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西甯
1.
朱西甯先生的小说，表面像铜绿斑驳的古镜，内里却是透射人之五脏的X光机。朴旧、中国、严正而温柔，却又现代、普世、精准而酷烈。
《铁浆》和《旱魃》看起来似曾相识——一个个乡土上的故事，一个个黄土胎的人。但若从现代汉语书写脉络里寻找，却又找不出与朱西甯完全处于同一线索的作家。鲁迅的乡土小说对国民性格的刻画，与之有重合之处，但二者的精神归处却截然不同。沈从文的湘西故事里洋溢着爱之温热，似与他同调，但朱西甯的小说却无桃花源式的曦光。
至于最为朱西甯所崇仰的张爱玲小说，他在叙事笔触上或有借鉴，但整个的精神走向，亦是迥异。在台北初版于1963年的《铁浆》和初版于1970年的《旱魃》（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18年10月于北京出版），亦尚未受到胡兰成中国文化本位观的影响。这两本小说，纯然是一个虔诚的中国基督徒作家站在信仰的绝地里，透视亘古长存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而画出的既写实又超越的中国人精神肖像，救赎的愿力隐驻其中。
初版《铁浆》
这位小说家是一位成熟的父亲。这并非指他是著名的朱氏三姐妹的好爸爸——虽然这也并非完全不重要；而是说他的精神气质，他的文学力量，具有成熟炽热的父性。他是在负重中实现美。他创造的小说世界，是为了淬炼和引升人的灵魂。正如朱西甯的同道、作家司马中原所说：“我们不敢企求文艺为人类服务，至少，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应在心灵深处时时关心人类的前途。”（司马中原：《试论朱西甯》）
在艺术至上论者看来，这种“关心人类前途”的文学观是过时而刻板的，它会让艺术沦为工具。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拒绝任何父性与母性，而成了“为自己”的独身者。这种传统或可追溯至福楼拜。从这位“风格即一切”的作家开始，文学渐渐从宗教、政治和道德的负累中解脱出来，而致力于书写人类的无所事事。由此，文学赢得了自由。但也自此，文学渐渐患上了精神贫血症和知觉麻木症，不再与人类生死与共。
这并非福楼拜的初衷，怎奈他的身后追随了太多不肖的信徒——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楼拜冰冷的风格是为了“避免多愁善感”，但他“严格的回避态度流传到今天，往往变成了一种愚钝，一种不假思索也没有表情的文学，为无力（而非不愿）去感受而沾沾自喜，把文字捣碎成小块的纯感官描写，其实不过是对生活的剽窃”。小说由此陷入了“琐碎空洞的危险命运之中”，“重要的事物却消失了”（《臧否福楼拜》，黄远帆译）。
朱西甯的小说，在俘获我们的同时，却让我们久违地想起了“重要的事物”。
一九六八年十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2.
最重要之处在于：他为中国小说贡献了一种全新的东西——关于“爱-牺牲-救赎”的肯定性叙事。在他之前，最激动人心地触及此一主题的文学家是鲁迅。鲁迅的叙事态度则是否定性的。
鲁迅笔下的爱与牺牲具有形而上的启蒙意味，是孤独的先驱-精英为了将暗昧的社会整体引入光明之地而献出生命。朱西甯笔下的爱与牺牲发生于相互平视的个体之间，是一个混在平凡人中的平凡义人，出于朴素的良心而舍己。
鲁迅的救赎，是欲将天国实现于地上，将正义秩序实现于权利层面。朱西甯的救赎不在现世争位置，而是让那被救却不领情的人在某个瞬间，突然看见牺牲者所处的“世界之外的一个点”（克尔凯郭尔语），这个“点”令他获得新的视野，良心悄然复苏，而成为与从前不同的人。
鲁迅的小说告诉读者：对真的人而言，爱与牺牲是必须且当行的，但由于国人的社会-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性格的深重缺陷，其结果极可能是辜负与背叛——这种对救赎的绝望姿态，既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怀疑和矛盾态度的真实反应。
朱西甯的小说则告诉读者：爱与牺牲乃是神恩，是良心的本然，因此不存在背叛与辜负，或者说，背叛与辜负不被牺牲者视为不幸。他的作品往往以被救者灵魂的变化与良心的不安，昭示救赎已然实现。
因此，鲁迅是以宗教之心，行怀疑之实，这种对人性真实的呈现，最切中小说的本质。朱西甯则是以宗教之心，行陶冶之实，以他的小说开辟另一条精神道路：爱、肯定和信心的道路。这道路并不以现世的改进为依归，而是致力于将一切人性关系变为良心的关系，变为灵魂的自由与新生。这种良心关系渗透了内部和外部的世界，世界亦由此得以重建与更新。这是属灵之爱的力量——“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莫太前书》）
作家秉持这爱与信心，站在“世界之外的一个点”，书写万千人世，描摹“属血气”和“属肉体”的人物在尘世之罪中竭尽全力的沉浮挣扎，得救或拒绝得救。这是以文学做见证。这不是写实的乡土文学——写实仅是笔法，那个写实风格的乡土世界，是作家灵明世界的显形，是比方，是寓言。
作家的根在天空，不在大地。
一九六七年，于内湖一村家中留影
3．
于是，他讲了这么个故事：
在老黄河边的一个万姓村庄，一对族人兄弟——大春和长春——因为四十亩地结了仇。不是他俩之间争这地，而是长春因为给一个弱势族人主持公道，使得本来要分给大春的地，归了那个弱势者。自此大春怀恨长春，各种斗气使性，报复的雪球越滚越大。一个夜晚，大春引来马匪劫掠长春的家院，以借刀杀人。怎料急公好义的长春家被盐帮兄弟牢牢把守，匪徒未能得手，一怒之下反把大春绑于旷野树下，凌割了他的脸之后扬长而去。大春惨痛呼号，长春循声救下，却在毫无防范时被大春以利刃刺透胸口。大春自此杳无消息。长春被弟弟永春救回家，不治而逝。临终前，他对弟弟谎称，是马贼杀了他。
十九年后，大春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疯老头，回到故乡的锁壳门下，受尽戏弄。族人都认不出他，叫他唱一段，他就唱：“悔不该哎……图财害命……把那天良丧，现世作孽哎……哎……现世报……不等阴地府走那么一遭哎……咚呛一个咚呛……”
永春为给大哥报仇四海追凶，却找不到仇人。当他疲惫地归来，被大春误认为是长春时，最动人的一幕发生了：
“这疯子颤巍巍地扶着树干站起，仍不住地猛摇脑袋，斜瞄着永春胸口。那只被割去的耳朵，正对着永春。
‘你……你没有挨……杀死？长春？’
藏在乱须里的嘴巴咧了咧，眼底现出一丝儿笑纹……
一只手像腐朽的树根一样，伸上来，战战索索地摸弄着永春胸脯，脸也几乎要凑到上面。只听他呜呜咽咽地念着什么，仿佛又是一种快乐的呻吟。‘长春……啊，这就好……长春呀……’这样呜咽着……
‘嗡嗡……长春……老天爷搪住啦……嗡嗡……老天爷……’”
那个曾以长春之死为人生目标的大春，在经历漫长的良心谴责之后，为长春的“复活”而欢喜呜咽——可惜是个错觉。此场景勾画出一个血气罪人所受的最重的折磨，所做的最深的忏悔，其力量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彼拉多的梦相仿佛：彼拉多处死耶稣后，总梦见自己在月圆之夜，与耶稣一起走在月光路上，快乐地探讨哲学问题。可是每当他醒来，都发现自己凝固不动地坐在秃山上，带着洗不掉的罪，坐了两千年。
永春此时才懂得长春临终为何说是马贼杀了他——“那一脸温厚深远的天生的笑容”的长春，不想冤冤相报，他已原谅那个杀死了自己的血气兄弟大春。
若干年后，当大春只剩一口气时，已是族长的永春去探望那裹在芦草里的残躯：
“也曾是一条生龙活虎的汉子，一生里抓打啃咬，总想多给自己争得点儿什么。想要的不多，得到的很少，这样就是一生了。”“抓打啃咬，总想多给自己争得点儿什么”，这是大春的精神肖像，也是亿万血气凡人的戾气写真，它穿越时间，于今尤甚。
超现实地，大春活下来了，百病缠身，折磨历尽，却被诅咒般地永远不死。族人供养着他，孩子们叫他“老疯子”，向他丢石子。老祖母教育孙儿们：“好人不长寿，恶人活万年。”这句话不再是谴责苍天无眼，而是恶人受罪受不完的意思。老疯子进入孩子们的梦里，把他们吓醒。褂兜儿里装进石头子儿，孩子们重又睡去，“梦见疯老头被他们打死了。”
这是中篇小说《锁壳门》——一个中国版“亚伯与该隐”的故事。长春如蒙上帝悦纳的亚伯，大春如因嫉妒而杀弟的该隐。作品讲述善恶冲突，更具体地说，讲述灵性人物（长春）的“爱之本性”与血气人物（大春）的“戾气品性”的冲突。这冲突不发生在社会-阶级层面，而是发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内部，但却并非家庭伦理剧，而是古希腊式的天人悲剧——灵性人物的牺牲导致血气人物的天罚，令人震悚，予人净化。从人物结局的安排，可以看到作家对爱-牺牲-救赎的信心，对“道”的信心。
这是作家朱西甯区别于传统中国文学——无论古典传统还是五四传统——的独特之处。年代不明的时间，风沙弥漫的旱湖，凝固不动的锁壳门，无始无终的黄河故道，心如婴孩的仁者，永远死不了的罪人，田地，赌局，盐商，马匪，家境和脾性各异的族人……作家之笔在栩栩如真的写实和放诞不羁的超现实之间自由往还，直抵象征之域。这种自由的动力，源自作家心中广大无边的意义空间。小说的形色，乃是意义的外化。这是《锁壳门》的特点，也是小说集《铁浆》和长篇小说《旱魃》的整体特点。
上文中的故事出自小说《锁壳门》，已收录于理想国2018年版《铁浆》
4.
朱西甯小说中可以直接看到“爱的做工”，这是它们抚慰力量的源泉。小说集《铁浆》中的《贼》并不是贼，而是代人受过的朴素义人；《刽子手》里的刽子手也无法铁石心肠，他感到被他斩杀的汉子“杀人杀到是处，惹人佩服”，于是在酒馆里和老伙伴为其大鸣不平（从人物和场景设置来看，完全是对鲁迅《药》的反写——鲁迅的主题是启蒙失败，刽子手-看客之残忍和牺牲者的徒劳）；《红灯笼》里的老舅为救落水小孩而危病复发，令懵懂的“我”真正懂得了惦念与焦虑的滋味……在朱西甯这里，蒙受牺牲的“爱者”与周围的人群不是隔绝和辜负的关系，而是发乎真心的微妙回应组成“爱之链条”，嵌入人世。其间心理-精神能量的转换与补偿，对读者影响至深。
爱的另一端，是冷静审视“最糟糕的事物”的那种能力。张爱玲称赞“《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们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这“血性”，在朱西甯的小说里是戾气，是执着于物质-肉体欲望的疯狂意志，是灵明之敌人。这是鲁迅所批判的“奴性”之外，另一具国民性格幽灵，它在当今的城乡愈发游荡——敛财无度的贪官，高铁上的霸座狂，向幼儿园的孩子们伸出屠刀的“失意者”，碰了下肩膀即破口大骂的路人……人人心中憋着无名火。
这强直的火气、血气、戾气，在《铁浆》和《旱魃》里触目皆是，形神毕现，深具象征意味。它毒化孩子的世界，小小年纪即从生活细节开始“瞒和骗”，养成长幼尊卑，歧视欺压“低等人”；“低等人”自己，也安于被欺压和瞒骗，坚定不移地景仰着榨取和瞒骗自己的阔老爷（《捶帖》）。
这肉体-物质之欲是如此非理性地强烈，已经到了活的得不到、死了也要奸尸的骇人地步（《出殃》）。为了福荫子孙，甚至不惜打赌喝下铁浆，以至命丧黄泉，尸如焦木（《铁浆》）。平素从未照拂过基督徒邻居的乡民们，天旱无水，却到唯一有水的这家水井边吵嚷抢水；又执于迷信，竟掘坟验尸以寻旱魃（长篇小说《旱魃》）……
如此富有也擅写救赎之爱的作家，为何亦能将戾气疯狂写得如此之广、之深？因为作家站在了“世界之外的一个点”。用另一位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话说：“去观察最糟糕的事物只不过是对上帝的一种信任。”唯有深刻体验了至善无伪之爱，方能刻写形形色色的罪与恶。
这是自由写作的法门。感谢朱西甯先生的小说，引领我走到这里。
本文作者介绍：
李静，文学评论家，剧作家。北京日报副刊编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以评论王小波、莫言、木心等作家获得2011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以剧本《大先生》获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著有话剧《大先生》《秦国喜剧》，批评随笔集《捕风记》《必须冒犯观众》等。
本文授权理想国首发
