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惠宜小姐

（本文发表于二零一九年四月《人文湘南》杂志，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刻苦奋进的求学之路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年，即公元一千九百零五年，这是个因著名的日俄战争载入史册的年代。这一年的冬日，一个小女婴脱离无忧无虑的母腹，悲啼着，使劲蹬着两条小腿似乎在抗拒着来到这寒冷的世界。

她生根、发芽、抽枝的地方，湖南省东南部历史名城桂阳县城关镇，城关镇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镇，自西汉至清末，历为郡、国、监、军、路、府、州的治所，被誉为"汉初古郡"、"楚南名区"。站在她家门前，随时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人们忙碌的身影。

刘惠的父亲名叫刘伯浑，乃是桂阳县最著名的中医。刘惠的母亲何柏秀是崇山峻岭中的富家闺秀，精明能干、善理家务。父母一共生育儿女共六人，不幸刘惠的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节哀扶孤，为打理家事辛劳备至，母亲独自一人教育五个儿女，五个儿女确皆知书达理、聪明懂事，因而母亲刘氏的贤惠甚为邻里称颂。

刘惠在兄弟姐妹六人中居长，她生性驯良、幽静，常常喜欢在春光明媚的时候独自看门前的梨花，更喜爱听雨后初晴枝头唱啼的鸟声。由于家规严，刘惠自幼养成刻苦勤奋的优良品德。母亲何氏眼光甚远，敏锐地预见到了读书求学对五个孩子的重要性。因而刘惠七岁之时，母亲即将她送入郴州当时教育最为开明的教会小学就读。虽然母亲以一人之力抚养五个孩子，维持生计甚为艰辛，但刘惠小学毕业之后，母亲便答应送她继读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好在刘惠聪明伶俐、发奋苦读，一九二三年，十八岁时的刘惠即与母亲作别，独身一人奔赴北平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当年就考入了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由此刘惠竟成为桂阳县首位女大学生。

在就读期间，刘惠的国文成绩特别突出，受国文老师——一位写文章的能手的影响，刘惠对新文学的兴趣一天又一天的提高了。受到老师鼓励的刘惠，更加勤奋好学了，她在《我的希望》中提出希望自己能“努力读书写作使得自己学识渊博”，而且由于刘惠自小沉静，天性敦厚，且不苟言笑，所以刘惠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就读期间终日沉浸典籍，除阅读专业农学知识书籍之外，对新文学作品也是手不释卷。刘惠不仅勤于阅读，而且还勤于笔耕。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刘惠即在北平著名的报纸《北平晨报》、《京报》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惠风诗集》及小说散文集多种。但当时恰逢“五四”新文学运动退潮时期，刘惠感到老师同学们对新文学的兴趣大减，她认为必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鼓舞大家对革命的积极性，于是与老师同学们关系甚好的刘惠踊跃参与民主选举，积极提升自己的演讲表达水平，细心钻研社会学及政治学书籍，在老师、同学及社会各界的鼓励与支持下，刘惠成功当选为北平市妇女会委员。一九二八年，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攻读五年后，刘惠终于如愿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了，获得了农业学士学位。

二、热烈充实的战斗生涯

刘惠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之后，发现农业改革之路并非是完成国家复兴、民族自强的最有利的道路，刘惠在大学期间于北平乡村发动的一系列农业改革和农业复兴计划因旧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局限、以及当地地主的反对、农民的不理解而失败了。刘惠意识到必须深入农村从事教育事业，进行平民教育改革，以文化的力量唤醒更多普通百姓崛起奋斗。于是刘惠在一九二八年毕业后不久首赴归绥，应聘当地中学教师，首先执教于绥远省立第一中学。

值得一提的是，刘惠在工作期间遇见了她大学时的同窗、她终生的伴侣、她忠实的丈夫、后来成为桂阳县县长的李佑琦。李佑琦字京韩，号劲寒，是湖南大庸人，生于一九零七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湖南完成中小学学业。一九二四年夏，李佑琦比刘惠晚一级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习政治专业，毕业后获得法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李佑琦即追求过刘惠，刘惠后来在《兰墅文选》中回忆“当时他就像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因而刘惠当时以时机不适宜为由婉拒了他。这一次在工作之中的偶遇，或许正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刘惠与李佑琦两颗年轻的心灵，终于因为共同的理想追求与奋斗目标而紧密地贴在了一起。刘惠与李佑琦在相逢不久后即确立了恋爱关系，二人终于在执教的第二年秋天结为夫妇，开始了二人长达四十四年的婚姻。

当时绥远省立第一中学的教员思想都很开放，教务委员会也听任教员随意抒发自由的思想。刘惠、李佑琦夫妇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们为学生宣传进步思想、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报国，夫妇二人的教学成绩与社会活动在全校都很有名。

不幸的是，在他们任教两年后，一九二八年十月，邻近的沧县二中爆发了反对校长刘香侯的学潮。刘惠、李佑琦夫妇当时的同事积极参与了学潮，李佑琦夫妇与革命群众来往密切。刘香侯是一个封建保守派，他极力反对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压制民主，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刘惠夫妇的朋友、共产党员王连璧、尹逸鹤联络进步学生崔寿山、教员傅中桥发动学生罢课，以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学校的黑暗现象。提出“择师自由”、“经济公开”等要求，并组织一批学生去天津国民党党部请愿。斗争坚持数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刘香侯表示下台。学潮斗争才告结束。

一九二九年三月，李佑琦、刘惠夫妇还参与了献县的革命活动。献县国民党政府向民众借公债修路，到期本利不还，激起民愤。在献县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组织下，全县爆发了四万农民进城请愿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偿还八厘公债、取消苛捐杂税的要求。国民党献县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答应要求，斗争胜利。

在邻近的沧县二中学潮、献县革命请愿活动过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迅速蔓延至绥远省，绥远对于学潮势力的控制监视越加严密，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在此风气的影响下，做派也渐渐变得腐朽保守，由于李佑琦夫妇二人曾直接或间接参与过学潮及革命运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对二人的教学活动的监视也就越发地严密了起来。刘惠与李佑琦不堪教务处蛮横专制的作风，继而奔赴至河北省庆云县立师范任教去了。刘惠为避免反动势力的纠缠，以字号“惠宜”行世，化名刘惠宜；而李佑琦则以他的字“景韩”行世，化名李景韩。

在河北省庆云县立师范，二人积极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向学生宣扬新文化、传递新能量。一九三零年六月，庆云师范爆发学潮。作为进步教师的李佑琦、刘惠，分别以李景韩、刘惠宜的名号创办庆云县进步杂志《民间月刊》，夫妇二人积极在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在学校教学期间，夫妇二人则教学生唱进步歌曲，为同学们讲授革命故事和革命知识，因此夫妇二人被国民党县教育局长疑为共产党而遭解聘，由于刘惠夫妇当时教学成绩显著，在学校声望颇高，因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作风引起庆云师范学校师生共愤，庆云师范学校党小组积极发动进步学生、教师进行革命斗争，迫使反动当局收回开除领头闹事学生的命令。李佑琦与刘惠为响应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呼应庆云师范党组织的行动而愤然辞职。不久后二人重新使用原名，进入河南洛阳省立第四师范、山东惠民省立第四中学等校执教。在济南期间，刘惠积极协助丈夫李佑琦创办了进步杂志《文艺月刊》。

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之下，一九三一年刘惠、李佑琦夫妇回到湖南，前往省会长沙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在长沙，刘惠重拾大学所学专业，任教于长沙私立修业农校。因为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刘惠夫妇又被迫辗转衡阳，任教于衡阳省立第六中学，刘惠凭借她杰出的教学水平及极高的管理能力，兼任衡阳附小主事、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教务处长。刘惠在湖南任教整整十年，期间刘惠忙于教学事务及革命活动，因而少有创作。但此时刘惠在教学之余主编了《衡阳省立第六中学校刊》，刘惠在谈及这一时期的战斗及教学活动时无不自豪地说：“春雨杏坛，学生遍布大江南北。”

三、济世救民的抗战生涯

这个时期的李佑琦也成了个“大忙人”，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野心越发明显，李佑琦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与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交往密切。一九三二年，李佑琦在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由于其才华出众，当年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铁道部部立粤汉铁路职工学校及京沪铁路职工学校校长，往返于湖南及武汉、上海三地。夫妇二人自一九三二年开始就时常分隔两地。1935年，李佑琦为方便与刘惠一同生活，申请调任江西省政府视察兼江西省训练团讲师，这一年二人的婚姻终于有了爱的结晶，——刘惠的两个女儿分别出世了。长女名启容，次女名启宏。

一九四一年，在抗日战争最为严峻的时刻，刘惠跟随李佑琦因工作调动去了韶关，李佑琦被任命为任广东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秘书。而刘惠则被任命为广东省妇女委员会垦区主任。李佑琦、刘惠夫妇初至广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随即接踵而至侵略省会广州及沿海一带城市，沿海城市的众多难民纷纷北逃至韶关避难，为了安抚罹受战争苦难的灾民，刘惠又一次发挥大学期间所学专业知识，在韶关附近的郊区，带领民众开垦荒山，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种植早稻，教授农民及难民共同从事畜牧业，期冀以发展农业来救助广东一带的难民。由于在抗日战争中救济民众、造福流亡百姓，居功至伟，据《愤怒的火》中描述，四年后，刘惠“升任广东省妇女会生产事业组组长兼合作社经理，卜居广州。”刘惠后来在《兰墅文选》中回忆道“其时，合作社徒有虚名，实无任何资金。”李佑琦后来也在《李佑琦回忆录》里深情赞美自己的妻子“刘惠女士乃辛劳奔波，向银行借贷，筹措资金，惨淡经营，不出一年，获利颇丰，所属社员，生活从而改善。”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佑琦也调任广东省训练团，任训练团主任秘书兼银行系主任。

四、关山遥远的异乡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佑琦及刘惠夫妇终究抵不过对故乡的思念，1947年，时隔十二年之后，夫妇二人再次返湘，由于李佑琦在抗日战争中杰出的管理才能及在政坛中磨砺而出的深厚政治素养，当年李佑琦参与中华民国行宪国民大会选举，即被议员们推荐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旋即李佑琦又被聘为湖南省政府参事暨派任桂阳溆浦等县县长。李佑琦于一九四八年间任桂阳县县长，翌年调任溆浦县县长。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时，李佑琦、刘惠夫妇在混乱中失散，当时刘惠多想带着孩子和丈夫团聚！但是大半个中国都战火纷飞，难以成行。刘惠无奈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千里寻夫的壮举。刘惠带着两个女儿从桂阳赶到麻阳，专又从麻阳流落至辰溪等地，欲前往丈夫李佑琦的故乡大庸寻找。从桂阳到大庸，他们一共走了一个多月，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的盘问、恐吓、危险、空袭，终于安全到达大庸。然而当终于抵达丈夫的故乡大庸的时候，面对久违的熟悉的山山水水，刘惠却没有看丈夫那熟悉的身影，带给刘惠的只有的只是烦躁惊慌。原来李佑琦并未回故乡，由于身为国民党高官，李佑琦不愿待在大陆，此时他已从广东南下，准备前往香港了。刘惠在《兰墅文选》中回忆她携一双幼女苦苦寻夫的艰难过程：“携女流经麻阳、辰溪、沅陵、常德、桃源、慈利等地，到达佑琦家乡——大庸，关山间隔，备尝艰辛。”

一九五零年春，李佑琦终于抵达香港，刘惠携小女启宏于一九五零年七月也辗转寻夫来到香港，刚到香港的那一段时间，迫于生计，夫妇二人只好替人纺纱度日。刘惠的大女儿李启容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因而竭力反对与母亲前往香港，于是大女儿仍留在父亲的故乡大庸。母女二人就此因为政见不和而分离，此后至母亲去世之时，启容都没有再见过母亲。

一九五二年春，李佑琦、刘惠夫妇携小女儿启宏从香港坐游轮渡海到达台湾，此后刘惠便执教于嘉义省立商业职业学校，兼任训导组长两年。一九五五年，刘惠终于厌倦教学生活北迁景美，开始专业写作。刘惠这一时期漂泊异乡，终于意识到自己再难以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湖南了。刘惠以前是不信鬼神的，但这时刘惠在对故乡桂阳及大女儿的思念中终于精神恍惚，倾心于基督教的神圣布道了。这个经历过国民大革命、白色恐怖、抗日战争的进步女作家终于也在精神上日益趋于娴静了。刘惠在《路》中描绘这一时期的生活时提到“著述之余，常读圣经，以此为乐。一九五九年冬，于景美浸信会受洗归主。”刘惠终于在景美的基督教会中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洗礼，成为一位平静、祥和的基督教徒了。

到达台湾以后，刘惠结合自己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写下了大量散文著作，这一系列会议性质的散文代表作有《愤怒的火》、《路》、《驶向祖国》、《兰墅文选》等书。

一九六九年冬，刘惠女士在《路》中描绘自己的病情“左肋生一硬块，初服中药，希望能内消，不意竟成瘤状，病情逐渐恶化”，经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

刘惠女士是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女性散文作家，一生著述颇多。她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刘惠女士葬于台湾省深坑兰岗墓园。

参考资料：

1.《民国人物大辞典·李佑琦》，中国辞书出版社。

2.《尔雅人物辞典·刘惠》，中国辞书出版社。

3.《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一卷）第二编第五章，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