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最大的移民潮在哪里？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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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39-走西口走向哪

作者：牧川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一首苍凉而悲切的民歌《走西口》，任何一位山西人或者陕北人总能哼上几句。十年前，中央一台热播了一部同名电视剧《走西口》，主人公田青带着姐夫梁满囤，从山西祁县出发，离开家门，一步步闯荡。

田青走的“西口”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走西口”？“西口”外面又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西口”在哪里

“走西口”，与“闯关东”和“下南洋”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活动。其中，“闯关东”闯的是山海关，“下南洋”下的是东南亚的太平洋，那么“走西口”走的“西口”是什么地方呢？

闯关东是去东北，下南洋是去东南亚

那么走西口去的是哪呢

想弄清楚“西口”，先得了解“口”。

“口”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建立后，北元残余势力时而骚扰北方边塞，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成祖朱棣“天子守国门”，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共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九镇，合称九边重镇。（具体说法各家不同，但其作战一线大致不错）

明朝与蒙古方面的紧张和不妥协

极大的消耗了和摧残了北方的经济

并且为东北新势力的崛起埋下伏笔

后来，明朝廷在九边重镇遍设卫所，以便加强管理，各个卫所驻地便被称为“堡”。明朝中后期，为了休养生息，隆庆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开始在一部分“堡”附近进行互市。逐渐地，聚集边境的商人越来越多，这些开放通商的关隘便被人们称作“口”。

比如通向张家“口”之路

（从乌兰察布通向张家口的重要通道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

而所谓的“西口”，根据《清史稿》：“西有杀虎口，东有张家口”，狭义上指的便是杀虎口。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右玉县，地势险要，属于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

山西的西北出口

其实杀虎口原名“杀胡口”，因为此处位于内蒙古高原与晋北山地的边缘地区，是从内蒙古高原南下中原腹地，或者转入太行山的必经地段，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汉地王朝和游牧帝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才避讳自己，将其更名为杀虎口。

真地势险要

（山西省朔州右玉县杀虎口）

后来，“走西口”的人群逐渐扩大，不仅有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甚至还有甘肃人和山东人等等。所以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而言，进入蒙古地区的通道不止一条，被称作“西口”的也不止一个地点了。

后来广义上的“西口”便泛指河北张家口以西通往内蒙的各个关隘和通道，包括陕西神木口、陕西府谷口和山西的河曲渡口等。

多款通道任你选择

为什么要“走西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是中国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之一，也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晋北和陕北地贫人多，再加上天灾频发，失地农民只得另寻出路。

明显的黄土高原农业景观

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

土地被极尽可能的开发起来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和蒙古部落达成“隆庆和议”后，就有一些穷苦边民越过长城，到“口外”谋生。俺答汗非常欢迎汉人的到来，还给他们提供了牛羊、土地和毡房，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汉人则帮助建设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果然杀虎口还是很管用的

这一次晋陕边民跨越长城的行为，被视作日后“走西口”的滥觞。

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将蒙古视作同盟，严禁汉人和蒙古人联系，并沿长城北侧划了一条东西长两千里、南北宽五十里的禁地。禁地内每年烧荒，导致此地土壤呈现黑色，因故被称作“黑界地”。

直到康熙年间，清王朝推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人多地少的情况愈演愈烈。于是康熙36年（1697年）取消了“禁留令”，开始允许荒地边民通货贸易，准予晋陕农民到口外种地，大量移民来到草原谋生。

阴山脚下，农业条件比不上华北

不过人总要吃饭，牧业养不了那么多人

与此同时，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乱，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在康雍乾时期，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走西口”正式拉开序幕。

这其中就有晋商传奇人物乔致庸的先祖乔贵发。乔贵发是乾隆年间人，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和诚信的品德，十年之间，从当铺小伙计到一手创立“复盛公”商号。多年苦心经营下，“复盛公”逐渐成为包头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乔家和王家都很值得一去

（来自维基百科-乔家大院）

伴随着祁县乔家等老包头十大晋商的崛起，包头城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于是有民谣唱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谁也想不到，在清中期，晋商的真正发祥地其实在内蒙。“走西口”的晋商规模越做越大，北至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最远甚至到达了俄罗斯莫斯科。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走西口”的另外一波大潮，发生在清光绪年间。

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出现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百年难遇的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三年，涉及整个华北。晋北、陕北本身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缺少川流灌溉，再加上这场大旱三年，对下层民众无疑是灭顶之灾。

山西《阳高县志》记载:“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在脆弱的环境边缘艰难求生

（无定河上游沿岸）

人祸也在加剧灾荒的烈度。晚清内忧外患，各处钱粮缺口巨大，官员还要向生计艰难的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遑论赈灾。重压之下，晋北人不得不远离家乡，奔赴口外谋生。

旧时山西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其悲惨状况可见一斑。

山陕之间的黄河两岸确实没有多少可耕地

（左岸为山西府谷，右岸为山西保德）

“走西口”又留下了什么？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渐渐失去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

前有沙俄煽动民族叛乱，妄图吞并蒙古地区；后有日本渗透，建立傀儡政权。再加上民国晋商的急速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这时的“走西口”便以一种无序的状态存在着。

最后，就是连文字都要洗一遍

（传统蒙古文与西里尔蒙古文）

而那些走出“西口”的移民们，面对着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同样灾患不断的“口外”，生活也没有了着落，便大多走上匪盗之路。 从此之后，“走西口”的规模越走越小，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走西口”就此走向衰落。

虽然“走西口”衰落了下去，但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却大大改变了中西部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从人口上看，“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导致了很大数量的汉族人民移居到“口外”。时至今日，蒙古中西部城市，如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人口比例仍然以汉族为主。在呼和浩特，甚至有80%的汉族人都是当年“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

内蒙古腊铺村：走西口的过往历史名村

从语言上看，由于“走西口”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陕北一带居多，造成了现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还是使用晋语。不过在“走西口”的几百年间，由于各地晋语与蒙古语的融合，也使内蒙古境内的晋语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山西省内晋语的特色。

在方言分区上，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主要有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方言：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等），五台片（五台方言：鄂尔多斯部分、乌海郊区）和大包片（大同-包头方言：包头部分、呼和浩特旗县、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部分等）。

张呼片、五台片和大包片

（来自wikiwand.com-晋语）

山西人作为“走西口”的主力军，将晋文化不遗余力的带到了内蒙古地区。至今，我们还能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看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如宁化街、宁武街等；同样，我们也能在内蒙古见到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晋剧和二人台。

晋文化通过“走西口”到达内蒙古地区，最终实现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有机融合，帮助晋陕冀蒙四地社会得到了融合，经济和文化均得到了交融，让后来民国和共和国继承内蒙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三百多年的“走西口”，既是晋、陕民众的开拓史，也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

没有人统计过从明清到民国，有多少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是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这条送命路，生生趟成了一条活命路。这是一种用脚丈量出来的地理概念和被生存纠葛着的伟大经历。

我们生逢盛世，对于“走西口”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但是“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会永远传承下去，那就是中国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将成为激励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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