屈不挠的军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每每读到南宋末年的抗战，总是令人扼腕叹息。
蒙哥殒命钓鱼城后八年后，忽必烈的南征吸取失败教训，将主攻方向从四川盆地转向荆襄之地，宋元两军在长江重镇襄阳鏖战了整整六年之久，双方均动员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与科技，其惨烈程度无以言表。在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宋元战争下的襄阳之战被作为小说中极为重要的故事舞台，在《射雕英雄传》中尚显青涩的郭靖成长为抵抗蒙古侵略的中流砥柱，也正是借坚守襄阳的郭靖之口，金庸道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也许是考虑战役规模，金庸把蒙哥的命运改写为了在襄阳城下死于杨过之手，大概也暗含了这位文学巨擘对血洒钓鱼城的仁人志士们的致敬吧。
从一手构筑四川城防的余玠，到坚守钓鱼城的守将王坚，再到战死重庆的张珏，每每到国破山河在的生死存亡关头，一个时代总会有人会站出来挺住民族的脊梁，对于历经过无数次抵御外族侵略的中华文明来说，这般场景可谓悲壮大于振奋。尤其是内忧外患的南宋，被钱穆先生视作“民族精神三良”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南宋居其二，如今站在钓鱼城上俯瞰嘉陵江，那个烽火连三月的时代似乎仍历历在目。
少时读《三国演义》，“识时务者为俊杰”和“良禽择木而栖”这两句话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虽说有钓鱼城这样宁死不屈的“正能量”，但无论古今中外，趋利避害毕竟都是人之常情。1273年，苦守襄阳六年的吕文焕在内外交困下开门献城，虽说抗元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到底还是因未能杀身成仁而被后世唾骂，是坚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还是顺应“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大势，是非对错，当真是难以评述。
钓鱼城之战，仿佛就是襄阳决战的一次预演，只不过神迹并未再次垂青孤掌难鸣的襄阳。小小的钓鱼城因战争而生，在体量上远不如隔汉水互为犄角的襄阳和樊城，也没有庞大的城防体系和人力物力，虽然凭借着科学的防御战略与军民团结，钓鱼城以一己之力硬生生挡住了蒙古的侵略，撑起了全面溃败的南宋防线的牌面，但客观的来说，但蒙哥在钓鱼城下的暴毙只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从后人的上帝视角来看，这朵浪花激起了一阵涟漪，却无法改变河流的走向，它强行延续了南宋王朝奄奄一息的生命，却也必然会和这个偏安政权一道倒塌在瓦砾之下。但在蒙古铁骑荡平天下的洪流中，其所承载和象征的民族精神却依然值得人铭记。
如今的钓鱼城景区还保留着城门、城墙、军营、兵工厂等战争时期的遗迹，而几间博物馆也详细地科普了钓鱼城之战的始末，从山脚拾级而上，两三个小时就能逛完整座城塞，一路远眺巴渝山川，比起摩肩擦踵的重庆市区当真是惬意无比。而有些令人意外的是，游客会在此发现一个叫做“皇宫”的区域，估计所有人都会大惑不解：为什么离都城千里之遥的一个城堡里会有皇宫？莫不是还有人想在此自立为王？
原来，在临安沦陷、南宋君臣向南逃亡后，得知噩耗的守将张珏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盼望着流亡朝廷能够来川蜀地区避难，便在城内预备了一座小宫殿，等待着南宋皇帝来此重整河山。
得知原委后，我不禁默然。南宋流亡朝廷并未选择向西入蜀，而是不断南下至福建、广东，张珏自然也等不到光复河山的那天，在钓鱼城投降的前一年，这位西南地区的抗战顶梁柱在重庆被俘就义，一年之后，南宋的火种在崖山彻底熄灭，神州大地再一次完成了改朝换代的轮回。只不过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与统治，钓鱼城也从一座阻击蒙古南下的军事堡垒，逐渐升华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一大象征。元代之后，来此题刻的名人络绎不绝，特别是重庆在抗日战争时作为战时首都、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苦的时期，蒋介石、郭沫若等人均在钓鱼城留有题刻，以此激励军民众志成城、救亡图存。
立于钓鱼城头，我又一次想起了《铁血天骄》与其后的正传《昆仑》这部启蒙式的武侠小说。其中蒙古大军拔营而去后，城内将士举杯欢庆，守将吕德拍桌高歌一曲《满江红》，众将慷慨激昂、气吞山河，纷纷推举梁文靖为首共同收复大宋江山，然而血染衣襟的梁文靖却心灰意懒，第二日便悄悄离开了军营远遁江湖。若干年后，梁文靖之子梁萧作为元军大将参与襄阳之战，在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也目睹无数生灵涂炭，于是反出元军大营，决意不再与国家大事有所瓜葛，但之后却阴差阳错地救下了南宋的末代幼帝赵昺，无奈再次被卷入国仇家恨之中……
无论是《铁血天骄》的作者凤歌还是以“射雕三部曲”反映宋元之际的金庸，在武侠小说家的笔下，生逢乱世的主人公无论如何想摆脱与江山社稷的纠葛，最终都免不了在金戈铁马中被时代的漩涡裹挟着共进退，借这些在家国烟波中颠仆沉浮的江湖儿女之口，道出对民族精神与人文信仰的启迪，这大概也正是金庸的小说最为经典也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孤城擎天，铁骑断鞭，南宋末年的这家最牛“钉子户”，也许正暗含着某些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